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法法典化的思考

“礼乐文化”的内容包含了民法中的公平、诚实信用原则和尊重公序良俗原则的内涵，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乐文化”和“契约原则”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二者从实际意义上来说是有着相通之处的，因此，对于现代中国来说，应当尽可能地将二者融合、消化，使之共同适用于中国的民法体系中，以体现和谐民法的精神。中国未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不是民法典式的立法体例，而是一个松散型的汇编式体例。     

法典化——中国民法臻于完善的必经之路

21世纪,仍然是法典化的世纪。拥有一部系统的民法典,既是当前世界文明发展大势对一个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又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法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文章阐述了制定民法典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对制定一部系统、全面、合理且充分体现中国当前社会发展要求的民法典进行了展望。     

民法文化与中国民法法典化

起源于欧洲大陆的民法文化绵延千年 ,形成了其特有的文化品格。由于政治、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 ,民法文化显得非常落后和贫弱 ,但是传统文化中诸如集体本位观念、德法并重的思想、善良风俗等内容在中国民法法典化的进程中也具有积极的正面效应和古为今用的实践价值。在中国民法法典化的进程中 ,制定一部先进的民法典、净化固有的传统法律文化、吸纳西方现代民法精神、实施政治和经济的民主以创建中国发达的民法文化 ,是一项浩大而又急迫的文化建设工程     

民法法典化之反思

目前 ,中国正准备使自己的民法法典化 ,无论学术界 ,还是立法界 ,绝大多数人都呼吁中国早日制定自己的民法典。在论及制定民法典的原因时 ,却往往忽视法律统一对其的影响。实际上 ,从大陆法系各主要国家制定颁布民法典的最直接、最现实的目的来看 ,都是基于对已有分散的法律进行统一的需要。然而 ,目前的中国不仅是一个政治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而且宪法也赋予了立法机关集中的立法权 ,从而确保了多年来所制定的民事单行法必然是统一的。基于此 ,笔者认为 ,虽然目前中国的民事单行法数量众多且冲突不断 ,但其在某一特定的民事领域仍是统一的 ,加之伴随着民法的调整范围日益扩大 ,传统的民法典体系亦不能包容一切的现实 ,因此 ,中国应维持目前的民事单行法现状 ,实无必要进行民法的法典化。     

对我国民法法典化的几点思考

法典化的显著特征在于法典的形式理性与价值理性 ,我国制定民法典实质上就是为了实现民法典的形式理性和价值理性 ,即让民法典符合一种相对封闭的逻辑自足的体系 ,从而实现民法对人的终极关怀。本文首先分析了民法法典化的内涵 ,进而针对我国特殊的历史阶段和法律现状分析了我国实现民法法典的原因 ,最后指出我国在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 ,需要注意民法典的模式、分析法学的运用及法律分类的研究问题     

清末民初民法法典化动因探析

清末民初 ,内忧外患 ,中国法制面临现代化的抉择。最终 ,晚清以来的民事立法于西方两大法系中 ,走上了大陆法系法典化民法的道路 ,究其原因 ,主要有 :五大臣的出洋实证考察、邻邦日本的影响、对世界民法认识的片面性、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初步发展和民权的扩张、中华法系的成文法传统和制典习惯、当时法官偏低的素质等。     

从民法现代化演进趋势看我国民法法典化进程

民法现代化的演进主要体现为民法发展的三个趋势:即民法国际化、民法的社会化和民法商事化趋势。本文从这三个趋势出发,探讨我国民法法典化的进程。认为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对民法社会化趋势做出回应,同时应坚持权利本位为主、社会本位为辅的立法思想;在立法模式的选择上,我国民法典应顺应民法国际化的趋势,制定出一部既有借鉴学习,又能立足本国,具有“原创性”的民法典;在民法典的体系构建上,应注意处理民法典与特别法的关系,同时注意民法典中调整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并重的问题等。     

大陆法系民法典的生成规律与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

现代学者多认为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的进程存在诸多严重问题。但这些问题并非完全是几部法典草案自身不足所造成,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的进程违背了民法典生成的基本规律才是更深刻的问题。法、德、日三国制定民法典的艰辛历程说明,民法典只有在一个基本稳定的新社会秩序下才可能发挥长远的功效,作为调整民事生活的基本法和常规法,民法典无力自发调整处在巨大变革之中而尚未形成稳定秩序的社会生活。20世纪初至30年代,中国始终处于动乱,纵然其间有过形式上统一全国的政府,仍无法领导国人构建新的社会秩序,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当然也无法取得真正的成功。     

