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贿罪中“谋取不正当利益”之要件

刑法第390条明确规定“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构成行贿罪关键因素,然而如何定性“不正当利益”,并确定其判断标准,虽然司法解释有所涉及,但理论上的争议和实践中的困惑依然存在。本文在综合分析已有观点基础上,对“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性质及其判断标准进行了探索。     

行贿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应予取消

由于“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的存在导致难以界定其属性、不利于法律的统一行使、无助于对受贿罪的惩治等诸多弊端。以及利益是否正当不影响行贿行为的性质、扩大行贿罪的犯罪圈有利于打击受贿罪并符合国际立法湖流等理由，本文建议取消谊要件。     

行贿罪“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的存废

关于行贿罪"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的存废问题,刑法学界与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较大争议。从行贿罪的立法宗旨讲,这一要件的规定有悖于立法理念;从司法实践中看,该规定严重束缚了司法实践。因此,借鉴国际立法在贿赂罪方面的立法规定,建议立法机关对我国的行贿罪立法进行改革,废除"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     

关于行贿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的思考

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是对贿赂犯罪的源头治理。行贿罪虽与受贿罪是对合犯,但在司法实践中查办的数量远远小于受贿罪,二者认定相关刑事责任时存在不同的构成要件,即是否要求“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存在差异,是导致上述情况的原因之一。《刑法修正案（十二）》进一步明确对一些严重行贿情形加大刑事追责力度,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实践中存在的行贿惩处偏弱的问题。但在司法实务中,如何准确认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存在一定困惑,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刑法设置该要件之理由亦有其他解决路径,故可探索取消行贿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同时,可从完善维权途径、准确适用法律、推行行贿人“黑名单”制度等方面消除该要件取消带来的不利影响。     

浅议行贿罪中的"谋取不正当利益"

行贿与受贿是一对共生事物,二者之间存在天然的依存关系。但长期以来,我国无论在刑法理论还是司法实践中,都存在着"重受贿轻行贿"的思想,究其原因有多方面,其中,行贿罪在立法上的先天不足是其根源,具体而言,规定"谋取不正当利益"为行贿罪的必备要件及由此产生的理论和实践中的困惑,是行贿罪认定过程中的一个硬伤。本文立足这一现状,从几个方面展开论述,得出结论:应当取消行贿罪中的"谋取不正当利益"限制。     

论行贿罪中的“为谋取不正当利益“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是行贿罪的必备构罪要件,也是认定行贿罪的关键。多年来,对这一问题观点众多,司法实践至今无统一认识,颇有混乱。本文拟对这一问题作一点探究,以“抛砖引玉”,促进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入。 一、关于对“不正当利益”的几种理解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行贿罪构罪的必备要件始于１９８８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１９９７年修订刑法对此予以继承和保留。在此之前,１９８５年“两高”《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中规定,行贿罪必须以“为谋…     

如何界定行贿罪中的谋取不正当利益

对于谋取不正当利益如何认定,一直是司法理论界与实践中不断争论的问题,司法实践在办理行贿案件中趋向于保守,往往只对为谋取非法利益的案件才认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行贿罪的打击,从整体上也对受贿罪的遏制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本文认为依据此规定,可从实体、程序、主观及综合这四个方面去界定行贿罪中的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内涵。     

构成行贿罪，不应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必要条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行贿罪是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行为。可见,“谋取不正当利益”是被刑法明确规定为构成行贿罪的一个必要条件,刑法界对此也存在着激烈的争论。笔者认为,不应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构成行贿罪的必要条件,本文就此略谈己见。一、不正当利益的界定范围不全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关于各地在办理受贿犯罪大案要案的同时要查处严重行贿犯罪分子的通知》中没有把“手段不正当的应得利益和不确定利益”归属于“不正当利益”的范畴。如果行为人是通…     

浅析行贿罪中“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界定

行贿犯罪中"谋取不正当利益"是一个重要的构成要件,对"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界定关系着行贿罪的定罪量刑,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关于行贿犯罪中"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界定也存在较大的争议。本文结合"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相关规定和解释,对"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含义、范围意义认定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论述,旨在通过本文的研究,为刑法理论研究提供更加基础和丰富的资料,为司法实践中行贿犯罪中"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认定提供科学的指导。     

