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英国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公共服务创新是政府管理的永恒主题,英国公共服务改革所形成的"蝴蝶效应"引领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公共服务变革的方向。英国公共服务的供给模式变革经历四次大规模转换,价值主导分别是政府本位、市场本位、公民本位和社会本位;供给主体分别是政府、市场、公民和社会;供给方式分别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和混合多元,形成了官僚体制的供给模式、效率政府的供给模式、整体政府的供给模式和分权政府的供给模式。要实现我国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需要进一步提升供给总量,优化供给结构,完善供给配套制度,激励政府部门自为供给、社会组织自治供给和公民自主供给,实现质量与效益统一,规模与结构匹配。     

论公共服务的“合作治理”

现代意义上的公共服务是社会福利最大化意义上的公共物品,它以"民主公民权"为核心价值,要求政府在保障国民公共需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有所作为。面对现代社会多元、异质的公共需要,政府的权威型供给已力所不逮且愈益与社会需求相脱离。因应这一局势,构建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合作治理框架,不仅可以实现公共服务"生产"与"提供"的适度分离,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公共服务生产供给;而且可以在公共服务提供中形成开放的民主协商平台,通过公共议程整合社会各界的利益诉求。     

公共服务中的公民参与模式分析

由于政府面临的公共服务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公民参与在很多公共服务领域的重要性不断得到强调。在公共服务供给中,有效吸纳公民参与的力量,对改善公共服务具有重要意义。公共服务内容的广泛性和提供主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公共服务中公民参与形式的多样性。从公共服务的决策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两条路径出发,可将地方公共服务中的公民参与分为六种模式类型,即决策阶段的决策型参与、有限吸纳型参与和告知型参与,以及提供阶段的校正型参与、改善型参与和合作型参与。现实生活中应根据不同的公共服务问题,选择公民参与的有效模式和策略。另外,在公共服务的公民参与模式中,需要把握公民参与的范围和程度,要考虑公民参与以后,政府能否驾驭公民参与所带来的影响。     

论公共服务的回应原则与公正原则

政府的服务职能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出来。公共服务的供给要遵循回应原则即要确保所提供公共服务正是社会公众的需要。社会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政府难以回应每个公民每个需求，因此公共服务的供给还需遵循公正原则，让所有公民都能享有公正服务。     

地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纵向一体化”倾向的逻辑——权力关系的视角

与企业经营类似,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过程中,也存在"纵向一体化"现象。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对于政府职能定位、处理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关系、创新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都具有重要意义。在不确定性较大的情况下",纵向一体化"有利于政府节约交易成本,掌控风险,维护自身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核心地位。但是,伴随政府膨胀的往往是社会自我服务能力的萎缩与活力的退化,权力意味着在规则制定中的主动地位,但是也取决于社会对规则的接受和满意程度。权力不仅来源于对服务、技术、信息及资源的垄断和控制,还在于有影响力的文化和价值观的塑造。政府应明确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与社会组织协商建构双赢的交易规则,有效供给公共服务,避免权力失灵。     

政府电子公共服务的内涵和外延

在公共服务供给主体、方式、模式日益多元化的今天,政府仍然是公共服务投入的主要来源和供给的基础力量,还承担着提供财政支持以及安排、主导并联合其他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为使"政府主导、多元合作"这一创新型的公共服务模式在网络空间以政府电子公共服务形态高质高效地运作,亟须引入多学科力量联合攻关,解决公共服务供给主体之间的资源共享、良性互动、业务协同等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基础在于厘定政府电子公共服务的内涵和外延,以达成各方共识,为系统建构政府电子公共服务概念体系、逻辑框架和实践模型创设条件,亦为国家正在积极推行的电子政务建设以及大力推进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基础支撑。     

论地方公共服务的体制创新

公共服务供给困境的三种模型说明,公共物品的地方垄断往往会导致地方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培育,公共服务社会化的条件逐步具备。要走出公共服务供给的困境,构筑公共服务的现代治理模型,就必须打破地方政府垄断公共服务的"锁定"状态,在国家、市场与公民社会之间建立起相互支持的合作———竞争机制,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创新绩效评估体系,实现地方公共服务的体制创新。     

成都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实践与探索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扩大公共服务供给的一种新尝试,对于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成都市通过实践和探索,在全市范围内建立起了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新机制,将公共服务需求与社会组织资源有效对接,实现了公共服务供给由政府部门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群众满意的共赢局面。     

基本公共服务:理论、现状与对策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公共服务理论和政策变迁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社会史。公共服务理论和政策主张始终是社会各阶层和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是与贫困和不平等以及其他社会问题有关的一场持续的政治斗争。"政府责任"是公共服务研究的核心问题,西方国家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角色经历了强化、巅峰、紧缩、回归四个阶段的变化。我国目前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偏低,公共服务满意度持续下降,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存在显著的"空间结构"、"类别结构"和"供求结构"差异。如何合理划定政府责任边界并高效履行责任,是我国未来公共服务制度设计中面临的最大挑战。传统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新要求,迫切需要实现三个转变:从"供给导向"向"需求导向"转变;从"粗放供给"向"精准供给"转变;从"单一主体"向"协同供给"转变。重视发挥社会信任、公民参与网络和互惠规范等社会资本形式对政治民主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降低社会成本,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     

县级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公众满意度测评——基于云南省开远市较大样本的实证数据研究

县级政府是公共服务供给的直接主体,通过社会公众满意度的测评可以对县级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供给能力做出评价.通过典型样本的实证研究表明:当前县级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公众满意度并不令人满意,政府应当在着力保证生存指向类公共服务的坚实基础上,实现发展指向类以及保障指向类公共服务的综合供给；政府在当前应当实行偏农村的发展战略以期实现社会的综合平衡发展.在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当中,相比社会与公众而言,政府仍然是关键性因素.     

