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同盟的机制化与战略转型

美日同盟起源于美国对日本的战后改造安排,其机制化就是指美日双方不断确立同盟共识,并基于同盟共识来确立战略目标,建立同盟合作规则和机制的进程。自1960年修订同盟条约之后,美日制定和升级了三个《防卫合作指针》以推动同盟的机制化。作为美国控制日本的长期战略框架,美日同盟建立在美日之间的安全和经济的战略大交易基础之上。美国利用双边的同盟结构,采取所谓"高压政治"的手段来掌控日本和美日同盟,这使得它的"同盟困境"呈现出"单向度"的特征。美日同盟的机制化进程与经济关系的失衡是相互加剧的关系,并隐含着推动日本军事化的内在要求。本文认为,美日同盟的机制化实质上就是美日军事一体化,常设同盟协调机制(ACM)的提出标志着建立固定的、实体性的军事结构的开始。当前美日同盟的机制化或军事一体化以应对"中国崛起和朝核问题"为新的同盟共识。     

美日同盟的新一轮强化:内容、动因及前景

2015年4月底,美国和日本签署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这是冷战后美日同盟强化的一个标志性节点。美日不仅更新了同盟的主要目标,更显著拓展了两国安全合作的范围和层次。美日战略目标和政策方针高度契合是美日同盟强化的主要原因。奥巴马政府推行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与安倍政权鼓吹的"积极和平主义"需要两国相互配合与支持,这使新形势下强化美日同盟具有必然性和稳定性。然而,美日两国的国家利益和政策导向也在一些关键领域存在分歧。     

冷战后美日同盟的三次调整

在克林顿、布什、奥巴马三位总统任内,美日同盟经历了三次调整。1996、1997年接连出台了《美日联合安全宣言》和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新指针》,对同盟进行了再定义,安保体制从"专守防卫"扩大到了"应对周边事态"。布什政府任内同盟被定义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日本自卫队为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的美军提供了后勤支持。加强美日同盟是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中之重,美国强化了在中日钓鱼岛争议中支持日本的立场。2015年出台的新《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强调美日间安全与防卫合作的全球属性,扩大了合作的范围,要求同盟从平时到战时都实现"无缝、强力、灵活、高效"的协调和反应。解禁集体自卫权是三次调整的核心内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被架空。同盟的调整既表现了美国共和、民主两党政策的高度一致性,也显示了美日两国利益的高度契合。中国因素是同盟调整的一个重要考量,美日在制衡中国上有共同需求。同盟的调整给亚太地区安全形势增加了不稳定因素。     

美日同盟的转型与东亚安全秩序的建构

美日同盟是冷战时代的产物，在冷战中发挥了反苏反共的重要作用。冷战结束后，美日同盟在国际社会的角色转型、性质定位正逐步发生演变，并出现日益强化的趋势。冷战后时代，美日同盟的调整对东亚安全秩序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它遏制和防范中国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制衡作用，有利于防止东亚地区危机的爆发。以美日同盟为核...     

论日美同盟建立和初期发展中的东南亚因素

冷战时期,日美同盟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应对所谓共产主义威胁的最重要也最为核心的双边同盟。在日美同盟建立和初期发展的过程中,东南亚因素是重大影响因素,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东南亚是确保日本不倒向共产主义阵营和日美同盟安全的关键地区;第二,日美同盟是包括美国东南亚同盟体系在内的亚太同盟体系的核心;第三,日本发挥其盟友作用,配合美国推进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开发,从“软”方面确保东南亚“自由世界”的安全,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扩张。     

核武器对同盟的影响——以朝核问题与日美同盟的互动为例

核武器通过对威胁能力与威胁认知的修正对同盟建立产生影响。核武器及其拥有国的数量影响同盟的结构样式和结构变动。核武器拥有、部署及威慑功能的变动持续塑造同盟参与国对威胁的认知,从而影响同盟参与国的对外政策。同盟内核保护的明确性与可信性、核武器功能及部署的分享与分工、国际核安全机制的构建,都将影响同盟的内部互信。综观朝核问题对日美同盟的影响:日美同盟参与国对外政策的不协调为其表,日美同盟内互信的动摇为其中,日美同盟结构的进一步"平等化"为其里。     

