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警察身份认同问题探析——体制、文化、社会环境视角

在当代中西文化、新旧文化不断激烈冲突的历史时期,在中国传统价值理念不断解构,新的价值理念尚未完善建构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当代警察在身份建构和身份认同中面临冲突、矛盾和困惑。通过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归纳出中国当代警察身份冲突的四个方面,分别是:警察是什么;"犯罪终结者"和"社会工作者";"危机化解者"和"旁观自保者";"执法权威"和"弱势草根"并从社会环境、体制、文化视角分析其形成机制。     

民意与刑事司法审判冲突研究

近些年来,司法实践中民意逐渐对刑事司法审判产生影响,民意开始进入学者的视线,引发了有关司法与民意关系的诸多讨论.民意与司法审判的冲突关系主要表现为民意影响了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及司法权威.造成两者冲突关系的原因既有民意方面的不足,又有司法方面的缺陷.只有对症下药,减少媒体对民意的误导,完善法律制度及人民陪审员制度,构建民意与司法和谐互动的关系,才能缓解民意与司法审判的冲突关系.     

“媒体审判”与司法公正的冲突与协调

＂媒体审判＂现象在当代中国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从媒体审判与司法审判的区别来看,两者具备不可融合的矛盾之处。媒体审判和司法审判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过程中对于媒体审判不能因噎废食,在保证媒体自由和司法独立的前提下,要做到媒体审判和司法审判之间的良性互动,不仅需要积极促进《新闻法》制定从而明确媒体的权利和义务,同时也需要提高司法审判的透明度和权威性。     

网络舆情之于检察监督:冲突与优化

网络舆情监督作为一种"权利对权力"的监督模式,正深入影响着检察权的运作。一方面,网民朴素的道德情感和参与司法的热情,客观上助推了检察机关执法效果的有机统一;网络舆情所形成的强大舆论压力,也成为检察机关提高执法公信力的一种"倒逼机制"。另一方面,由于网络舆情监督与检察监督在价值取向方面存在差异,导致网络环境的"司法广场化"与检察机关"司法理性"之间、网络奥情演绎的"民意审判"与检察权依法独立行使之间、网络舆情片面追求实体正义与检察机关恪守正当程序理念之间,存在着冲突和矛盾。为此,应从规范网络舆情监督检察工作的界限、网络舆情监督下的检察官角色定位、健全确保检察权依法独立行使的外部监督制约机制以及构建一种回应型的检察权运行机制等方面,努力协调二者之间的矛盾,实现网络舆情监督与检察监督的良性互动。     

韩国与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关系的困境——宗教与国际关系的视角

韩国的中东外交在广度与深度上都有了很大的拓展,但韩国与利比亚在建交30周年之际双边关系陷入困境。这种困境有两种表现：西式民主与世袭政治的政治价值观冲突;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宗教价值观碰撞。从基督教、伊斯兰教与国际关系的演进以及权威世袭政治宗教化的实质而言,韩国与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关系的困境,主要基于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凸显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在经典和教义上的碰撞,而淡化了基督教为核心价值观的西式民主观与政治宗教化里的权威政治的冲突,而韩国则恰恰相反。这两者是韩利关系困境的本质因素。     

中国司法调解的历史叙事及成因分析

在中国,司法调解作为重要的纠纷解决方式,是与司法审判并存的诉讼活动。司法体制改革历程一直围绕着调解与审判在实践中的比例变动展开。司法调解的坎坷发展历经兴盛、消沉与复兴三大时期,以相关司法政策变动为外在表现形式,呈现出U型发展趋势。以历时性视角,阐释造成司法调解几经沉浮的因素,即社会场域、司法场域、政治场域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继而揭示司法调解兴衰历程的根源在于政治场域对司法场域的支配以及政治场域、司法场域和社会场域的共谋。     