我国民法法典化的社会学思考

实现民法法典化是法学界的重要任务。本文从法治背景、社会背景和文化伦理三个方面对民法典的制定加以考察。特定的法治背景决定我国民法会带有一定的公法色彩 ;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及改革的渐进性会给民法典的制定、实施带来影响 ;民法与传统法文化、伦理的不融合 ,要求我们必须注重利用本土资源。在法学的研究方法和指导思想上也应有所变化。     

论民法法典化的基础--从罗马法到现代社会

中国民法法典化已经是大势所趋.然而民法的法典化从来都不是偶然的,它是特定历史基础的必然产物.探寻民法法典化的基础,应以罗马法的历史为出发点,从社会形态、经济体制、政治模式、法哲学、法理论研究及法文化等几个主要方面展开论证.     

民法法典化的政治向度与核心价值之实现

据考察,民法典的编纂几乎总是在一定的政治因素的刺激之下浮出水面,而民法法典化之形式与实质价值的实现,也总是受制于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化条件。虽然目前中国的民法法典化呼声很高,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尚不具备制定民法典的思想积淀和学术准备,更缺乏民法典发挥其内在价值的社会土壤,因此,在当前政治稳定、立法权统一的情况下,我们不应该急于制定一部民法典,而应该更深入地进行基础性的研究。     

法律的统一对民法法典化的影响

自19世纪以来,大陆法系各国纷纷制定颁布了自己的民法典,掀起了制定民法典的浪潮。然而,在论及制定颁布民法典的原因时,多数学者往往忽视法律的统一这一因素对其的影响。实际上,从大陆法系各主要国家制定颁布民法典的最直接、最现实的目的来看,都是基于对已有分散的法律进行统一的需要。基于同样的原因,英美法系的国家也制定颁布了民事单行法。     

论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的关系

目前有关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关系的问题已成为诉讼法理论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长期以来，由于受到“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影响，诉讼法一直被看作是实现实体法的形式和手段，因而诉讼法的工具价值被视其根本价值，忽视了诉讼法的内在价值。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相互依存，相辅相成，构成了统一的法律体系。     

论市民社会与民法的本位

民法的本位在我国有多种说法 ,但多有偏颇。应将其归纳为两个有机联系的的方面 :民法的基础是什么 ,民法调整的方法论重点是什么。其中民法的基础是市民社会 ,这也是民法本位的核心部分 ,而对中国社会形态中的市民社会的辨别与建构对我国民法现代化有决定性作用。     

民法典编纂对财产犯罪法益保护的影响

在民法之外,重新构建一个仅适用于刑法中财产犯罪法益保护的判断标准,既无必要也不现实。财产犯罪法益保护扩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入罪,不论是“利益的法益化”还是“管理的占有化”,都是以保护法益之名行扩张犯罪圈之实。犯罪圈的不当扩张,不仅会有损整体法秩序,还会弱化乃至消解法益甄别法与不法的机能。部门法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任何法律体系下都是无可避免的,民法典编纂为解决“刑民倒挂”问题以及增加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在刑民之间的衔接度提供了重要契机。为此,应重新梳理刑民之间围绕财产、占有、管理等方面的争议问题,将民法所确定的财产法益内容作为财产犯罪法益保护的基本依据,并允许刑法根据财产犯罪的特点对法益保护范围作出适当调整。这样做的目的不是通过民法给刑法套上枷锁,而是在遵循法秩序统一性原理的基础上达成应有的刑民共识。     

论民法研究的命题、方法和结论

民法学包括实践民法学和理论民法学,前者包括民事立法学和民法解释学,后者包括民法哲学、民法社会学、民法史学和民法地理学。民法哲学是抽象化思维,阐释民法存在的根本问题。民法社会学是现实性思维,解释民法存在的社会基础。民法社会学可以细分为民法经济学、民法政治学和民法文化学。民法史学是纵向思维,揭示民法存在的时间性。民法地理学是横向思维,诠释民法存在的地域性。实践民法学的研究,要顺应立法中心主义向司法中心主义的转型,要实现民法规范与公法规范的协调,为规范民法学的发展作出贡献。理论民法学的研究,应当广泛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尽可能构建理论模型,预设更多的行为类型,为民法学流派多元化作出贡献。     

当代中国私法进程中的民事立法

民法是私法的核心。民事立法承载着构建私法基本制度和张扬私法理念的使命。改革开放之后,从《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到《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基本实现了民事领域“有法可依”的法制目标,张扬了私法自治、私权保障等私法理念,标志着中国私法的进步。然而,历经60余年、四次民法起草,民法典“渐行渐远”,亦表明当代中国私法进程之艰难,中国私法仍在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