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正义视角下免于贫困权利的实现

"免于贫困的权利"这一概念的提出意味着我们在反贫困的过程中要超越国家和民族关系的正义观念,而形成一种适用于全球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球正义观念。当下学术界和国际社会往往从自由权、适当生活水准权和发展权这三个角度出发构建免于贫困权利的实现模式。但这些模式并不能完全实现免于贫困的权利,应当建立一套包括赋权机制、监测机制、合作机制在内的相对独立的权利实现机制。为了确保发达国家履行在贫穷国家免于贫困权利实现方面的国际人权法义务,应当在国家间指控及和解机制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司法或准司法制度。     

论中国近代法观念的转变

观念是一定社会法律现象、法律制度、法律运行模式的理性概括。中国近代的法观念是在中国传统法观念与外来法文化的冲突、扬弃中形成的。治外法权的丧失、太平天国运动对封建法观念的摧毁、清统治者对封建法观念的破坏、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是其产生的历史土壤。其内容主要是礼法分野、诸法并重、肯定个体的权利、司法独立等。中国近代法观念的转变为清末法律改革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对民族救亡运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均具有促进作用。     

建立新型执法观念

今年,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依法治国,在全社会实现公平与正义,既有着广泛的人民群众基础,又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要求。为此,我们要改变过去的思维定势,革除过去的思维习惯,在破旧立新中建立新型的执法观念。一是从权力本位的执法观念向权利本位执法观念的转变。重视权力,漠视、忽视权利,这是我国长期存在的国家权力本位观念。检察(司法)机关在执法中,为维护国家权力,往往容易侵犯公民的权利。以权利为本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之一,我国签署并加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权利的人本主义解释

以人为本意味着个人主体性的凸显以及对于他人主体性的尊重。个人对其利益的追求促使人们积极地改变社会,而权利是个人利益正当化的依据和体现,是利益的法律性表述。社会正义的实现与社会和谐的保障依然离不开个人权利的昌明和社会权对弱者的保护。权利观念中渗透着个人主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体现出法律对于＂自尊并尊人＂和＂互为主体＂观念的保护。以人为本实现的基础就是法律的现代化,要实现法律现代化就必须重视现代法律文化系统的建构,而现代法律文化系统的根基就是权利意识和国家对权利的有力保障。     

从功利到道义:当代中国权利观念道德基础的构建

当今中国社会,以社会利益优先为内涵的功利主义权利观念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其存在的理论缺陷及其在实践中的不良影响已凸显了出来。道义论权利观念以人的尊严和自主性为权利之本,能更好地证成权利的平等性以及弱势群体的福利权,从而有效回应当下中国社会问题,显现出了其理论优势。虽然既有的功利主义权利观念基于传统和现实因素,依然拥有着较强大的影响力。然而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道义论的权利观念将在两种权利观念范式复杂地博弈中,逐渐地确立自己的地位。     

发展权与主权的互动是实现发展权的基本要求

主权和发展权均是集体人权的体现。主权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属性,只有主权的独立,人民才能自由地选择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参与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才能自由地处置自己的自然资源和财富。发展权不仅仅是一项个人权利,而且是一项集体权利,每个个人组成的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是该集体权利的主体,发展权作为一项人权在国际社会中表现为每个国家、民族的集体权利。主权与发展权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因此主权的保障与发展权的目标是一致的。中国只有在国际社会中争取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发展才是巩固和增强国家主权的前提条件,保障中国发展权与捍卫主权存在着密切的互动性。     

中国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变迁

从古至今,中国女性受到了封建传统观念和礼教的强烈束缚,这些束缚最直观地体现在其婚姻家庭生活的地位上。中国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的变迁也是当时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基本价值观念在婚姻中的体现。从汉代开始,"男尊女卑"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成为中国女性几千年来的束缚。但经过唐、宋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中国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虽然过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在自由和平等的观念没有进入中国之前,并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变化。直至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民主、自由和平等的观念进入中国并发展到今天,"男女平等"才最终取代了"男尊女卑",中国女性在婚姻中,包括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才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     

