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指导侦查概念探析及制度构建

检察指导侦查是近年来司法改革中比较热门的话题，其产生既有司法实践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有弥补现实体制下案件质量不升反降、办案效率止步不前等缺陷的需求。检察指导侦查制度的构建首先涉及对此概念内涵的理解和界定，也必然涉及检警关系甚至是检法关系的调整和重构。     

论检察引导侦查的合理定位

检察引导侦查,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最近出现的一种重要趋向。由于这一做法有助于遏制侦查权控制不力所造成的种种弊端,也引起了法学界的普遍关注。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检察引导侦查制度的设计和完善,首先必须立足于对其的合理定位:通过引导实现控制。如果控制的思路不被彰显于前,则此制度的发展最终将会陷入僵局,失去其应有的功能。     

我国侦查权力配置格局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

在侦查权力的配置中,检察官指挥警察进行侦查活动,成为大陆法系国家侦查权力配置的规律性模式.近代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基本上是移植西方刑事司法体制的结果,在侦查权力配置方面也不例外,清末民初中国的侦查权力配置实行检警合一.民国各个时期都沿袭了清末形成的检警合一侦查权力配置格局.新中国成立后,侦查权配置的理论基础发生变化,侦查权力主体呈现扩充样态.其中,检察机关行使的侦查权具有法律监督属性,决定了它与公安、国安等其他侦查主体有着本质不同.在法治视野下审视侦查权的主体,目前我国不宜实行检警一体的侦查模式.     

中国检警关系的侦查监督与引导侦查之维探讨

侦查监督是中国检警关系的主要方式,但存在运行时间滞后、方式僵化和效力不足等问题,原因是检警关系疏离和检察机关难以深入介入侦查。目前,检察机关侦查监督主要通过审阅公安机关移送的案卷进行监督。国外的检警关系有检警一体型和检警协作型两种,但都离不开检察引导侦查,形成比较合理的检警关系。在刑事诉讼领域,中国把检警关系从侦查监督调整为引导侦查,有其可能性和可行性,并且可以妥善解决侦查监督面临的问题,因而应该在法律中规定检察引导侦查,明确其启动、范围、时间、关注重点、效力等事项。     

关于“检察引导侦查”的冷思考

根据现代法治理念、一般法理和现行法律规定及立法精神进行审视 ,“检察引导侦查”的命题、法理基础、法律依据、价值与成效都是值得反思和质疑的。由于涉及到立法制约和警检关系处理等复杂问题 ,“检察引导侦查”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只能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单方意愿。推行“检察引导侦查”机制而带来的一系列负面价值与危害是客观存在且不容回避的。将“检察引导侦查”视为当今世界侦查发展的趋势 ,完全是个错误的判断。     

检察指导侦查的诉讼价值及运作模式

检察指导侦查是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建立起的一种以公诉为中心 ,侦查服务公诉的新型办案机制 ,并不改变我国现存的警检关系。其诉讼价值体现在实现司法的实体公正、程序公正和提高诉讼效率。创立检察机关在同级公安机关设立派驻机构———指导侦查室的运作模式 ,有利于解决捕诉之争     

我国侦查体制改革之管见

侦查体制是关于侦查权如何配置、运作以及如何监督控制,以保证侦查权不被滥用,使侦查权的行使符合国家利益,在维护国家利益中发挥它应有作用的国家制度。我国的侦查体制模式是在吸收职权主义理念,借鉴前苏联侦查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在设计上存在着严重的方向性和技术性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危害到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为此,必须实现机制变革、体制转型。     

财产性强制侦查措施的检察监督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侦查强制措施大致可以分为人身性和财产性两类,长期以来理论和实践,忽视了对诸如查封、扣押、冻结等财产性侦查措施的监督。刑事搜查、扣押等活动直接关系着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人身自由权、住宅安宁权以及隐私权等,监督的缺失使得侦查中侵犯当事人财产权利的现象较为突出,检察机关应当探索强化对财产性侦查措施监督的路径、程序和方式。     

我国警检关系之协调模式探析

目前警检双方常常在刑事诉讼中发生冲突,以致有时不能准确高效地完成刑事诉讼的根本任务。为走出警检冲突的困境,有人提出检察引导侦查这一新型警检关系模式。     

侦查结构比较研究——以检警关系为视角

侦查阶段的检警关系,是刑事诉讼中审前程序法律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的诉讼法律关系,它决定了侦查结构,即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及被追诉方三方之间的相互关系及侦查工作如何展开。侦查程序是审前程序中的核心程序,对于发现收集犯罪证据,用于揭露证实犯罪起着关键的作用,而检警关系是侦查程序中的核心法律关系,因此研究检警关系对于如何构架侦查结构、完善审前程序有着重大意义。本文着重对世界各国审前程序中不同检警关系模式进行考察,分析其不同之处及形成的不同原因,以此为我国侦查机构检警关系的完善提供有意义的借鉴,并希望对其他学者有所启迪。     