美泰同盟的合作形式、机制及其前景

美泰在1954年《马尼拉条约》和1962年《腊斯克—他纳联合声明》的框架下结成同盟。同盟成立50多年来,经历了老挝危机、越南战争、冷战的终结和反恐战争的考验,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本文认为美泰同盟维持稳定的机制是相互制约。在同盟的存续过程中,美泰两国对"被抛弃"和"被牵连"的恐惧形成张力,推动同盟进行或强或弱化的调整。未来只要双方保持同盟的意愿不变,同盟管理就相对简单。维持美泰同盟符合双方的利益,未来同盟合作将进一步强化,泰国将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外交。     

日美同盟的历史演变及其对亚太安全的影响

日美同盟在二战后大致经历了"威权同盟"、"互助同盟"和"伙伴同盟"三个阶段,这一同盟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并不断发展,究其原因,是双方在亚太地区甚至全球范围内有不断交迭和发展变化的共同战略利益.同盟中的美日两国既相互倚重,又彼此制约,同盟性质也随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断发生着嬗变.21世纪,随着美国亚太战略的不断调整和日本的日益强大,日美同盟将对亚太格局的形成与塑造产生重要影响.     

美日跨领域防卫合作评估:战略考量与现实挑战

近年来亚太安全局势波诡云谲,大国摩擦趋于激烈。在此背景下,美日意图融合陆、海、空等传统领域与太空、网络、电磁频谱等新领域,大力推进跨领域防卫合作。两国合作动向蕴含多重战略考量:赋予美日同盟新的战略意涵,强化其遏制能力与应对能力;多维度重塑美日印太安全合作体系,强化对中俄战略威慑能力;日本欲借与美合作构建自身跨领域防卫体系。美日合作也面临制度、法理、经济等多层面挑战。在中美博弈趋于长期化、美日军事一体化持续推进的背景下,未来美日跨领域协同防卫合作将会继续发展,并将对中国周边、亚太乃至世界安全局势造成明显冲击。     

日美同盟与日本的军事大国化倾向

冷战后日本军事大国化倾向不断加强。这是与日美同盟的强化过程同步进行的 ,日美同盟成为日本政府拓展军事力量发展空间的主要外部借助因素。日美同盟不仅提升了日本自卫队的军备扩张水平 ,且促使日本的海外派兵日趋“正常化”,但日本自主防卫力量的发展也给未来的日美同盟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     

美日同盟:面向21世纪的全面调整

九一一事件以来,美日对双边同盟进行了新一轮调整,美日同盟的调整和演变受一系列因素影响,并对日本的安全政策走向、东亚地区安全环境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冷战后美日关系的变化及其影响

冷战结束后 ,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 ,美日关系也随之加以调整 ,由初期注重经济关系到中后期注重安全合作关系 ,美日同盟关系的加强 ,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产生消极影响。     

原敬的日美协调外交构想

原敬以"时势论"和"实力论"的政治理念为基础,通过访美考察,形成对美认识,这种认识对于原敬的日美关系认识产生重要影响,以其对美认识为前提,原敬指出,在对外关系中要特别重视日美关系。针对日俄战争后日美关系之恶化,原敬强调要缓和日美关系,尤其是"满洲"政策要认真考虑美国因素之重要影响。一战期间,原敬以其政治理念,进一步阐释日美关系,强调日美间要避免战争,认为日本要解决中国问题,日英同盟或其他同盟均无助益,必须要取得美国谅解,与美国保持亲密关系,进而提出日美协调外交构想,并期望通过与美国共同出兵符拉迪沃斯托克开启两国合作之开端。原敬并非是无条件实现日美协调,而是在维护日本国家利益,即日本在华传统权益,尤其是所谓"满洲"权益的基础上,以美国承认日本之特殊地位为前提。原敬的日美协调外交构想作为其对美外交政策的思想基础,促使原敬内阁成立后确立以日美协调为核心的外交政策。     

美国同盟和联盟体系的对华军事态势现状CSSCI

当前和可预见的未来时期内,最重要、最易波动的是中美战略军事竞斗,或曰中国和美国与美国同盟和联盟体系之间的战略军事对抗互动。美日同盟进一步加强对华备战,特别是针对台湾问题的基本局势,台海两岸间爆发战争情况下日本伙同美国的对华联合备战,已开始愈做愈实、愈做愈升级。美日就东海采取更周全的联合军事行动,并显著扩大合作范围。印太联盟创设美国主导的多维和灵活可扩的对华备战架构。印太四国互相间针对中国的军事合作愈益突出。印太联盟针对中国推进自身扩展,争取直接间接地包括作用特别重要的英国以及欧盟主要国家,并与北约密切勾连。在韩国政府允许甚而协力下,美韩同盟开始潜在地急剧趋向对华军力建设。中美战略军事对抗互动局部消停与重新紧张反复交替,将成为“新常态”。     

