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美同盟与日本的军事大国化倾向

冷战后日本军事大国化倾向不断加强。这是与日美同盟的强化过程同步进行的 ,日美同盟成为日本政府拓展军事力量发展空间的主要外部借助因素。日美同盟不仅提升了日本自卫队的军备扩张水平 ,且促使日本的海外派兵日趋“正常化”,但日本自主防卫力量的发展也给未来的日美同盟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     

论日美同盟建立和初期发展中的东南亚因素

冷战时期,日美同盟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应对所谓共产主义威胁的最重要也最为核心的双边同盟。在日美同盟建立和初期发展的过程中,东南亚因素是重大影响因素,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东南亚是确保日本不倒向共产主义阵营和日美同盟安全的关键地区;第二,日美同盟是包括美国东南亚同盟体系在内的亚太同盟体系的核心;第三,日本发挥其盟友作用,配合美国推进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开发,从“软”方面确保东南亚“自由世界”的安全,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扩张。     

美日同盟与冷战后日本的朝鲜半岛政策

冷战后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利益谋求面临各种直接或间接因素的制约,而美日同盟关系的持续存在则是其中一个关键的结构性变量.与美国的联盟关系对日本来说实际上具有双重性质,它在为日本安全提供"保护伞"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日本的行动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讲,美日同盟作为一种结构性制约因素内在地限制了日本作用的发挥,使日本基本上没有机会实现在朝鲜半岛事务中谋取更大发言权和影响力的企图.     

美日同盟的新一轮强化:内容、动因及前景

2015年4月底,美国和日本签署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这是冷战后美日同盟强化的一个标志性节点。美日不仅更新了同盟的主要目标,更显著拓展了两国安全合作的范围和层次。美日战略目标和政策方针高度契合是美日同盟强化的主要原因。奥巴马政府推行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与安倍政权鼓吹的"积极和平主义"需要两国相互配合与支持,这使新形势下强化美日同盟具有必然性和稳定性。然而,美日两国的国家利益和政策导向也在一些关键领域存在分歧。     

冷战后美日关系的变化及其影响

冷战结束后 ,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 ,美日关系也随之加以调整 ,由初期注重经济关系到中后期注重安全合作关系 ,美日同盟关系的加强 ,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产生消极影响。     

驻韩美军与韩美同盟

冷战结束后,基于冷战体制形成的韩美同盟受到一定程度的挑战,一方面伴随着美国世界战略的调整,驻韩美军的调整势在必然,另一方面随着国力的增强,韩国调整不平等同盟关系的呼声日益高涨.但美国的全球战略和韩国的现实主义考虑决定了韩美同盟不可能走向解体.今后韩国政府的对美政策基调是在维持韩美同盟关系的前提下,努力对韩美同盟进行修正,使韩美关系向平等的伙伴关系发展.     

日美同盟的历史演变及其对亚太安全的影响

日美同盟在二战后大致经历了"威权同盟"、"互助同盟"和"伙伴同盟"三个阶段,这一同盟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并不断发展,究其原因,是双方在亚太地区甚至全球范围内有不断交迭和发展变化的共同战略利益.同盟中的美日两国既相互倚重,又彼此制约,同盟性质也随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断发生着嬗变.21世纪,随着美国亚太战略的不断调整和日本的日益强大,日美同盟将对亚太格局的形成与塑造产生重要影响.     

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外交与地区安全秩序的重塑

冷战结束后,塑造东亚地区安全秩序的力量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雅尔塔体系的遗产,二是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外交。一方面,中国与俄罗斯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构建了在安全等领域的合作,而美国在美日同盟的基础上强化了其在东亚的单边及多边同盟体系。因此,雅尔塔体系遗产的组织化程度较以往明显提高。另一方面,东南亚诸国通过在东盟"10+"合作框架、亚太经合组织以及亚欧会议等平台实施经济外交,比较成功地把主要大国及区域集团力量牵绊在东亚地区,并藉此影响了冷战后东亚地区的政治、安全秩序。     

