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营者服务责任的性质

服务责任的性质取决于经营者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的性质。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是以法定义务为原则,以约定义务为例外;以基础义务为原则,以附随义务为例外的。因此,服务责任就应当以侵权责任为原则。     

论被告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

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应当承担部分证明责任,但它不是证明自己有罪的责任,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始终由控方承担,而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实质上是一种证明其可能被控犯罪的某些要素不存在的责任.认为证明责任应当完全由控方承担,被告人不负证明责任,这一观点是片面的,也与人类认识活动的规律不相符合.     

虚假广告代言人责任刍议——以《食品安全法》第55条为视角

广告代言人与经营者的地位、性质不同,广告中的代言人的言行不具有可信赖性,代言人在广告中也不具备独立的法律人格,其权利、义务统一于合同行为之中,而非与消费者的对立之中。代言人不是经营者,法律不应当课以比经营者更重的严格责任,也不应让其承担连带责任。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几种理论释译

一般认为,英国学者奥利弗.谢尔顿在1923年(一说为1924年)最早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他把企业社会责任与其经营者满足企业内外各类人需要的责任联系起来,并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包含有道德因素。1953年,霍华德.鲍恩(H.Boen)在其名著《商人的社会责任》中正式提出了企业及其经营者必须承担社会责任的观点。此后,更多的学者参与研究,形成了不同理论。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种:     

网络经营者版权责任的认定

网络的发展向传统法律制度提出了挑战,特别是在版权领域.针对实践中对网络经营者所应承担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的不同看法,本文认为应当在区分网络内容提供商与网络服务提供商的弎上分别适用严格责任原则与过错责任原则,并考虑一定的责任限制,以达到保护版权、促进网络业发展等多种目的.     

诉讼时效抗辩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探究——以罗森贝克规范说为分析路径

对诉讼时效抗辩如何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分配证明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诉讼时效的证明责任应该分配给权利人(原告),另一种观点认为,诉讼时效的证明责任应该分配给义务人(被告)。以上两种观点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诉讼时效抗辩是依据抗辩权产生的一种典型的权利抗辩,应当由提出抗辩事实的当事人,对该事实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有关抗辩事实主要包括诉讼时效期间的届满,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或延长,诉讼时效期间经继续计算或重新计算后届满;如果上述事实由权利人主张,则由权利人承担证明责任,如果由义务人主张,则由义务人承担证明责任。     

论法院不承担证明责任

近年来,各大诉讼法又开始进行新一轮的修改,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这两个被学界争论已久的概念又成为了争辩的焦点。有的学者重新提出法院是证明责任的主体,法院应当承担证明责任的观点。对此观点,第一、从诉讼证明的角度来看,法院不是证明的主体;第二,法院的查明责任不是证明责任;第三,司法人员的责任制与错案追究制度不是法院在没有履行证明责任后的不利后果。本文从以上三个方面论述法院为何不承担证明责任。     

论产品质量缺陷责任主体及其责任的确定

关于产品质量缺陷责任 ,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不尽相同 ,理论界、司法界对如何确定责任人及其相关责任 ,存在不同观点和做法。本文从法学理论角度探讨对立法本意的理解 ,并从切实保护受害人利益和适应司法现实的角度提出修改、完善产品质量缺陷责任规定的意见。产品生产者和销售者均为被告的情况下 ,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雷击导致游泳者死亡经营者违约责任探析

本文对雷击导致游泳者死亡案件,海滨浴场经营者应承担的责任进行评析,指出 浴场经营者的违约责任问题。     

从一起警察不作为案论我国行政不作为赔偿

一起警察不作为行政赔偿诉讼案引起如下思考:行政不作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如何确定因果关系?承担何种赔偿责任?最高院通过司法解释确定了警察行政不作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确定因果关系可以采用相当因果关系说;承担的责任形式应当是连带责任而非按份责任。     

消费者后悔权的道德风险问题研究

消费者后悔权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平衡市场交易关系中因经营者强势地位而导致的消费者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而设立的倾斜保护制度。在实践中,消费者可能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滥用后悔权,容易导致消费者道德风险问题,从而影响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要平衡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关系,防止消费者滥用后悔权,就需要对消费者后悔权道德风险进行防范化解。     

