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贸易调整援助制度的性质探究

美国贸易调整援助立法是建立在贸易自由化理论基础上并由国内贸易政治驱动的。学界将贸易调整援助项目视为美国贸易救济制度实际上是对其性质的认识不足。与美国传统进口救济措施有所不同的是,贸易调整援助制度从应然意义上讲属于贸易调整政策工具或措施,但从实然角度看却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制度化的贸易自由化补偿机制。澄清误解对我国学习、借鉴美国贸易调整援助制度,构建中国特色贸易调整援助制度是至关重要的。     

现代民主宪政国家应对危机之道——评罗斯特的《宪政独裁——现代民主国家的危机政府》

罗斯特的宪政独裁理论是为了解决现代民主宪政国家所具有的如何在维护宪政和民主原则的同时,又能成功应对危机这一可怕的悖论。他提出合宪的政府也可以是独裁的政府的理论,是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解决危机的传统理论的反动,也与法西斯的独裁理论迥然不同。他的理论是对罗马共和时代以及世界上四个主要民主宪政国家———美、英、法、德应对危机的制度经验的总结,具有深刻的历史基础。为防止独裁权力滥用问题,他设计了宪政独裁的11项标准。罗斯特的理论适应了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世界许多国家的危机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我国紧急权力法制化也有启示意义。     

论知识产权国际立法的后TRIPS发展

TRIPS协议生效以来,发达国家及其知识产权产业集团继续推动着国际知识产权扩张,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市民社会组织则开始反抗TRIPS协议.在后TRIPS时代,知识产权国际立法在立法趋势、立法体制、立法内容、立法主体和立法形式方面表现出不同以往的诸多特点,其原因在于知识产权国际立法的控制与反控制力量激烈博弈的继续、TRIPS协议的压力、发展中国家的体制转换策略、经济全球化、市场化、跨国资本主义的发展、TRIPS协议的立法特点等.后TRIPS时代的知识产权国际立法变得更为公平和平衡,但知识产权国际立法日趋复杂化,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更为不稳定和不确定.     

国际贸易救济措施的二重性

国际贸易救济措施是贸易自由与贸易保护在动态博弈中的均衡：一方面,国际贸易救济措施是贸易自由化的产物和保障,其价值取向的归宿是贸易自由;另一方面,国际贸易救济措施具有适度的自我保护性质,在客观上存有沦为新贸易保护主义工具的危险。正是在＂贸易自由＂与＂贸易保护＂这一矛盾体中,国际贸易救济措施才逐步形成、发展。面对金融危机下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浪潮的威胁,正确把握国际贸易救济措施的二重性对于我国保护国内产业安全、化解国际贸易摩擦、推动公平贸易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WTO《补贴与反补贴协议》对内国经济法的约束与影响

WTO之所以被称为“经济上的联合国”,是因为其不仅为协调各成员国的贸易政策与立法提供了一个正式的常设的固定场所,而且以缜密的法律原则、规则和制度,对维护国际贸易交往的有序发展和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产生了巨大的作用。用强势的WTO争端解决机制来取代GATT的争端程序,意味着各WTO的成员国必须遵守统一的博弈规则,对其国内与WTO义务相关的经济立法进行整合、修订,以与WTO规则相接轨。这一点不仅针对经济立法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且很大程度上也针对经济立法比较完善的发达国家。     

我国政府采购法制之根本症结及其改造

近年来,政府采购腐败和高价格所致政府采购价值落空问题备受理论界的关注,学者们从制度视角对其进行了多方位反思。制度层面的审视将症结归因于政府采购主体、质疑投诉、合同等具体制度之缺失。其实制度的不足与其背后深层的立法思维模式、立法力量主导模式、政府采购权体制结构安排更具关联性,深层地看其根源亦在于此。由是,根本解决政府采购现实问题之策略应为：促进政府采购立法思维模式从片面吸收国际先进法制向注重中国语境基础上与国际法制接轨转换,立法力量主导模式要由行政主导向立法博弈转换,采购权体制结构设计模式需由侧重监督向侧重制约转变,进而依统一立法模式、循采购权制约理路对制度进行重构。     