美日同盟的机制化与战略转型

美日同盟起源于美国对日本的战后改造安排,其机制化就是指美日双方不断确立同盟共识,并基于同盟共识来确立战略目标,建立同盟合作规则和机制的进程。自1960年修订同盟条约之后,美日制定和升级了三个《防卫合作指针》以推动同盟的机制化。作为美国控制日本的长期战略框架,美日同盟建立在美日之间的安全和经济的战略大交易基础之上。美国利用双边的同盟结构,采取所谓"高压政治"的手段来掌控日本和美日同盟,这使得它的"同盟困境"呈现出"单向度"的特征。美日同盟的机制化进程与经济关系的失衡是相互加剧的关系,并隐含着推动日本军事化的内在要求。本文认为,美日同盟的机制化实质上就是美日军事一体化,常设同盟协调机制(ACM)的提出标志着建立固定的、实体性的军事结构的开始。当前美日同盟的机制化或军事一体化以应对"中国崛起和朝核问题"为新的同盟共识。     

战后日本在亚太安全格局中的身份建构

战后,日本界定新的国家认同,重塑国家利益,重建在亚太安全格局中的身份。以日美同盟为平台和支柱,日本实现了冷战格局中的身份建构与转型,追逐着冷战后亚太地区秩序重建中的身份重构。日本已从低姿态专注于一国繁荣的小国,走向高姿态意欲主导亚太安全格局的大国。目前和将来的一段时期内,争取亚太安全格局的主导权仍是日本孜孜以求的战略目标和身份特征。然而,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身份建构模式,必然会使日本受到负面效应的冲击。日本在亚太安全格局中的身份建构过程,同时影响并部分建构着亚太安全格局。     

美泰同盟的合作形式、机制及其前景

美泰在1954年《马尼拉条约》和1962年《腊斯克—他纳联合声明》的框架下结成同盟。同盟成立50多年来,经历了老挝危机、越南战争、冷战的终结和反恐战争的考验,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本文认为美泰同盟维持稳定的机制是相互制约。在同盟的存续过程中,美泰两国对"被抛弃"和"被牵连"的恐惧形成张力,推动同盟进行或强或弱化的调整。未来只要双方保持同盟的意愿不变,同盟管理就相对简单。维持美泰同盟符合双方的利益,未来同盟合作将进一步强化,泰国将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外交。     

日本民主党政权下日美同盟调整的背景及动向

2009年，日本民主党上台执政，日关同盟关系随之产生变化，日美在一系列双边及多边问题上暴露出明显的分歧和斗争，日美同盟之所以呈现出斗争的态势是基于日美双方不同甚至对立的利益考量，同时日美在应对共同的威胁时又表现出彼此拉近和合作的一面。未来，日美同盟仍将继续发展，影响东亚乃至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和地区合作进程。     

美国对日安全合作政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无论是在冷战期间还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的对日安全合作政策始终是美国对日政策的核心。这一政策不断通过日本对其做出的反应而对中日关系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冷战结束后,美日之间的战略需要发生了变化,美国开始更加迫切地要求日本在东北亚地区承担更大的政治和军事责任。九一一事件之后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强。由此,美国的政策对中日关系起了很大的消极作用:在日本,它助长了右翼民族主义势力的发展,导致日本国内出现了要求修改宪法和对正常国家地位的要求;在中国,则致使中国对美日同盟长期意图的担忧,间接刺激了中国针对日本的民族主义。然而,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最终都意识到,中日关系的恶化不仅会影响美日关系,而且会损害美国和日本各自的国家利益,从而也使得美国的决策者认识到,美国必须谨慎地平衡其对华和对日政策。     

冷战后美日同盟的三次调整

在克林顿、布什、奥巴马三位总统任内,美日同盟经历了三次调整。1996、1997年接连出台了《美日联合安全宣言》和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新指针》,对同盟进行了再定义,安保体制从"专守防卫"扩大到了"应对周边事态"。布什政府任内同盟被定义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日本自卫队为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的美军提供了后勤支持。加强美日同盟是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中之重,美国强化了在中日钓鱼岛争议中支持日本的立场。2015年出台的新《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强调美日间安全与防卫合作的全球属性,扩大了合作的范围,要求同盟从平时到战时都实现"无缝、强力、灵活、高效"的协调和反应。解禁集体自卫权是三次调整的核心内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被架空。同盟的调整既表现了美国共和、民主两党政策的高度一致性,也显示了美日两国利益的高度契合。中国因素是同盟调整的一个重要考量,美日在制衡中国上有共同需求。同盟的调整给亚太地区安全形势增加了不稳定因素。     

