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调解检察监督的若干问题思考

民事调解检察监督制度的确立是我国司法体制以及检察监督体制逐步完善迈开的重一步,如何正确有效行使检察监督职能,成为当前不容忽视的课题。文章从民事调解检察监督必性、原则、范围、方式、困境五个方面探讨调解检察监督,以期进一步落实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论虚假调解的检察监督

当前虚假调解案件已成为扰乱我国司法秩序的一大顽疾,亟需得到有效治理。囿于当前法院的自我监督和案外第三人应对虚假民事调解措施的乏力,有必要发挥检察监督的制度优势对虚假民事调解予以规制。然而,虽然我国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调解活动进行监督,但由于司法实践中存在监督职能错位、监督方式单一以及监督效力不足等问题,虚假调解的检察监督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论我国金融检察专业化发展及制度设计

当前,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和不断创新伴随着高密度的金融犯罪,金融犯罪的复杂化、专业性给检察机关的司法实践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实现金融检察的专业化已成为我国检察机关面临的新课题。世界各国针对金融犯罪的特点加强了对金融检察的专业化制度安排,这些经验对于完善我国的金融检察制度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我国北京、上海两地相继进行了金融检察专业化的试点实践,取得了一定效果,同时也存在机构设置不科学、衔接不协调、配套制度不健全等问题。为此,必须设立综合型的金融检察专业化机构,加强内外衔接,引入第三力量,建立情报机构。     

论我国金融检察专业化发展及制度设计简

当前，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和不断创新伴随着高密度的金融犯罪，金融犯罪的复杂化、专业性给检察机关的司法实践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实现金融检察的专业化已成为我国检察机关面临的新课题。世界各国针对金融犯罪的特点加强了对金融检察的专业化制度安排，这些经验对于完善我国的金融检察制度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我国北京、上海两地相继进行了金融检察专业化的试点实践，取得了一定效果，同时也存在机构设置不科学、衔接不协调、配套制度不健全等问题。为此，必须设立综合型的金融检察专业化机构，加强内外衔接，引入第三力量，建立情报机构。     

论诉讼调解监督路径之完善

在司法实践中，诉讼调解常会被当事人恶意利用，来实现个人的非法目的。同时，诉讼调解存在不自愿、不合法、违反程序、无法执行等问题，尤其是诉讼调解有时会侵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在现行制度框架下，由于案外人不能中请对诉讼调解案件进行再审，法院一般也不会依职权启动调解案件再审程序，因此，检察院对诉讼调解的监督十分必要。无论从诉讼调解的性质、缺陷还是审判监督的走向来看，强化人民检察院对诉讼调解的抗诉监督有充分的法理及现实依据。加强人民检察院对诉讼调解的监督，应全面落实对诉讼调解的抗诉权，进一步细化抗诉事由，规范检察建议的运作，发挥其便捷、高效功能，强化检察建议对诉讼调解案件再审的引导作用。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检察调解范式——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典型案例的视角

检察机关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取得显著的成绩的同时也面临了诸多问题,包括衡量标准不统一、检察调解协议有待保障落实、检察调解制度构建存疑等困境。在总结最高人民检察院12个典型案例经验的基础上,对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检察调解实践提出了加大制度约束与裁量基准公布、保障检察调解后续程序公开透明、构建多元检察调解路径等建议,以促进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统一,避免“程序空转”,推进案结事了。     

恢复性司法视野下的刑事调解制度研究

刑事调解是指在刑事案件中通过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直接接触,由中立的第三者参与调解,促进当事方的沟通与交流,并确定犯罪发生后的解决方案。我国现行刑事调解制度存在许多缺陷,应在恢复性司法视野下进行刑事调解制度的重构：更新与构建刑事调解制度生存的司法空间,理清刑事调解适用的原则,扩大刑事调解的适用范围。     

刑事调解制度的现实基础、理论依据及理性思考

就刑事调解制度的现实基础而言，既有现行刑事司法模式所带来的困惑，也有刑事政策变革之要求；既有域外的刑事司法改革经验，也有各刑事诉讼主体的利益诉求。治理、善治理论、社会资本理论、传统“无讼”文化、被害人学说等为刑事调解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刑事调解制度作为一种新兴的刑事司法模式还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其主要解决被害方民事赔偿问题而缺失社会关系的修复；对刑事法原则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容易造成不平等和歧视待遇；会带来在预防犯罪的同时降低了刑罚威慑力、促使犯罪的形成的双重社会效果等方面，必须对其进行理性思考。     

检察职权之变迁与展望

随着民主化的进程,台湾地区刑事司法改革的实质内涵,几乎就是以检察职权的改革为其核心。强势美国司法文化的侵袭、审判制度长期扭曲的觉醒、政治力量的推波助澜、司法效能不彰错误的祭品等因素直接影响了检察官的职权的修正和变迁。只有在扫除黑金,打击重大犯罪上永不止步,通过树立检察官的司法公信形象,贯彻追诉犯罪角色功能,做法治国的守护人等方面加强力度,方能展现刑事司法制度全新的面貌与姿态。     