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向现实权利转化可能性中的激励问题

不久前在陕西发生的黑砖窑事件在深层次上反映了法律条文和社会现实之间强烈的张力,反映了应有权利向现实权利的转化过程中存在的断裂,人权的观念更重要的是必须付诸于实践。在这一事件中,围绕民工的权利博弈的国家公权力和砖窑主的私人利益充分的揭示了其背后复杂的激励问题。本文指出建立完善的、可操作的法律激励机制,是保证我们顺利地实现人权保护的目标的必然途径。     

在冲突与调适之间:执行权运行之实证研究——以民事执行政策变迁为视角

国家公权力确认并保护公民私权。在经过性质为"观念上形成权利"的判决程序后,民事执行权就成为一种旨在"事实上实现权利"的国家公权力。〔1〕司法机关对两造的纠纷通过公认的程序加以裁判,使得权利者拥有了一种悬在半空中的权利。若承担义务者不转化这种法定权利为现实权利,司法机关有权排除权利实现过程中的障碍。因此,民事执行权的运行目的在于国家执行权力保障已被法院裁判的债权,得以迅速而不加折扣地实现。     

条约制度的建立对传统法律变迁的影响——以地政管理制度为例

近代国门大开之后,中国融入国家交往的条约制度之中。通过双方的谈判与协商,确定各自享有的权利与承担的义务是条约制度的基本原则。谈判与协商这种互动的活动使得双方的法律意识与原则彼此产生影响。由于处于战败国的弱势地位,中国所签订的条约为不平等条约,中国方面更多地接受外来的影响。随着这些影响的日益加深,西方法律原则与制度大量地引入传统社会,法律制度开始向近代转化。条约制度的建立与传统社会法律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地政管理制度是这种关系的最好说明。     

“核心期刊”引文率重要性质疑

赵北海在2005年7月11日的《学习时报》上撰文介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经济，维护国家稳定的过程中．都提出过类似和谐社会的概念和理论。其内容归纳起来：1．确立了公民的权利，包括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2、建立合作主义的政治框架。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阶级、阶级斗争在一定时期非常激烈，但是到了20世纪中期，在体制内通过谈判和沟通，逐步缓解了矛盾。实现了社会的和解，即劳动和资产之间的和解，合作，劳资双方甚至成为和谐的社会伙伴。3．强化公民社会，允许公民自愿组织起来，以进入市场应对市场风险，允许公民以组织形式进入国家的公共政治，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监督。     

民法之学:关于权利的学问

民法之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它以权利作为理解市民生活的出发点 ,并通过构筑权利分类体系和具体适用规则来把握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尊重与维护公民个人的“权利情感”关系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这一点在当前中国尤为重要。因此 ,民法之学其实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关于权利的学问。     

中西思想文化对权利观念的影响探析

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权利一词在西方国家备受关注,而在中国对权利的论及甚少,只是近几年才受到关注。为什么权利观念在中西方有如此大差别,除了受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这一决定性因素的影响之外,必定还有一些别的因素在起作用。本文指出在这些附属的因素里,文化的因素无疑是影响权利观念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它自觉不自觉的影响着人们的权利观念。     

论新型权利生成的习惯基础

从法社会学的立场出发,权利体现了人们交往行为中的利益结构关系。新型权利是在国家实在法上没有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因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而经司法裁判认可或者尽管未经其认可却被社会普遍默认和接受的权利。从祭奠权诉讼和网名权诉讼中可以看出,新型权利生成的直接社会根据是习惯以及从习惯中提取出来的习惯权利。在新型权利生成过程中习惯所具有的不同作用,既可以从传统习惯角度观察,也可以从新习惯角度观察。新型权利生成的救济方式是基于习惯的权利推定。无论是社会的权利推定,还是国家的权利推定,都建立在有关权利的习惯基础上。     