论现代国际航空法的自由化趋势

自由化既是应然国际航空法的一种理念和价值取向,又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实在国际航空法之中。具体而言,1944年《芝加哥公约》建立的双边法律体制实质上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从美英《百慕大协定》到美国自由式协定都增进了自由化内容,2007年美欧协议和中美协议体现了全面的自由化;从区域层面来看,欧盟与亚太地区航空法都展示了自由化势头;国际多边自由化仅在有限范围内得到发展,但航空联盟在实践中发展了多边自由化,ICAO也对多边自由化做出了重要贡献;WTO多边法律体制也开始调整航空运输,虽然目前的调整范围十分狭窄,但贸易评审机制保障了WTO航空立法自由化的向前发展。     

国际贸易法治的危机及克服路径

当前国际贸易法治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空前之危机。此次危机具有深刻而复杂的国际背景及现实根源,但从国际贸易发展历史来看,贸易自由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博弈从未消失,向来是国际贸易法发展中的永恒主题。当前国际贸易法治危机的根源依然是保护主义的幽灵作祟。今天的保护主义与历史上的保护主义并无本质上的区别,无非是添加了时代的特点和因素。法治的危机仍然需要法治的方式予以克服,当前国际贸易危机的本质说到底是国际贸易法治发展的不完善、不充分导致的,只有以法治的思维、法治的方法才能找到克服当前国际贸易危机的正确路径。     

试论GATT/WTO协定之私人执行——一个美国法的视角

私人执行GATT/WTO协定是指私人如何行使在GATT/WTO协定下的国家贸易权利。"1934年体制"下"进口竞争性产业"与"出口导向性产业"之间的博弈使得美国国会与总统在共同行使国家经济主权中,通过缔结GATT/WTO协定,为美国创设了市场准入权利与贸易救济权利。这些贸易权利要在国内法中被私人执行,则必须创新国内进口与出口贸易救济制度。     

当代俄罗斯转型宪法的本土化及其困境——参照美国的比较分析

当代俄罗斯宪法是社会转型期仿效西方的宪政模式进行构建的,在传统与现实、制度与实践的交互作用下,俄罗斯的宪政之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宪法本土化过程.作为后发外生型宪政代表的俄罗斯宪法及宪政与作为先发内生型宪政典范的美国宪法及宪政,在宪法及宪政产生的深层背景、与相应法律文化体系的关联、宪法文本内在的差异、宪政实践中的危机与困境等方面存在诸多的可比较性.这种比较所及的不单纯是法律制度层面的问题,在更深层次上是一个包客了民族、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综合性的大文化问题,这对于后发外生型国家克服本国宪法及宪政的发展与完善过程中遭遇到的困境与危机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GATS与我国的服务贸易立法

《服务贸易总协定》 (GATS)为国际贸易自由化提供了体制上的安排和保障。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 ,加入GATS既是机遇 ,又是挑战。我国服务贸易立法存在不足 ,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服务贸易立法应遵循相应的基本原则 ,并进一步完善立法。     

混业经营体制下的金融监管立法

相对于分业经营,混业经营对于金融监管及其法律制度要求更严格。加强金融监管立法是混业经营体制下的必要之举。混业经营体制与分业经营体制下的金融监管立法在立法理念及立法模式上均有差异。在金融危机与金融全球化、自由化并存的背景下,混业经营体制下的金融监管立法需要新思路。     

论检察权内涵及其制度功能

不同政制的国家赋予检察权不同内涵,其根源在于不同的法律思想产生不同的司法体制架构。界定检察权的根本属性必须从一个国家的宪政理论与实践出发,依据本国立法实际与司法实践科学加以认识。无论是三权分立体制框架内的检察制度,还是议政合一的政治体制框架内的检察制度,某种正当性社会需求的满足是载现检察制度固有功能、推动其产生与发展的原动力。     

