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的人性论思想

牟宗三先生的人性论有三层:最高一层是义理之性,是先验而纯粹的道德理性;较高层是气质之性,较低层是指饮食男女的生物本能之动物性。后面的两层统称之为生之谓性,是经验的实然的人性。牟宗三先生用自己的人性论思想对中国思想史进行了总结;并给予现代化,把西方"人是理性的动物"作了中国式的解读。     

张载修养论浅析

末唐五代,儒学理论僵化,佛道二教在义理上的挑战和现实的动荡,儒学面临困境.张载以太虚为天道本体,以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相结合的人性论为人们指出安身立命之所.通过穷理尽性、尊礼守札来收拾人心,重建儡家的价值信仰.社会历史的原因和思想自身发展的逻辑,张载修养论具有两个特点:过程印境界--对过程的重视;为生民立命--浓厚的淑世情怀.     

张载修养论浅析

末唐五代，儒学理论僵化，佛道二教在义理上的挑战和现实的动荡，儒学面临困境。张载以太虚为天道本体，以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相结合的人性论为人们指出安身立命之所。通过穷理尽性、尊礼守礼来收拾人心，重建儒家的价值信仰。社会历史的原因和思想自身发展的逻辑，张载修养论具有两个特点：过程即境界——对过程的重视；为生民立命——浓厚的淑世情怀。     

儒家人性论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

儒家人性论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哲学理论基础，主要有“性善论”、“性恶论”、“性三品说”，它们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形成、修正与发展及命运的转折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揭示儒家人性论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关系，对于认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内容有重要作用。     

张载“大心”说探微

张载的大心说是其重要的为学工夫论，认为人不应止于见闻之狭，而应该“大其心”。所谓“大其心”即是通过涵养自己的德行，体认到主体之“我”与客体之“物”统一于天地共有的本然之性的过程。这一阶段，既是学者尽其心的阶段，也是学者尽其性的阶段，甚至可以说是人之成圣的途径。     

“共同人性”与“差等人性”的重新反思

“共同人性”与“差等人性”是人性问题上纠缠不清、争论不休的古老话题。历史上,“共同人性”曾经遭到“性三品”论和“阶级人性”论的冲击和批判,当下又遭到非本质主义哲学的解构,似乎振振有词,理直气壮,其实矛盾百出,遗患甚多。重新盘点、比较、甄别和反思中外思想史上关于“共同人性”与“差等人性”论述的得失,清除差等人性论,肯定共同人性论,不仅在当下具有极大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拨乱反正意义,而且对于自觉认识和把握普遍人性,顺应人性制定政策方针、实现国泰民安,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     

胡宏性本论与程朱理本论的同归与异趣

理本论创始于二程,但二程并没有解答理为气之本和理为性之本的所以然,这构成了理本论的待解之题。胡宏在继承二程本体论的基础上,将《易》之太极与形上之道互诠,为道气本体论提供了新思路。但在性本论的统摄下,胡宏更侧重于发明性对于气、理的本源地位,相比于二程以理为核心的理本论,二者呈现出同归而异趣的面相。而朱子则在诠释《太极图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二程“未尝为一偏”的动静转化之理分殊为“动之理”与“静之理”,论证了理何以为气之本的问题。同时,朱子又以周敦颐《通书》对继善成性的划分为据,论证了理在先、性在后之说。相比于胡宏性本论,朱子则实现了对二程理本论的继承与超越,系统地证成了理本论。     

警察的气质类型分析

本调查通过对200名在职警察和114名警校学员的气质测查发现,警察气质类型主要为多血质;警察气质特性主要是为性格外倾性和情绪稳定性,强型气质人数远多于弱型气质。警察的这些气质特点是和警察职业密切相关,据此,本文提出警察选拨、培养和管理上的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中国古代“体知”的基本特征及时代意义

“体知”（embodiment cognition）,即“体之于身”的身体之知,它有别于西方传统的借助意识、借助思维的“识知”或“思知”,其乃为中国古人特有的一种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重要方式。一种深入的考查将会发现,中国古代的体知之所以成为可能,恰恰在于这种身体之知以一种“思在合一”的方式,深深植根于中国古人所理解的一种不无独特的现象学式的、本体论化的身体之中。正是这种现象学式的、本体论化的身体,不仅决定了中国古代的身体实际上是一种天人合一、两性交感以及以生为道的身体,而且同时也使其身体之知具有直觉性之知、关系性之知以及践履性之知这三个极为突出的基本特征。因此,由于以本体身体及其生命逻辑为深刻依据并作为其忠实体现,这使中国古代的体知并非流于一种非理性、神秘化的“原始思维”,而是不失为理论上不无自洽、不无成熟的人类又一自成一体的知识论体系。正如该体知思想曾根深蒂固地支持着古老而悠久的中国文明的过去那样,我们相信,在人类业已对唯科学主义深入反思的后现代的今天,它也将以其鲜明的根身性、具身化的特点,并作为对唯识主义的“以身为殉”价值取向的纠偏和批判,与当代西方的人文主义知识论思想合流,而为人类新的文明建设作出自己重要的理论贡献。     