民事调解检察监督研究

从正当性角度分析,立法模糊并不构成民事调解检察监督不可逾越的障碍;民事调解检察监督也并非与调解的自愿性相悖;调解程序的软化和实体合法的伸缩性会造成如何监督的困难,而并非要不要监督的两难。在客观效果上,民事调解检察监督虽然可能会与调解瑕疵救济部分重合,但并非以救济调解瑕疵为目标。民事调解检察监督不以保护个案中当事人的私益为目的,这是确定民事调解检察监督法定事由和方式的基础。     

恢复性正义:当代刑事政策的新理念

整个刑事政策的历史以及现代各国刑事政策的主流,都是以报应性正义为指导的,而现代各国犯罪率特别是再犯率居高不下,使人不能不对报应性正义指导下的刑事政策产生怀疑,在此背景下,人们开始将目光投向一种新的正义目标:恢复性正义,并以各种方式去实践。     

论检察机关正确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检察工作的每一个环节,包括职务犯罪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和诉讼监督等各个方面,都要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正确理解、把握"有无逮捕必要",是审查批捕工作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关键.公诉工作一方面要坚持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另一方面要依法、慎重、大胆使用不起诉权;积极、规范适用刑事和解;依法、扩大适用简化审和简易程序.正确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树立宽严相济的执法理念,加强工作机制建设,切实防止不良办案倾向.     

论公安机关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途径

在当前我国刑事法制背景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主张重点在“宽”，而非“严”。面对轻微犯罪大量发生造成的刑事立案总数居高不下，暴力性恶性犯罪愈演愈烈，给“命案必破”的工作目标带来压力，新型的社会越轨行为不断涌现，给公安执法实践带来困扰的局面，公安机关应该在科学界定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础上，从执法理念更新、程序解读、实体运用等三个方面探讨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途径。     

论民事诉讼中正义与效率的紧张关系--以和解为例,兼论我国和解制度的完善

构建和解制度是缓解诉讼正义与效率紧张关系,实现实质正义的重要方面.比较我国和国外和解制度,可以发现,我国关于和解制度的规定流于简单,在操作中较随意,以致对和解行为的监督和补救带来不便.为此,从法律的内生性资源中寻找解决民事诉讼中正义与效率的紧张关系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途径.     

构建和谐社会与行使检察权

在刑事司法及检察权的行使问题上,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性要求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际意义.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因此而呈现出社会关系不稳定、资源稀缺难以支持良性的社会运作、发展不平衡矛盾较为突出以及违法行为普遍化等特点,为构建和谐社会,应当实施政策指导型刑事司法,注意"软性"司法手段的运用以及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此需反思重刑思想,包括反思短期自由刑的适用、反思"严打"方针的贯彻、反思死刑的应用、反思规制经济的刑事政策.行使检察权,应当注意逮捕权运用的客观性与中立性;注意公诉权运用的歉抑;推进协商性司法和恢复性司法;注意在查处职务犯罪中贯彻宽严相济政策.     

“检调对接”若干问题探析

“检调对接”是检察机关在立足检察职能、化解社会矛盾的司法实践中概括出来的新名词.“检调对接”是“枫桥经验”在检察执法环节的创新和发展,两者在理论和实践意义上都有相互紧密的传承关系.“检调对接”在职能范围和模式选择上有其独自的特点.     

刑事政策对刑事司法活动的影响

本文通过分析刑事司法活动数据,就刑事政策对不同机关刑事司法活动的影响予以评价。数据分析表明,从短期看,"从重从快严打"的刑事政策具有控制犯罪的高效性,但从长期看,"严打"从未被证明是社会取得长治久安的良方。     

未成年人犯罪矫治的恢复性司法模式构建

恢复性司法旨在恢复因犯罪行为引起的被害人、被告人和社区创伤，恢复平等、和谐的社会关系和秩序。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模式与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双保护”及“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是统一的。“双保护”原则是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首要原则，基本含义是未成年人司法既要注重社会的安全、秩序，也要注重保护失足未成年人，并使二者有机结合。未成年人犯罪恢复性司法矫治体现了刑法谦抑主义所提倡的“非刑罚化”的刑事政策。刑法谦抑主义包括：一是刑法的补充性；二是刑法的不完整性；三是刑法的宽容性。通过恢复性司法，犯罪人将不用承受牢狱之苦，而由其他方式如赔偿损失、社区劳动等来代替刑罚的执行。     

宽严相济政策与轻轻重重政策的特征比较

宽严相济政策兼顾保障人权与保护社会,基于对犯罪形成与发展规律的把握,强调区别对待,宽严相济,极为注重宽严并举与宽严救济,以求最大限度地实现刑事公正与效率。而轻轻重重政策以保护社会的价值理念为主导,形成于犯罪日益严重的社会事实背景,强调宽严两极发展的思想与制度,从而轻者相对去之而重者移向中心,构成新的重重阶位的刑事公正与效率。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学

刑法解释学的蓬勃发展使得刑法学生机盎然,实质解释与形式解释两种解释理念的对抗让"正义"再次展现出多元化,是打击犯罪还是保障人权,这是个价值选择问题。刑事政策为刑法解释学的走向指明了方向。当前的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表明,"宽大"与"严格"的刑事政策指导了刑法解释学的基本走向——以严格解释为基础,以扩张解释为补充。针对妨害秩序的犯罪应当严格解释,针对公民人身、民主权利和财产权的犯罪可以扩张解释。同时,尊重行为类型在刑法中的基础地位,限制想象竞合的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