邓小平与当代中国政治权威的理性化

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史上,邓小平为实现政治权威的理性化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他主要采取了三项大的举措:重新评价并正确认识领袖;重申集体领导这一领导原则的权威,在宣传上反对过分突出个人;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加快市场化、民主化进程。通过这些举措,邓小平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政治权威从传统型权威、超凡魅力型权威向法理型权威转型。     

司法案件、司法审判与网络舆情事件研究

网络舆情不必然具有负面性,舆情事件中"司法买单"、舆论与司法冲突和异化现象是舆情风险所在。舆情的形成与案件自身特点有着莫大的关系。网民道德良知论与司法法律价值论造就舆论与司法冲突。司法权威尚未形成加剧网民"信法不如信网"心态。面对舆情风险,法院应该针对案件,融理入判,提高裁判说服力,预防舆情发生;运用沟通机制,缓解司法与舆论冲突,减少风险冲击;稳步树立司法权威,提高抵御舆情风险能力;运用法律惩戒机制规制舆情中异化现象。     

网络民意的法理分析

科技的飞速发展,网络建设的不断完善与扩张,使得公民通过网络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管理的热情空前高涨。与之相随的问题也凸显出来,网络民意呈现出影响司法审判,甚至干扰司法公正的倾向。因此,寻找到网络民意监督与司法审判之间冲突的原因,如何有效化解网络舆论监督与司法审判之间的矛盾,实现网络舆论与司法审判之间的良性互动,对于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法域中的司法意象及其现实变局

中国在建设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司法改革一直是一个理论上热议不断和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我国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和法官法等法域塑造了中国特色审判体制的灵魂与骨架.思考当下司法改革问题需要认真梳理我国相关法域中呈现出来的司法意象即:宪法对审判权的宣示、人民法院组织法对审判机关构架体系的布局和法官法对审判人员角色的厘定.在此基础上,用以司法独立为内核的现代司法理念来观察我国司法意象中的现实困境,思考其变革理路,从而认知我国司法改革问题的复杂与艰难.     

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的价值前提

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关键工作之一和最终目标之一,就是确立价值论上的主张,并设计完备的价值理论。我们不应当轻描淡写地来对待和处理这个问题,而应当本着哲学本有的一种"前提性追问"的问题意识来从纵深层面予以把握,关键是要辨析、厘清与这个问题根本相关的三个前提性问题:一是应当基于对"当代中国"的历史性考察来设计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价值理论,二是应当基于对现代价值的把握来证成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价值理论,三是应当通过哲学史的研究来确立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价值理论。     

军事法官的角色冲突与重构

从理论和现实角度考察, 把我国军事法院专职审判人员的称谓统一为“军事法官”是合适的。在我国现行军事司法体制下, 军事法官受到了公正法律世界、军队政治机关、军事社区文化三种权威的制约,相应地存在着理性人、社会人、经验人三重角色的分离。军事法官处理个案无异于在上述三种角色期待之间调和冲突并寻求最佳位置。我国军事诉讼立法资源稀薄, 军事审判适用规范庞杂, 军事司法的相对独立性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导致军事法官的角色定位与行为模式选择很难满足司法公正的内在要求。因此, 有必要调整军事司法机关的归属地位, 改革军事法院内部管理体制和工作程序, 提高军事法官的综合素质, 加快军事诉讼立法步伐。     

审判中心主义的中国理据及其司法要义

我国刑事诉讼构造历经"侦查中心说"的主导与"诉讼阶段论"的认识,在对司法规律的探索中逐步确立了"审判中心主义"模式。这一模式的确立符合司法的中立性、对抗性、终局性的基本属性,是社会历史变迁与制度文明进化的产物。在"审判中心主义"的指导下,我国刑事司法须将定罪量刑确定为审判者的专属职权,引导控辩双方围绕证据展开对抗,在程序正义的保障下追寻实体正义,确保被告人的充分参与和律师有效辩护,将权力控制与权利保障统一于审判程序。     

话语权博弈下司法判决的形成

近年来,新媒体的迅速发展为民众表达话语权提供了广阔的渠道,致使个别案件的审判被演变为“媒体审判”、“民意审判”,判决往往成为不同话语权博弈后的结果.其实,无论是媒体监督的无序失范、司法独立性价值的消弱还是民意与判决的冲突,都可归结为媒体所代表的民意话语权与相关利益主体所代表的话语权、法律阶层所代表的话语权之间的冲突.面对该困境,文章通过典型、热点案例,从话语权选择主体、话语权表达主体两方面为困境中的理性判决提供了合理性建议.     

