难以逾越的官僚制——基于官僚制合理性和演化论的研究视角

西方国家在迈入后工业化时代的行政改革以及随后兴起的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否能够超越并代替官僚制模式?是否官僚制已过时,并失去了其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组织普遍采用的占主导地位的组织形态的基础地位?这是目前理论界较为关注的问题。在现阶段,对官僚制的超越仅仅是一种乌托邦理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目前都只能表现为对官僚制的进一步改进和创新,而不是抛弃官僚制的基本制度和官僚制组织结构本身。     

浅议韦伯官僚制理论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官僚制从诞生以来,一直在各国公共管理领域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和影响,为现代社会的组织管理提供了有效的工具。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官僚制由于自身的缺陷不断受到现实的挑战和理论的批判,西方发达国家开始着手探索对传统官僚制的革新。本文试图重新审视韦伯倡导的官僚制的时代意义和当代价值,对官僚制进行重新的解析,以澄清人们对于官僚制的片面的批判。     

透视官僚制的经济学途径——唐斯官僚经济理论述评

理性官僚制理论自马克斯·韦伯提出后一直是公共行政学科研讨的热点。在伴随着官僚制逐渐凸显的局限性而日益增多的对官僚制批判、分析和反思的研究中,唐斯率先以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途径透析官僚体制内部,深入分析官僚组织和官僚行为,开创了官僚经济理论研究的先河。本文从官僚组织的运作机制与环境、官僚的行为以及官僚组织行为三个方面了梳理了唐斯的官僚经济理论,对其理论贡献和不足做出评析,以期为更深刻地揭示官僚组织及官僚行为运行的内在机理提供借鉴。     

建立以法律为支撑的官僚制

官僚制作为一种组织体系和管理方式为社会化的大生产发展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实践的深入,它也日益暴露出诸多弊端。在社会转型时期,更需要对此体制进行理论的探索和重构,以期为社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理论指导,更好的服务于实践。     

韦伯眼中官僚制的弊端与其政治无力感

在韦伯的学术研究中,对官僚制的研究占据着重要地位,而对韦伯官僚制问题的论述必须放在其政治思想的总体视角下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韦伯不仅指出了现代官僚制产生的内在动因和外在条件,并且在承认官僚制技术优势的同时指出了其政治弊端。随后意识到这种手段在德国缺失所导致的政治低效,也构成了韦伯在这一问题上的主要焦虑。     

官僚制与企业化政府

本文通过分析行政改革中官僚制政府和企业化政府的特征 ,指出中国行政改革的现状是官僚制不足 ,揭示中国行政改革的深层次问题 ,总结中国行政改革所面临的双重任务。     

官僚制下领导者的改进

通过从官僚制度的弊端入手,分析官僚制度给领导者带来的不利影响,并重点介绍官僚制下领导者怎样改掉这些不足,更好地发挥领导者的带头模范作用,从而提高领导者的各项素质,促进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     

“传统官僚制”:我国行政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重要制约因素

行政省直管县改革日益成为我国行政区划体制改革或行政体制改革的一种历史必然。实践表明,在推进行政省直管县改革的过程中,"传统官僚制"对其制约作用明显。从一定意义上说,行政区划改革特别是行政省直管县改革更多的是在结构层面对整个国家官僚制系统的一种优化,也是"传统官僚制"的一次自我救赎。为此,我们试图通过对"传统官僚制"进行理论剖析,以问题为导向,探求"传统官僚制"对行政省直管县改革的具体制约方面,以期达到破除"传统官僚制"的流弊,改造并超越为与后工业社会或信息化社会相适应的现代理性官僚制,祛除行政省直管县改革的理论障碍点,从而顺妥推进行政省直管县改革。     

官僚制的困境与创新

官僚制在近代史上起过重要的进步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理性官僚制出现了明显的问题和不足。由此,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西方兴起了一场公共行政改革运动,提出要在官僚制中引入市场机制,下放权利,用企业精神去改造公营部门,从而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官僚机构的效率,重塑政府形象。然而,这只是对现有理性官僚制的校正,并不是完全替代。因为政府和企业毕竟是根本不同的两种机构组织,实质是对官僚制的一次制度创新。我国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事业机构的改革,要从根本上解决机构重叠、政企不分、官商不分、决策混乱的问题,同样需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以市场为取向和以企业家精神为导向的改革战略。     

“官僚制”－－突破与回归——对“官僚制”批判的反思

对“官僚制”的研究在公共行政学领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围绕韦伯提出的“理性官僚制”理论，学术界展开了一系列争论。其中以“摒弃官僚制”为口号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最为突出，它集中在效率、应变能力、非人格化、管理体制内部结构矛盾等几个方面批判了“官僚制”并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但却不尽合理。本文从反思“新公共管理”对“官僚制”的批判的基础上，认为我国当前的行政体制改革应在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础上，建构新型的官僚制。     

超越官僚制:行政改革的方向

近代社会政府的发展是走向现代官僚制的进程。官僚制在20世纪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自70年代后期以来,官僚制的诸多缺陷逐渐暴露了出来,人们开始对官僚制进行反思。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是一个试图超越官僚制的公共行政发展运动。但是,它并没有找到一条新的思路而实现对官僚制的超越。中国自80年代以来,也开启了行政改革的进程。对于中国的行政改革来说,它有着双重任务:一方面由于中国行政改革是在官僚制发展不充分的前提下进行的,所以它需要吸收和借鉴官僚制的一切积极成就;但同时中国行政改革所处的历史阶段又决定了它不能在官僚制充分发展起来之后再实现对它的超越。因此,中国的行政改革必须把学习和超越的双重任务放在一个统一的进程之中。它的出路就在于从公共行政的道德化这个视点入手。     