嬗变与重构: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共服务模式转型分析

公共服务是国家与政府的基本职能,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共服务模式经历了从"集权熔合—公平至上"型模式向"解制分立—效率优先"型模式,并最终向"多元竞合—均等共享"型模式嬗变的历程。模式转型意味着其内在价值理念、制度设计以及技术选择的革新。回溯中国公共服务模式转型历程,有助于在中国语境下解析公共服务模式的转型,探寻其进一步创新的现实路径,包括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关系边界的重塑、政府角色的合理定位以及政府与公民关系的重构。     

论基层公共服务型政府模式的构建路径

十七届五中全会报告指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当前的一个主攻方向。目前我国政府仍存在公共服务投入过少、供给总量不足、效率不高,不到位、公共服务在地区、比例上失衡和公共政策能力缺陷等问题,这种问题在社会不断进步发展的今天下就会愈加突出。特别在基层政府中,由于它最为直接地与公民相连,亟须改善的要求显得尤为迫切。我国各基层政府不尽相同,各地经济政治人文素养状况差异又较大,特色明显,如何为基层政府选择合理的公共服务型模式并为之构思筑建已成为当前重要的课题。     

我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绩效评价问题研究——以长春市H社区为个案

本文以H社区为个案,对比了政府绩效考评与居民满意度调查两种评估过程和结果的差异,并从显性的绩效评价指标和隐性的社区治理结构关系两个方面分析了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政府的绩效评估重效率,轻效益;重有形,轻无形.这些特点根植于政府、社区自治组织和居民之间的关系,具体表现为政府居于主导地位,自治组织处于附属地位,居民评估主体地位缺失.基于此,建议以"强政府、强社会"为目标,确保社区公共服务组织的相对独立性,大力支持社会组织提供社区公共服务的活动,积极培育社区社会资本,进而实现政府与社区的合作治理,提高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     

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服务外包的障碍及其消解

当前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不足、分布不均和增量不足,不能满足快速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必须改进传统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随着非营利组织的发展,由非营利组织通过参与外包提供公共服务开始成为一种重要而不可替代的方式。但目前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服务外包存在政府认识不足与职能转变不到位、制度化保障机制缺失、自身能力不足、公信力低下、社会大环境不成熟等障碍因素。为此,必须通过推进政府观念与职能转变、加强制度建设、提高自身能力、提升公民意识,促进公民参与等途径促进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服务外包。     

社会公正话语下的城乡社会性公共服务统筹刍议

同为国家公民的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却享受着差距甚远的政府公共服务。我国城乡社会发展的明显反差,凸现社会公正在政府公共服务产品供给上的严重缺失。城乡统筹发展必然要求全民共享公共产品供给。统筹城乡社会性公共服务,加快发展农村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事业,已经成为我国面临的艰巨任务。     

社区公共服务中的多中心秩序

公民日益增长的公共品（包括公共服务）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已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公共服务短缺和低效已成为社会转型期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完善社区公共服务则是在社会范围内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载体和尝试。社区公共服务是指在消费上具有非排他性因而单纯的市场生产者无法收回成本而不得不委托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或其他组织提供的服务。但经验的单中心模式被证明存在缺乏效率和敏感性、不计成本、寻租行为等弊端，多中心秩序安排，尤其是引入契约、委托代理机制的多中心秩序安排在提高公共服务绩效、降低成本等方面因比较优势而成为当今社区公共服务提供和生产的首要选择。     

从补缺式模式到定制式模式: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服务供给体制的战略转型

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选择,体现了政府职能的定位与公共事务治理之道。补缺式模式是改革开放以来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一种基本形态,有效地填补了政府的缺位,为民众适时地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公共服务。在政府逐渐履行其基本公共服务职责后,非营利组织在这些领域的角色越来越弱化,需要有一个角色的战略性转型和功能的全新提升,相应的,中国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逐渐从补缺式公共服务供给模式走向定制式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作为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革新方向,其目标就是建构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战略性合作联盟这一理想模式。这种战略性联盟是以政府为主导、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的公共服务供给新体制,即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提升合作治理的制度化水平,以及通过个性化、差异化的定制方式提升政府回应性水平,进而形成一种战略性联盟,并在此基础上,以深化流程再造方式来全面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服务质量。     

公民参与: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根本途径

公共服务型政府具有服务性、法治性、有限性、透明性和高效性的鲜明特征,是一种新型的政府治理模式。公共服务型政府强调以公民为中心,其实质是对公民参与的高度重视。在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中,必须推进公民的积极参与,这是政府管理逐步走向公共服务型目标的根本途径。为了进一步促进我国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应该开拓渠道,引导公民积极参与,构建政府与公民的新型良性互动关系。     

非常态下的政府公共服务机制建构

在经济全球化、社会复杂化和自然环境不断恶化的背景下,突发事件和公共危机频繁发生,社会秩序经常处于非常态。在非常态下,公共服务必须更具回应性。然而从实践中看,我国在非常态下的公共服务存在供给与需求不对称、供给速度较慢、供给协同不够、合力不强等诸多问题。为此,需要从完善公共服务立法入手,清晰划分中央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在非常态下的公共服务职责,落实公共服务责任,健全和完善非常态下公共服务的需求表达机制、供给机制、财政投入机制和公共服务协同机制,提高非常态下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公共服务供给的三重失灵与结构重塑:一种生态循环的平衡

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与社会失灵同时存在造成了公共服务供给的"低质、低效、低用"。为弥补三重失灵引发的困境,需要以公共服务供给为切入点,重新审视"三重失灵"的内在关联并探寻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之道,重塑市场、政府、社会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结构关系,以达到公共服务供给的动态循环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