张载《正蒙》中“感”的意义阐释

本文认为张载用“感”字之意义主要表现为对以下三种关系的言说，即“感”之于物、“感”之于圣人、“感”之于形上本体，而通过这些言说同时也展现出了张载复兴儒学所关注的主要问题。     

孔子人性论思想评析

孔子人性论思想是其仁学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孔子在人性论方面所进行的思考和研究,是以构建儒家思想学说体系为目的的,他提出的有关道德之性或义理之性的观点为儒家进行道德说教提供了理论基础,而有关心智之性或气质之性以及人性经过后天努力可以改变等观点也为儒家实施礼乐教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我国刑法“善”与“恶”之关系论

在刑事法治视域中,刑法之“善”不但应当注重对秩序之维护,而且也应当注重对自由之保障;刑法之“恶”既要重视对犯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和资格之限制或剥夺,也不能忽视对国家刑罚权的限制。然而,我国刑法之“善”与“恶”均具有偏重性。实现刑法之“善”与“恶”的均衡性要求在立法上应当:将更多的侵犯个人利益且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犯罪化;缩小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犯罪的死刑适用范围;加快罪刑法定原则之“司法化”进程。     

《管子》人性论比较研究

人本主义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优良传统 ,尤其《管子》 ,更在人类历史上首创“以人为本”的理念。《管子》人本思想可概括为人的价值理论、人性论和人性化管理思想等三个方面。《管子》的人性论是从探索人的需要出发的。《管子》认为人性的本能是趋利避害 ,本身无所谓善恶优劣 ,这与孟子“性善论”、荀子“性恶论”、世子“性有善有恶论”等相左 ,而同告子等的“性无善恶论”、孔子的“性相近 ,习相远”等观点相似。《管子》的人性论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及当代西方管理学的“复杂人”或“权变”理论均有相近之处。     

董仲舒人性论发微

传统的观点认为性三品是董仲舒人性论的基本思想,这个看法是站不住的.董仲舒对人性有许多论述,而性三品并没有进入董仲舒人性议论的正题.董氏提出了“性者质也”的命题,认为人的先天素质中有善、恶两种因素,人性可以概括为性善情恶,而性善情恶不过是天道在人身上的体现.人性善情恶,所以人待教而善.对于孟子的人性善论,董仲舒存在着矛盾的心理,他说:“万民之性善于禽兽者许之,圣人之所谓善者弗许.”     

儒家思想发展史上的性觉与性寂之争

儒家内部的对立,可以借用佛教“性寂”与“性觉”的分际来分别,而此种分别在儒家历史上造成的对立是根本差异,从而作为统一的“儒家”之称是否成立成为问题。这个结论,可以在具体分析儒门的“程朱之争”和“天泉证道”二公案来分析得之。     

性别气质与性别霸权——对康奈尔男性气概相关理论的再思考

1995年，康奈尔在性别研究领域提出了“多样性男性气概”及“支配性男性气概”的概念及框架，但却缺少对于“女性气质”相关概念的适应性研究；我们将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矩阵理论引入康奈尔的理论框架，从而在新的框架中，使“男性气概”与“女性气质”不仅相互区别而且相互补充；而异性恋欲望则成为性别矩阵中联结“男性气概”与“女性气质...     

市场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角色研究的三大范式之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在中国转型进程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学术界对此有褒有贬，提出了各种理论解释，从方法论的角度可以将其概括为援助之手范式、攫取之手范式和无为之手范式。三种研究范式对地方政府在中国市场转型进程中的作用给出了非常不同的解释，特别是援助之手范式与攫取之手范式之间，立场的相互对立非常明显。各研究范式之间的对立主要原因在于研究对象、研究视角上的差异，从本质上展现了当前国家体制中的“悖论”性现实。     

论民事纠纷可诉性的界限

为实效性保障国民的诉权，避免民事诉讼被目前在我国兴起的ADR运动所遮蔽，厘清民事纠纷可诉性的界限十分重要。我国民事诉讼受到大陆法系“规范出发型”思维方式和法条主义机械司法的影响，民事审判权的作用范围十分狭窄，法官在面临新型案件时常捉襟见肘。通过诉之利益可以弥补实体法的缺漏j保护“形成中的权利”，确立“法律上的争讼性”作为纠纷可诉性的标准，为法官能动司法提供有效机制。法官在能动司法的同时也面临一系列不应逾越的界限，因此法官在解纷可诉性的范围上也必须保持应有的司法克制。     

论儒学公共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

培育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上。对于儒学公共精神的重视与开掘,即是阐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进路。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弘扬“两个结合”,即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间意欲实现相结合的前提,便在于把握二者的思想契合性。可以说以儒学公共精神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精神气质、价值理念与制度理想等维度上具有鲜明的契合性。     

“民胞物与”的关学传统与当代西安地域文化建设

张载及其所开创的关学，对传统儒家学派的价值体系进行了整合和创新，其伦理精华“民胞物与”的和谐社会理想与“四为”的儒家道德践履精神，对今天的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构建都有启示意义，西安地域文化建设得天独厚，应该在关学传统的影响下，不断提升其文化建设的人文气质和超越维度，在展示盛世文化的同时，增强对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价值提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