浅议行贿罪中所要求的“谋取不正当利益”

我国刑法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从本规定不难看出，行贿人具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是本罪的基本构成要件。为此，笔者从本罪的犯罪心理、行为特征、危害结果方面对行贿罪的立法制度作一简要探讨，使其不断完善     

对行贿罪中“不正当利益”要件的理解

【基本案情】 刘某系北京凯丝潞饮品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张某系该公司员工。2008年,刘某之子王某面临找工作,遂与张某说起此事,张某称其在部队工作时的老领导周某现时任城管监察大队大队长,看能否帮忙。     

论行贿罪构成要件之“不正当利益”

本文案例启示:行贿罪"不正当利益"的界定问题一直以来存在争议,不确定利益说虽然暂时解决了实践中适用法律的困难,但未能从根源上剖析"不正当利益"在贿赂行为中的性质。行贿行为本身就具有腐蚀国家工作人员的社会危害性,在刑法上应作否定性评价,并应受刑罚惩罚,利益的正当与否可以作为量刑考量而不应作为定罪     

刑法解释的变与不变——以行贿罪构成要件“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解释为视角

行贿罪必须具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将＂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行贿罪法定构成要件,是我国立法机关经过审慎考察我国国情、国外立法之后的选择。何谓＂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在司法实践、刑法学界存在争议。关于＂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解释,体现了刑法解释的变与不变——随着社会的发展,刑法解释结论肯定会发生变化,但在某个具体的历史阶段,刑法解释的边界又是可以划分的。恰当地理解刑法条文,必须根植于社会现实与历史传统之中。     

行贿罪并非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前提──与戴长林、宁诗敏商榷

行贿罪并非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前提──与戴长林、宁诗敏商榷贺胜才１９９４年第９期《人民司法》“研究与争鸣”栏目刊登的《关于行贿罪的若干问题探讨》一文，认为应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规定的行贿罪的主观要件...     

不正当利益不应成为构成行贿罪的主观要件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从刑法这一规定可以看出行贿人行贿的目的必须是获取不正当的利益，谋求正当利益的不构成行贿罪。1999年“两高”《关于办理受贿罪大要案的同时要严肃查处严重行贿犯罪分子的通知》中规定“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指谋取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利益，以及要求国家工作人员或者有关单位提供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帮助或者方便条件”。从“两高”的解释看，只要是违反法律或政策规定的利益，或者是通过国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或政策行使职权而得到的利益都可认定为不正当利益，但不正当利益，是一个十分抽象的概念，在司法实践中不易认定和把握。仅依据“两高”的司法解释还不能解决实践中的问题。     

漫谈行贿罪——基于对“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分析

我国现行刑法将行贿罪规定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行为,将＂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认定行贿罪的必备要件。这就意味着要认定某一行贿行为是否构成行贿罪就必须先探究行为人在该行为的背后隐藏着什么目的,谋求的利益是否属于＂不正当利益＂。     

行贿犯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刑法适用疑难问题研究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的刑法解释是行贿犯罪研究的核心问题。在构成要件结构层面，表现为刑法第389条第2款是否以“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要件；在构成要件理解层面，表现为如何具体认识不正当利益：在构成要件关系层面，表现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是否需要与给付贿赂的客观行为要件形成明确对应关系。捋清条文关系、明确核心概念、联动思考主客观要素是解决上述难题的基础。     

单位行贿罪中的不正当利益

黄光裕作为曾经的中国首富,其被追究刑事责任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有关媒体全程报道了该案的审理进程。对该案涉及的一些罪名,媒体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其中单位行贿罪由于涉及国美公司及黄光裕本人,因此该罪能否认定,是认定为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格外引人关注,有关行为性质认定依据的争议也比较大。随着该案二审的宣判,有关争议也尘埃落定。作为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的案件,对于在实践中遇到的一些模糊的法律问题比较好地给予回应,其影响将比较久远,判例效应也将十分显著。     

行贿罪中不正当利益认定疑难问题评述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立法和司法解释对行贿罪的构成要件"谋取不正当利益"做了较为严格的解释,使得行贿罪的适用空间比较小。为严惩行贿犯罪行为,有必要对"谋取不正当利益"作出更为适宜的解释,更好地运用行贿罪打击行贿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