全球化背景下完善我国商业秘密法律保护之构想

为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必须在保留我国现行的商业秘密法律界定的基础上 ,着力修改完善我国关于商业秘密犯罪的刑法规定。为此 ,首先应当完善商业秘密犯罪的罪名体系 ;其次 ,严格限制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犯罪构成 ,将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主观罪过全部限定为故意 ;再次 ,对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法定刑增设多个量刑档次 ,以使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法定刑设置宽严相济 ;最后 ,规定对于一般的侵犯商业秘密犯罪 ,须“告诉才处理” ,但是 ,侵犯商业秘密危及国家利益或者情节严重的则除外。当然 ,关于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 ,关键还在于《商业秘密保护法》的制定。     

暴力妨害非编人员执行公务之定罪辨析

妨害公务罪的危害本质在于干扰和破坏公务行为,执法人员是否具有公务员或事业编制的身份不能完全阻断本罪的适用,而应结合执法人员的职权、职责、执法名义等予以综合考虑,将非编人员纳入本罪的保护范围具有法理依据及现实基础。在把握公务执行保障与公务行为合法性的平衡中合理对待执法瑕疵,有利于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实现。     

论单位犯罪中的单位自身行为

单位自身行为是单位犯罪成立的关键。但如何认定单位自身行为,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颇有争议。认定单位自身行为应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单位自身行为的成立不以“在业务范围内”为必备要件;二是“为单位谋利益”应作为单位犯罪的选择要件。单位意志才是单位犯罪的必备要件。     

我国企业管理研究：从改革开放到21世纪初

归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管理研究成果，可为今后管理创新和企业发展提供思路。大庆经验表明管理要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要正确处理经济改革与企业管理的关系；社会主义企业既要会管理更要会经营，要研究和掌握企业行为规律、加强企业民主管理、推进企业文化建设；推进企业管理现代化；着力培养社会主义社会的企业家；加强学习国外企业管理经验，加速我国经济管理人才培养，建立一门企业管理对比研究的科学。     

论免费互联网用户的消费者身份认定——以双边市场理论为视角

任何一个消费者个体或群体都是在市场经济体系中与经营者的互动所形成的,消费者身份的判定必须辅之以这一互动过程的佐证.这一“互动过程”可以笼统地被总结为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发生的“生活消费关系”.因此,欲将免费互联网用户认定为消费者身份,必须证明其与互联网经营者之间生活消费关系的存在.而双边市场理论为我们刺透企业“免费”的虚假外表,探知企业真正的运作模式提供了工具,功莫大焉.在这个理论前提之下,我们可以轻易地将免费互联网用户认定为消费者身份.     

商业贿赂犯罪程序法适用：实践操作的障碍与解决问题的思路

解决商业贿赂犯罪管辖缺位与越位问题,应当建立商业贿赂犯罪管辖整合与连动机制。以现行信息平台为基础而建立的商业贿赂双向移送机制,不仅包括行政案件向刑事司法程序流转,还包括从刑事司法向行政执法的转化。在商业贿赂犯罪直接证据奇缺的情况下,形成间接证据逻辑链条同样具有强大的证明力。权威的证据规则能够保证惩治商业贿赂犯罪的效率,必须强化对证据固定的要求,注重补强证据规则的适用。     

试论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

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是指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利用职务之便 ,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的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 ,获取非法利益 ,数额巨大的行为。在认定本罪时 ,除了应注意犯罪主体必须是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外 ,还要考虑行为人在客观上是否从事了法律、法规所禁止的竞业行为 ,以及所获取的非法利益是否数额巨大 ,同时要将本罪与非法经营罪和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相区别。     

正确处理政府信息公开与保守国家秘密

保密与公开一直是保密工作必须解决好的根本问题。《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除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以及公开后会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信息外，其他信息都必须公开。在新形势下，为妥善解决好保密与政府信息公开两者之间的关系。需要对《保密法》等法律进行修订，建立全新的保密工作制度，确保国家安全和国家秘密不被泄露。     

对新形势下绿色企业创建问题的深层分析

21世纪绿色企业兴起已成为现代企业发展的主导潮流。创建绿色企业的目的是企业获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应获得环境效益,使企业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本文通过对新形势下绿色企业创建问题的深层分析,提出培育和发展绿色企业的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