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怎么自觉

近来,一个概念愈来愈响亮,这个概念是"文化自觉"。此于知识界是高兴的事,因为这个很早就发自知识界的声音开始有了社会回应。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在进入经济全球化之后显示出蓬勃与雄劲的活力。尽管"两个文明一起抓"提得很早,颇     

论中国现当代主流文化的发展逻辑

要探讨中国现当代主流文化的发展逻辑，首先必须解答两个前提性问题：其一“何为现代”，其二“何为主流文化”。对于“现代”（英文modern）这个概念，西方学术界与中国学术界存在一定的分歧，     

习近平关于“两个结合”的重要论述及其意义

“两个结合”是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华民族文明如何传承发展的重要论述。“两个结合”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百年历史经验的系统总结，也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新时代实现“两个结合”，应当坚定文化自信的正确立场、秉持开放包容的基本态度、坚持守正创新的科学方法。在筑牢道路根基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在打开创新空间中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在巩固文化主体性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社会建设”概念辨析及路径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视角

一、“社会建设”概念辨析（一）、“社会建设”与“社会”建设 1．“社会”概念。在马克思之前的旧哲学中，对社会本质的认识，基本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神学政治论，一种是理念论。神学政治论认为，“上帝作为造物主，是作为被造物的人的主，社会是主赋予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因此社会高于人”。     

从“人情”看乡土社会变迁

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里，由于乡村与城市的社会结构差异，乡民们对“人情”的理解与做法与城里人也存在很大不同。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土“人情”也悄然发生着重大变化，且演绎出乡土社会都市化的变迁轨迹。     

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中新的文化业态培育

“两型社会”文化产业指的是突出生态文化和资源节约文化的一系列文化产品生产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当前，要抓紧培育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中新的文化业态。     

一个需要澄清的理论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提出“计划经济”这个概念,而他们提出的未来社会应当实行“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生产”的实现条件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中曾经实行的“计划经济”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是有着很大差别的,实质上是“行政经济”、“集权经济”的代名词。“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生产”是人类社会发展到最高阶段即充分自由的标志。     

倡导清新生活方式

“清新”是我国传统诗学和审美领域一个重要的评价标准和范畴，而且也与人们的生活、品格密切相关，成为一个指涉文化理想的概念。“清新”一词可以视为“清”与“新”的组合。在这个组合中，“新”不难理解，而“清”的意思则很丰富。“清”，     

延续与开拓：“无限”型与“两合”型行政管理模式之比较

行政管理模式是政府为管理社会而形成的与社会的互动机制，按照社会资源配置主体的不同，可分为“无限”型、“两合”型和“有限”型三种。纵观当代中国发展史，我国经历了“无限”型和“两合”型两种行政管理模式。相对于“无限”型而言，“两合”型表现出极强的延续性和开拓性。其延续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行政首长权力继续拓展；二是继续追求共同的价值取向——提高行政效率；三是行政层次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成为不变的常量等。其开拓性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逐步理清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二是变革了党的领导方武——由党政不分走向党政分开；三是行政系统由封闭逐步走向开放，四是由依文件行政逐步走向了依法行政。     

聚气凝神 培植精神动力

党的十五大报告强调：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指导方针。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物质文明建设是社会发展的“骨”和“筋”，精神文明建设则是社会发展的“气”和“神”。骨筋和气神是有机的统一体。在贯彻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战略任务中，必须做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步建设，努力培植跨世纪发展的精神动力。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迫切要求培植精神动力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在建…     

社会治理的“罗盘”:“情”“理”“法”关系的融合与互通

“情”“理”“法”是协调人类社会各种关系的主要依据,“情”是基础,“理”是“情”的规则化,“法”是尽“情”适“理”的设计。三者虽在目标和源生上具有一致性,但在社会生活中却常以矛盾的形式引起人们的关注。不同的文化视阈下,对“情”“理”“法”的关系看法不尽相同,三者以一种哲学式的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不断相互促进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结合我国的文化特征和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促进三者融合互通,建构完善与“情”“理”精神相一致的法律制度体系,杜绝不合乎现代社会之“法”的“情”“理”对“法”的干扰,善用中华文化之“情”“理”释解现代社会之“法”。     