检察引导侦查取证的程序构建

引导侦查取证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它将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事后的、静态的法律监督变为同步的、动态的监督,这不仅仅是一种监督方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侦检关系的变化,它对于增强侦控合力、增加胜诉机率、提高诉讼效率、维护公民人权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检察引导侦查的宗旨在于监督侦查机关取证的合法性,而不是代替或者协助侦查机关取证,因此必须有一定的程序对检察机关引导侦查机关取证的过程加以规范,以防止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监督要么指令化,要么形式化。     

法律监督视野下检察侦查制度优化

我国“侦查-公诉-狭义法律监督”检察权架构,对应形成了“职能保障型-公益保护型-权力制约型”法律监督体系。在法律监督体系中,检察侦查作为保障性职能促进检察机关保护公益、规制公权;在国家监督体系中,其作为制约性职能促进公职人员监督资源合理配置、形成监督闭环。从高质效法律监督履职和增强依法反腐合力的目标导向出发,当前检察侦查制度尚有完善空间。应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整体框架下,按照功能主义国家权力配置要求,通过机构和职能整合促进检察侦查的功能发挥和效能提升,同时遵循“分工、配合、制约”宪法原则。循此逻辑,在权能配置上,促进权能内容体系化,启动条件和范围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完善侦查权限措施,对接调查核实权;在体制机制上,设立独立于批捕、公诉部门的专门侦查机构,保留公诉部门自行补侦权,理顺“检察一体”与检察官依法独立办案关系;同时从程序性控制和多元监督等方面健全内外监督制约机制,据此系统推进检察侦查制度优化完善。     

非羁押案件侦查中断现象实证探究——以检察监督为视角

实践中以取保候审案件办理不及时为代表的非羁押案件侦查中断情况大量存在。侦查中断现象产生违法办案、侵犯当事人权利、浪费司法资源等消极后果。该现象的存在与侦查阶段取保候审的监督不足、关于侦查中断规定不完善紧密相关,构建非羁押案件的检察监督体系是遏制非羁押案件侦查中断的有效途径。     

优化司法职权配置——以检警关系为视角

优化检警职权配置,理顺检警关系,是规范司法行为,优化司法职权的重要内容。我国目前的检警关系存在诸多缺陷,导致侦查行为监督制约措施缺失,出现了所谓“侦查中心主义”式的刑事诉讼。如何制约侦查机关滥用侦查权力,理顺检察机关与警察机关的关系,是实现规范司法行为,达到司法行为优化配置的必须首要解决的问题。     

检察侦查一体化机制的完善

检察侦查一体化指检察机关采取以侦查指挥中心为主要组织形式，以提办、交办、联合办、督办为主要办案方式，实行侦查活动统一组织指挥，案件线索统一管理和经营，侦查人才和技术装备统一调配使用，执法环境统一营造的侦查机制。完善检察侦查一体化机制，要建设侦查指挥中心，健全领导机制；同级检察院内部建立以侦查部门为主、其他业务部门为辅的协作机制；加强外部协作，构建侦查信息平台；实行案件线索科学评估，统一管理；重视侦查人才培养，提高整体侦查水平。     

转型与重塑：我国侦查体制改革的宏观分析

我国现行的侦查体制在设计上存在着严重的方向和技术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危害到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为此,必须借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之机,实现机制变革、体制转型:第一,维持职权式单轨制侦查模式,但应赋予嫌疑人及其辩护人证据保全申请权;第二,倡行检警一体化,改造检、警关系;第三,实现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化,由行政型侦查转变为司法型侦查;第四,增强侦查的技术含量,由主观型侦查过渡为客观型侦查。     

论侦查引导权及其运行机制——以“检察机关派驻侦查机关检察室”为视角

侦查引导权是检察机关被动性的间接侦查权和自主侦查权之间的机动空间,能有效实现侦查控制和侦查独立动态平衡。侦查引导权及其运行机制的确立是中国二元侦查体制下的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事后监督的必要补充,是实现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法律监督的有效保障。     

论侦查权的制约与监督

侦查权具有特殊性,在推行法治的现代社会,需要对其进行制约和监督。制约和监督侦查权的方式是多样的,其中包括了侦查程序对侦查权的制约、来自侦查机关组织和系统的内部监督与来自检察机关和社会公众的外部监督。＂检警一体化＂的观念有待商榷,与之相比,检察机关引导侦查的主张更为可取。建立和完善侦查程序来制约侦查权是必须且有益的。     

侦查体制改革探要

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和结合我国的国情,现阶段我国的侦查体制改革应完善警检关系,建立新型侦检模式;调整侦查体制的中央事权和地方事权关系,加强我国上级警察机关对下级警察机关的控制,以遏制我国警察权力运作的过分地方化;进一步调整侦查工作的格局,建立侦查破案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