电子政务、官僚制与政府管理模式创新

本文从电子政务的主要阻力因素是政府官僚制状态的假设出发,构建了官僚制状态的分析模型,剖析了官僚制与电子政务的因果关系及运作机理,最后提出要发展电子政务必须对我国官僚制结构进行改造的结论。文中还给出了改善我国官僚制结构的几点政策建议。     

公务员、干部和官僚制

苏联模式的党政干部体制传入我国后弊端很多,实行科层制管理官员众多却忌称官僚制。我国推行公务员制度改革就是要摒弃苏联模式,破除意识形态偏见,承认理性官僚制并发挥其正面功能,革除冗官降低官僚制的负面效应,推行国家人事行政的现代化。     

挑战官僚制：理论与现实的双重思考

韦伯的官僚制与威尔逊“政治-行政”二分法的结合确定了传统公共组织技术理性模型的基调。片面的效率价值取向包含着悖论。理论上它受到人道主义、宪政主义的挑战。而新公共管理既是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又是实际层面上改造政府的一种运动。“第三政府”行政也在现实层面上构成了对传统官僚制的挑战。文章分析了西方公共组织理论与现实的发展对我国公共行政的启示。     

刍议互助责任体制下中国现代官僚制的缺失——兼论腐败的文化因素

现代理性官僚制是适应工业化大生产的理性的经济活动方式所需要的法律与行政管理制度,但至今中国并未真正实现从传统官僚制向理性官僚制转变。本文认为以亲缘互助、地缘互助、业缘互助为基本形式的社会互助责任体制的特质是中国官僚制建设难以走出困境,并因此带来难以有效制约行政腐败,是当前腐败产生并猖獗的深刻的文化根源。为此结合我国互助责任文化的特性和现代理性官僚制的特征,提出了完善中国官僚制路径选择。     

服务行政模式对官僚制的借鉴与超越

理性官僚制作为一种现代组织形式,在今天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虽然官僚制问题重重,但由于它本身还存在着生命力,再加上我们在现阶段官僚制发展不足等特殊国情下,所以我国现阶段应在对官僚制的借鉴基础上实现超越,做到服务行政模式和官僚制的兼容互补,有效结合。     

任务环境、大部制改革与地方治理体系的反官僚制化——对浙江省地方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大部制是中国政府治理体系改革的一项重要选择。可现有研究对地方大部制改革中组织运行逻辑和任务环境对改革的影响缺乏深入研究。本研究以官僚制理论和中国官僚制组织研究成果为基础,提出任务环境与作为官僚制化的地方大部制改革间关系的分析框架,并以浙江地方食药监管大部制改革为案例加以论证。研究发现,政策模糊、制度缺失及组织任务的膨胀与冲突加剧了以压力型体制这一结构性因素为基础的任务环境的不确定性,使行政组织的官僚化与专业化产生张力。这突出呈现为一种反官僚制化现象,从而降低了改革有效性。除了完善统一权威的组织体系,走出困境的关键在于强化公务人员责任落实,持续推进专业化建设,而这依赖于任务环境提供更系统有效的支持,特别是更科学规范的政策和制度体系的支持。     

官僚制: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就对社会实践的影响而言,再也没有一种理论像官僚制理论那样被广泛用于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的实践当中。然而,它的成就不足以掩盖它的内在缺陷。在官僚制技术主义的工具理性追求中,韦伯回避了价值因素的意义。也正是因为如此,整个20世纪的公共行政实践不但没有实现责任与效率的完美结合,反而愈来愈在责任与效率的问题上招致批评与质疑。西方对官僚制的反思包括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即理论层面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与实践层面的以“重塑政府”为主旨的行政改革浪潮。这种反思本身并不涉及官僚制的历史合理性,而主要集中于官僚制在满足现代社会的效率要求方面的失灵。然而,西方行政改革浪潮并不意味着官僚制的终结,它仍以官僚制为整体背景并试图寻求方法与技术上的创新对官僚制进行修补,以满足当代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要求。     

官僚制与转型期政府权力运行机制理性化重塑

作为近现代社会占支配地位的组织和权力运行形态,官僚制以其形式合理性和技术化的设计在西方社会取得了极大的成功。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西方各国向后工业社会迈进,与其相应的官僚制陷入困境,西方各国掀起了一场旨在否定官僚制的行政改革浪潮。虽然官僚制在当前因其自身的某些局限性而面临改革,但是,官僚制本身所蕴含的理性精神、民主意识及其科学化的设计理念,对于转型期我国政府权力运行机制的理性化塑造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官僚制历史与理论的再思考——基于行政伦理的视角

公共行政的合理化过程主要就是公共行政体系构建和完善的过程,而作为公共行政体系主要承载体的官僚制,在充分彰显理性价值的同时,也不断陷入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的困局。从官僚制生长的政治、社会、组织与管理背景出发揭示公共行政体制的变革逻辑,需要对官僚制历史与理论进行伦理定位和价值反思,从而避免把问题的根源归结于人,并突出制度设计在公共行政发展中的作用,为未来的行政改革辨明方向,即从政治路向出发通过对政府与公民间关系的重构,形成一种以社会公共事务为中心的多层次的复合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