论安倍内阁中东派兵的决策、突破与目标

在美伊两国关系对立及中东地区局势紧张的背景下,2020年初,日本海上自卫队部队前往中东地区进行情报收集。此次中东派兵,其决策过程完全是在安倍首相主导下完成的,且基于中东平衡外交的立场而决定日本"独自派兵"。它既体现了冷战后日本海外派兵的延续性,又在法律依据、日美同盟、政策路径等领域取得了新突破。通过中东派兵,安倍内阁试图实现多重战略目标,派兵本身所蕴含的象征性意义远大于其具体实效。     

韩美同盟关系的新变化及未来走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韩美同盟关系一直是韩国对外关系的支柱,这不仅因为韩国是在美国帮助下完成建国的,更重要的是因为韩国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都极大地依赖于美国。但是随着“冷战”后东北亚国际格局的变化和两国尤其是韩国国内政治的演变,韩美同盟关系也已出现了引人注目而又意味深长的变化。本文重点考察韩美同盟关系的新变化,并对未来的韩美同盟关系略作展望。一韩美同盟关系的新变化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东北亚的国际关系进行了调整。随着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终结,韩国与俄罗斯和中国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但朝鲜与美国…     

1960-1962年老挝危机与美泰关系

老挝政局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深受东亚冷战形势的影响.1960-1962年危机使老挝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作用受到严峻考验.美国和泰国对东南亚战略及老挝局势的判断和考虑不同.为解决由此引起的矛盾,两国通过<腊斯克一他纳声明>结为双边安全同盟.美泰关系的加强对东南亚冷战具有重要影响.     

核武器对同盟的影响——以朝核问题与日美同盟的互动为例

核武器通过对威胁能力与威胁认知的修正对同盟建立产生影响。核武器及其拥有国的数量影响同盟的结构样式和结构变动。核武器拥有、部署及威慑功能的变动持续塑造同盟参与国对威胁的认知,从而影响同盟参与国的对外政策。同盟内核保护的明确性与可信性、核武器功能及部署的分享与分工、国际核安全机制的构建,都将影响同盟的内部互信。综观朝核问题对日美同盟的影响:日美同盟参与国对外政策的不协调为其表,日美同盟内互信的动摇为其中,日美同盟结构的进一步"平等化"为其里。     

21世纪美澳同盟再定义:从联合反恐到应对中国崛起

美澳同盟关系缔结于20世纪50年代,是冷战条件下美国同盟体系的重要一环,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南部的重要战略支点。冷战结束后,美澳同盟关系在经历短暂的"漂浮"后,又趋于稳定并得到进一步强化。进入21世纪后,联合反恐和应对中国崛起成为美澳同盟关系新的催化剂和强心剂。文章拟在分析美澳同盟建立和转型背景基础上,首先探讨澳大利亚作为美国亚太地区战略支点地位是如何确立的;其次分析冷战结束后美澳同盟经历了怎样的挑战和转型;最后重点探讨在中国崛起的形势下,美澳同盟如何进行政策调整及再定义。同时,本文还试图分析作为同盟相对弱小的一方,澳大利亚在追随盟主美国对外战略的同时,如何处理同盟义务与自身国家利益的不一致性,特别是当前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的矛盾。文章作者认为,作为一项较为明智的政策选择,澳大利亚可能倾向于加深与中国在经济上的合作,同时在政治和安全上仍然依靠美国。与此同时,作为一种长期政策,澳大利亚将会和美国一道,通过国际组织,极力诱使中国遵守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     

越战时期美国与盟国的信任危机——以约翰逊政府的“更多旗帜”计划为例

约翰逊政府的"更多旗帜"计划主要通过最大限度地争取国际社会对南越政府的援助,来彰显美国越战政策的合法性。随着越战的升级,这一计划的重点被调整为争取美国的重要盟国向南越出兵协同美军作战。围绕着这一计划,美国与大多数盟国产生了较大的矛盾与分歧,进而导致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冷战同盟陷入信任危机。美国与盟国各自的利益诉求和由此造成的冷战战略的差异,是冷战同盟内部围绕"更多旗帜"计划出现信任危机的深层次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