中国宪法的集体主义品格

中国宪法面临着多元化的文化土壤,但占主导地位的是以具有集体主义倾向的传统文化和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文化。文化土壤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决定了中国宪法区别于西方自由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个体主义宪法。中国宪法的集体主义品格首先体现在国家目标方面,中国宪法所确立的国家目标是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为核心的集体主义色彩浓厚的“中国梦”;其次体现在权利观念上,中国宪法在权利来源、权利范围和权利位阶上均持集体优位的价值立场;最后体现在权力结构上,中国宪法对权力的配置也基本遵循“局部服从整体、小集体服从大集体”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     

法治国家中权利本位的理论意义

法治是与人治是根本对立的社会组织结构形式,权利本位是人们重塑现代法律观念的要求,其取向是健全法制和发展法治的途径,是法治国家的明显特征。在当代我国,强调权利本位的,符合依法治国方略的要求,也是法治国家民主政治的本质体现,有利于法治国家公民意识的完善。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实施问题研究

随着人权法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人们逐渐改变了否定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作为一项法定权利的观念,开始承认经社文权利与其他权利一样具有法律约束力,并在理论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突破。关于义务缺位论,根据国家义务的三分论,国家履行尊重的义务不再限于消极措施,而履行保护和实现的义务,也不一定要积极作为。因此,国家对人权保护承担的义务是多层次的,且无可逃遁。关于资源耗费论,并非所有的经社文权利需要耗用资源,更多情况下,实现经社文权利的最佳途径是使个人自由免受国家干预,或者通过个人自主地调配资源。关于逐步实现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对权利逐步实现的规定,其真正用意是要求无论缔约国贫富,都公平、有效、充分地利用资源,以一切适当方法在短期内实现权利。关于不可诉论,一国不提供司法补救,并不意味着该项权利具有不可审理的性质。形成经社文权利不可诉论断的原因,主要是裁决机构缺乏能力和意愿。而国内法院和区域性人权法院的司法判例,可作为经社文权利可诉性的最佳例证。时至今日,可以说人们多已从经社文权利是否可诉的讨论转移到更加细致的审判和执行的问题上。一方面,通过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的工作,进一步明确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内容的规范性,和缔约国所负有的国家义务。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权利实际上不可诉的国家来讲,更重要的义务是如何使得权利可诉。     

主观公权利的观念与保护规范理论的构造

"刘广明案最高法裁定"开拓性地将主观公权利观念与保护规范理论导入我国司法实践,引发争议。主观公权利观念是公权利理论的产物;保护规范理论是其技术性形态,用来从客观法解读主观公权利。公权利理论以国家法人说为理论基础,志向于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建构起权利义务关系。在公权利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个人对国家的主观公权利成为重心,国家对个人的主观公权利淡出视野;同时,保护规范理论因法律秩序的转换与时代精神的变迁,而不断对其解释要素加以调适,使主观公权利的外延呈现出一种开放性。这个过程体现了法律的动态性,并有其政治哲学背景。"刘广明案最高法裁定"所表达的只是保护规范理论的基点,但通过导入该理论,为行政诉讼原告适格的认定提供一个法律论辩平台,应获积极评价。     

权利问题研究与中国当代劳动法观念的更新

正确的观念是正确理论的基础,先进的观念是先进制度的先导。我国传统劳动法学的落后首先是观念的落后,因此,只有注入权利的思维来实现劳动法研究的观念更新,具体要实现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国家本位到社会本位、利益一致到利益协调的观念转变,才能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劳动法律制度。     

国际关系发展史中的民主政治与民族国家因素分析

国际关系的历史主要是民主政治推进与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而权利是推进民主政治进程与民族国家形成的主要因素和动力。虽然在国际关系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民主政治的推进与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在表现形式上呈现出多样化特点,并不是总保持一致、均衡发展,但究其本源,各国都是以权利为本位来实践着本国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