文化全球化的实质与消极后果——兼论鼓吹“文化全球化”与“文化转型”的盲目

20世纪的经济“全球化”给人类社会带来大量的新变化,但也随之带来了许多的问题。国内有些善良的学者,大多看到了“文化全球化”表象的,纵向的新旧交替,但那些有意无意间流露出的“向西方现代文明扩张的伟大结局致敬”的宏论,则忽视了中西方文化之间的横向的,单向的影响。虽然关于文化全球化的争论,至今没有结果,但随着这个概念的不断重复,文化界已经有把“文化全球化”当作“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同质化”的代词,“约定俗成”地固定下来的走向。对此,必须弄清“文化全球化”的实质和给我们带来的后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全面性取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目标、发展道路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拓展经历了从“两个文明”到“五位一体”的不断深化过程。当前“五位—体”总体布局的确立，彰显出重大的当代价值。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拓展的理论基础、     

传统文化中“半私”、“半公”的互相缠结及其必然走向

同西方人一贯提倡个人本位的文化思想相反，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倡导社会本位；这是一个“文化黑洞”，其中的“半私”、“半公”的缠结’，时常表现为一种民族性的巨大心理定势，以万应之力，承受各种改革、革命的冲击。而安之若素，守旧依故，使历史的发展不是停滞，就是在原地兜圈子。     

政治文明概念的科学涵义

深圳大学特区台港澳经济研究所的苏东斌发表文章说，最近，江泽民郑重地提出了建设“政治文明”这一要求。江泽民对这个概念的现实使用，不仅把法治建设提到了政治文明的高度，并且把政治文明作为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并列的重要判断。“政治文明”，说到底，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制度文明”，也就是对邓小平关于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决定的深化提法与理论概括。     

究竟是"社会国家化"还是"国家社会化"?——从马克思"国家-社会"结构理论看当代中国"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在当代探讨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问题上,“社会国家化”和“国家社会化”是当代学者们从两种不同的立场出发得出的两种相反的经典理论研究范式。“社会国家化”与“国家社会化”孰优孰劣?马克思的“国家—社会”结构理论为我们科学把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哲学方法论基础。以马克思“国家—社会”结构理论为指导,走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协调发展道路,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必须和必然。     

论“县”级行政区划和区域聚合功能——以开江县为例

县，是中国自古以来最基本的行政建置单元，是一个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的座标定位。“县”不但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行政概念，也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文化理念。县一级行政建置定位准确长久稳定，良好的区域性条件因素及其行政建制的作用力恰好像神奇的“磁场”似的，将一个特定的地域圈定下来，渐渐产生“场”效应，促使区域经济文化得以长期聚集、积淀，从而形成共同的社会文化心理，共同的语言，以及诸多特色性的经济、文化传统和风俗人情，具有本土性、原生性、世俗性、生动性和原创性等的地域性文化特色。     

坚持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党的基本理论具有代表性的发展和贡献，对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三个代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生产力代表”是其他两个“代表”的基础。要贯彻好“三个代表”，首先要努力做到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推动社会生产力不断进步。第一，要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发展起着促进的作用，反之，则起着阻碍的作用。与生产力和…     

新时代中国“粉丝”文化的伦理表征与“濡化”路径

进入后亚文化时代，以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青年亚文化理论范式逐渐丧失解释力。立足中国本土实践可以发现，当下中国“粉丝”身上表现出典型的伦理特性，即融合与离散的主体性伦理、陌生与亲密的亲缘性伦理以及游走于“丧”与“燃”两种情感之间的国族性伦理，但也存在着主体性、文化性以及交往上的伦理困境。对此，可借鉴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濡化”概念，从父辈与子辈的代际濡化、主文化与亚文化的文化濡化以及传统与现代的价值濡化出发，引导中国青年亚文化群体走向正轨。     

李安宅对“礼”文化的功能主义分析——读《<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

《仪礼》、《礼记》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两部书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产物,作为“礼”、“礼制”文化的承载体,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礼仪社会及礼乐文明本身.李安宅先生强调要客观地将《仪礼》和《礼记》这两部书用社会学的眼光来检讨一下,看看有多少社会学的成分.即用“内证的研究”(internal study),客观地审视书中对社会现象或社会事实及其对人们的行动产生了哪些方面的影响,批判性地对国粹主义赋予其之神秘性进行“祛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