从同盟机制角度看美国对日本历史问题的态度

目前,美国对日本历史问题的态度出现微妙变化,表现出一定的牵制。从同盟机制的角度来看,其原因在于:同盟这种特殊的机制需要构建的过程,在构建过程中同盟国之间存在博弈;美国从道义层面、现实利益层面出发,担心自己被同盟机制的另一参与方牵连;同时,美日同盟机制建立在美日由冲突转变为日本被美国单独占领这一基本历史事实之上,美国不可能永远在日本的历史问题上独善其身,希望通过同盟这一机制予以化解。     

美日加强防务合作的动力和进展

2017年以后,美日两国都开始表达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担忧,两国对国际秩序问题的认知基本一致,都认为提高两国防务合作,加强同盟威慑力,是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必要举措。在这种战略共识的支配下,2017年以来,美国和日本的防务合作有了更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提升协作能力、提高进攻能力、强化联合反导能力等三个方面。     

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外交与地区安全秩序的重塑

冷战结束后,塑造东亚地区安全秩序的力量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雅尔塔体系的遗产,二是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外交。一方面,中国与俄罗斯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构建了在安全等领域的合作,而美国在美日同盟的基础上强化了其在东亚的单边及多边同盟体系。因此,雅尔塔体系遗产的组织化程度较以往明显提高。另一方面,东南亚诸国通过在东盟"10+"合作框架、亚太经合组织以及亚欧会议等平台实施经济外交,比较成功地把主要大国及区域集团力量牵绊在东亚地区,并藉此影响了冷战后东亚地区的政治、安全秩序。     

外交身份框架调整影响下的德国对美同盟政策变化

在德美同盟中，德国并非完全追随美国，其对外政策呈现出在“战略协调”与“外交对抗”之间动态变化的特点。根据本体安全理论，德国动态调整对美同盟政策的动力机制源自于德国维护其“文明国家”“西方国家”和“正常大国”复合型外交身份稳定性的需要。德国在“战略协调”和“外交对抗”之间的策略选择，取决于美国外交政策对德国复合外交身份稳定性的冲击程度。当美国对外政策调整严重威胁到德国外交身份的稳定性时，本体安全机制会推动德国调整其对外身份的叙事结构，指导德国采用外交对抗或战略平衡的方式应对由此导致的身份危机。不过，德国的对美政策调整被限定在外交身份框架的范围之内，因而两国间的分歧不会造成德美同盟关系的根本性破裂。     

冲绳基地战略价值的变化与美日同盟的转型CSSCI

冲绳美军基地是美日同盟的重要支柱,也是美国在西太平洋维持军事优势的战略要地。在70多年来的历史中,冲绳基地及其驻军的规模、结构和任务经历了重要的变化,但其战略价值始终受到重视。围绕冲绳基地的争议集中于海军陆战队,美国计划将其大部移驻关岛等地,日本则担心此举会削弱美军威慑力。近年来,美国的全球战略先后转向反恐战争和大国竞争,其基地政策随之走向分散化、小型化,冲绳基地的战略价值和美日同盟的分工也由此发生重大变化。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应对所谓导弹威胁是美军的首要关切,美日会否在冲绳部署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将对地区安全形势产生重要影响。     

民主国家同盟战略与意识形态话语下的中美关系

民主国家同盟是美国普林斯顿国家安全研究报告提出的核心概念.这一概念是对美国大西洋战略的经验总结和理论诠释,在亚太地区则通过美、日、澳、印四国同盟倡议的提出和实施得以体现.近年来美国与日、澳、印等所谓民主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军事交流与合作,显示出美国对外战略,尤其是对华战略中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考虑.民主国家同盟战略若变成现实,美国势必加大输出民主和人权的力度,从而将对中国施加更大的意识形态压力.这种情势无疑将使中国对外战略在21世纪面临某种不确定性,相应的调整和应对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