美国外贸政策决策机制的变革——美国《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述评

<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的通过是美国贸易政策与立法发生重大转变的标志."1934年体制"导致美国<联邦宪法>中由国会主导的贸易政策规制体制真正开始向由国会与总统共享决策体制的过渡完成.其中所涉及的深刻的国际与国内政治一经济背景是解读这一体制的关键所在.审视这一体制并廓清其中所含的法律机理,有助于我们深入剖析美国贸易政策的历史流变,其影响表现在对美国国内贸易政策与国际贸易体制两个层面.     

罗马宪制初探

罗马宪制对西方宪政的影响历来被法学界忽视.西方宪政理论的最早起源虽在希腊,但其制度的最早起源却在罗马.这种由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三种成分混合而成的宪政体制,经过王政时代、罗马共和国,直到共和国末期才最终定型.本文在对这三种成分及其发展的简要分析的基础上,认为罗马宪制至少在四个方面对西方宪政制度具有影响,即在实践中完善、法治、制衡和限权.     

南非的法律渊源

南非是非洲最重要的国家力量之一。南非的宪法及民主制度是20世纪90年代方才建立的,相对于其它欧美亚州国家政治法律制度的这一独特的时间性赋予了南非法律制度以突出的时代色彩以及显著的价值与制度的先进性。可以说,南非民主宪政体制是世界上最独特、最现代的结构体系之一。     

论社会宪政

社会宪政既不同于传统的国家宪政,也不同于所谓的＂新宪政＂论,它是以规范和调控社会公权力为核心的宪政形式。国家公共领域和社会公共领域并存的公共领域二元化结构是社会宪政的社会学基础,社会公权力和人性尊严的密切相关是社会宪政的价值论基础,人性的善恶双重性是社会宪政的人性论基础,国家宪政对社会宪政的兼容性是社会宪政的政治学基础。在价值层面,社会宪政遵循民主、法治、人权的基本理念;在制度层面,社会宪政主要由社会民主制度、社会公权力制约制度和社会公权力保障人权制度构成。在全球＂社团革命＂浪潮冲击下,社会宪政是我国宪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体制转换及其推进策略——多边体制、双边体制、复边体制?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发展与演进一直伴随着体制转换的过程.《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代表着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与多边贸易体制的联合,《自由贸易协定》(FTA)代表着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多边体制的双边主义转向,而《反假冒贸易协定》(ACTA)的制定则表明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与多边贸易体制的联合出现了松动,产生了由多边体制向复边体制发展的动向.对这一过程的梳理及对其所暗含的利益博弈的分析,可以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学术脉络上理解后TRIPS时代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立法与执法的新趋势以及《反假冒贸易协定》的制定背景与意图.     

新农村建设的路径选择与对策——以农民权利为中心的制度创新和法律保障为视角

新农村建设关键在于要围绕提高、尊重农民权利为中心而展开相应的制度创新。其中心主要从＂放权＂、＂限权＂和＂保权＂三个方面展开。所谓＂放权＂,即要营造实现农民与国家之间对称性互动的良性机制;所谓＂限权＂,即明确国家权力与农民自治权利之间的界限,实现由指令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所谓＂保权＂,即通过相关的制度创新和立法,保障农民各项权利平等的实现以及完善相应的权利救济体制。     

后危机时代下国际金融监管法律规制比较研究——兼及对我国之启示

后危机时代下,世界主要经济体的主要任务开始由采取短期政策措施以遏制危机蔓延和深化转向金融监管立法制度改革,以此修复现行金融监管体系的根本性缺陷。美英及欧盟世界三大经济体先后颁布多项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折射出国际金融监管立法改革的新动向。其中加强系统性风险监管和加大金融消费者保护力度成为改革重点。为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突出解决系统性风险监管薄弱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缺失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