刑事再审程序

刑事再审程序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基本程序之一，近年来备受法学界所诟病．究其原因，既有具体程序技术性设置方面的不科学，也有司法理念预设的过于理想化．更有司法体制方面的缺陷，同时，法院提起再审程序与“一事不再理”或“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也存在冲突。我们应正式确认“一事不再理”原则，可以在宪法中对“一事不再理”原则作出原则性规定，也可以在改革措施上规定“我国公民若依刑事程序最后定罪或宣告无罪，享有不得就同一罪名再接受审判或惩罚的权利”。刑事再审的理念追求的应是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二者的平衡，以实现司法效益的最大化。     

传媒审判与司法裁决——传媒式司法的法律、社会与政治后果

传媒在判决结果确定之前的倾向性报道和评论,受到法律形式主义的广泛批评,泸州"二奶继承案"的判决,不同于法律推理结论以致被认为是媒体审判的结果。法律效果、社会影响和政治后果是中国司法需要考量的三个要素,判决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后果具有比法律效果更高的权重,因此在三者存在冲突的情况下,传媒式司法应当舍弃法律推理的结论,作出偏重于社会影响和政治后果的判决。媒体审判的功能在于提供判决的参考意见,而法院则需要在考量此种意见的法律、社会和政治后果的基础上作出裁决。     

关于审判独立问题的探讨

在提倡“依法治国”的当代中国，审判权及其行使是否应该独立，怎样实现独立，实现什么样的独立，该文就这一问题结合审判实践进行了探讨。认为：审判应当独立，应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独立。实践中制约审判独立实现的主要问题在于，民众“人治”观念的不改变和“法治”观念的不确立、法制建设的不完善、司法体制的不适应性等。要保证审判的独立的实现，必须改变民众“人治”观念，树立起民众的“法治”观念；从立法和理论上确立审判的独立地位，对现行的司法体制进行必要的改革。     

法院司法公信力问题研究

良好的司法公信力是民主法治社会司法权威的集中体现,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提升法院司法公信力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构建民主和谐的法律机制;坚持公正司法,提高审判工作质量;规范司法行为,树立司法权威;坚持司法为民,增强司法亲和力;加强职业操守教育,保持司法廉洁;加强司法沟通,实现法院与社会的和谐。     

中国司法裁判中法官的信息选择机制研究——从审判与舆论的关系切入

中国社会的开放性以及司法审判在当下中国社会中的功能定位,使得舆论易于进入到司法审判之中,进而影响法官的信息选择以及裁判的形成。这种开放型的信息选择机制尽管有利于提高司法回应社会的能力,但却为"舆论审判"的形成埋下了风险,不利于司法法治的形成。因此,法官在司法裁判的过程中,要建立完善的信息选择机制,以确保其能够处理好舆论与审判之间的关系,进而在形成社会可接受的司法裁判结果的同时推进司法法治化。     

刑事判决说理的理念与方法再探讨

刑事裁判文书增强说理性不仅是回应司法改革的现实需要,也是法官运用法治思维判决案件的直接体现,更是树立司法公正之司法权威的必由之路。逻辑清晰的论证与条分缕析的阐述不仅可以增强裁判文书的可接受性,更有利于推动刑法学研究的理论转向。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法官裁判不敢说理与不愿说理的现实困境,要破解判决说理不充分的现实困境:理念上,罪刑法定、罪刑均衡基本原则的重申与引导必不可少;制度上,"繁简分流"与"负责人办案"制度保障不能流于形式;技术上,法律修辞的方法、说理方式多元化与量刑规范化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