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在逻辑与路径研究

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体现了"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变革的内在要求,顺应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需要,对于解读税费改革后农村基层政权治理能力趋于弱化问题,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伴随着乡村振兴的长期过程,必须坚持共建共治共享,把打造"一核多元"的乡村治理架构作为基础,把完善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作为关键,把治理手段与方法的创新作为重要着力点,以有效激发乡村治理的活力和潜能,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乡村发展新格局。     

发挥基层商会作用助力乡村振兴研究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其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要把统一战线所长与党的中心工作所需结合起来,助力实现乡村振兴。具有统战性质的乡镇商会是统一战线围绕国家发展大局在乡村振兴中贡献智慧和力量的有效对接点和切入口。乡镇基层商会由“离土”工商界人士构成,是工商联延长手臂夯实基层工作的社会统战力量。同时,具有高度社会独立性、服务性、自律性、公益性等特点的乡镇商会亦是新社会组织和新经济组织的重要组成,已成为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新生力量,在政治属性、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方面都具有助力乡村振兴的独特优势。要发挥基层商会党组织作用,加强基层商会与村两委和村内各种组织的互动,协同参与乡镇治理,纳入新型城镇化城乡协调工作布局,积极引入乡镇外部资源,将基层商会参与乡村振兴的优势转化为实际发展效能。     

引领型协同治理：脱贫地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模式选择——基于石泉县“三抓三联三保障”实践的分析

积极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是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的核心议题,也是脱贫地区组织振兴的重要内容。引领型协同治理是基于党建引领集体经济发展“三抓三联三保障”实践缔造的一种新型治理模式,即以核心治理权力引领和多维互动治理相结合为显著特征的治理机制创新及行为,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基层组织振兴。在引领型协同治理视域下,推动脱贫地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要注重强化政治势能和党建功能,推动利益紧密且可持续联结,厘清组织的权责边界,优化政策制度环境,以此拓展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为乡村建设提供新的组织资源,持续激发基层社会内生动力。     

新乡贤组织化:基层商会参与乡村振兴的实践进路与路径优化——基于江西省J区的实地调查

新时代,乡村振兴需要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格局,社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功能。作为把新乡贤组织起来的一种形式,基层商会因其广泛的社会联结、扎根社区的动员能力等发挥着带动产业发展、促进良好治理以及促进共同富裕的功能,但是其也存在着带动集体经济发展能力不足、人才流失普遍以及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需要从构建人才可持续机制、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以及建立基层商会联动机制等方面进一步促进基层商会参与乡村振兴。     

黑龙江省乡村善治法治路径研究

黑龙江省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通过“自治+德治+法治”的“三治”融合方式,积极探索实现乡村善治的法治路径。但在乡村善治实践中,个别乡村仍然存在基层党建缺乏创新,村“两委”关系不协调、民间组织发育不充分,村民自治意识薄弱、治理法治化水平有待提高、文化产品相对匮乏等现实问题。应当立足黑龙江省省情,积极借鉴先进省市成功经验和做法,针对上述问题探寻相应完善对策,助力“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发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乡村治理研究——以分宜县融媒体中心为例

县级融媒体中心是最贴近基层群众又最具有本土特色的基层媒体，不但发挥着主流舆论阵地作用，同时发挥着综合服务平台和社区信息枢纽作用，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年来，分宜县融媒体中心树立“引导群众，先要服务群众”的理念，切实发挥了助力乡村治理的功能。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进一步探索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乡村治理的新路径，有助于推动政府、媒体、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乡村治理格局的形成。     

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村基层治理的意蕴、困境与优化路径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和价值目标。农村基层的有效治理有助于化解基层矛盾、修补基层生态、巩固基层政权。面对农村基层治理理念异化、基层治理与社会结构"脱嵌"、基层行政权力"势差"、治理效益递减的困境,应该从矫正治理理念价值偏差、创新基层治理方式、优化基层治理结构、健全基层治理机制层面入手,实现农村基层治理的优化和乡村的善治。     

基层协商民主推进边疆村民自治创新研究——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为例

我国广大农民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以村民自治创新了乡村治理方式,推进了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监督和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确保乡村治理有效,亟待以基层协商民主机制,为村民自治注入生机与活力。加快协商主体培育、规范协商程序、提升协商质量、督促协商成果转化,确保基层协商民主落细落实,必将为边疆和谐稳定,农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发挥统战优势推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调研与思考

推动乡村振兴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尤其是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点和难点，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新时代汇聚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重要平台和手段。通过分析全国及各省市统一战线推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路径，梳理出统一战线推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特点，即资源整合优势突出、协调推进五大振兴、以新理念引领新发展、逐步趋向品牌化、实现区域协同发展。针对当前工作存在的问题，包括仍有一些群众存在“等靠要”思想、品牌影响力有待提高、部分基层统战工作缺乏创新、基层区域参与度有待提升等，提出不断激发各族群众的首创精神、打造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品牌、进一步创新工作思路、不断完善基层区域参与机制等可行性意见，为统一战线发挥法宝作用，推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实践提供一定参考。     

全过程人民民主背景下基层人大参与社会治理的创新模式与机制——以浙江省为例

基层是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基层人民代表大会既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平台,也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为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发挥积极作用。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基层人大在社会治理中的独特作用和参与方式,尤其缺乏对全过程人民民主背景下基层人大参与社会治理创新模式和机制的研究。基层人大及人大代表在参与和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方面,不仅有其必要性,而且有其他治理主体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以浙江基层人大的创新实践为例,剖析基层人大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背景下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模式和机制,如人大代表“亮身份”、代表联络站助力治理、民生实事人大代表票决制、数字赋能人大参与治理等模式,以及与之对应的主动参与治理机制、多元协同治理机制、民主监督下的科学治理机制和数字化整体治理机制。这些创新模式和机制为我国人大及基层治理实践工作提供相关经验借鉴和操作指南,必将进一步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和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升。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农村警务创新发展之道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积极推进城乡警务一体化建设进程,创新农村警务,既是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府加强基层治安治理,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作为。创新之道有四,其一是创新警务管控能力;其二是创新警务体制机制;其三是创新警务治理理念;其四是创新警务预警模式。     

制度嵌入与基层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构——基于一个旧村改造案例的分析

伴随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的变迁,重塑国家与社会的协同关系逐渐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主题。通过政策执行和平台建构,国家能力以制度化的形式渗入乡村治理进程中,这一过程呈现出基层政府对乡村社会的"嵌入式协同"。从旧村改造个案看,当前乡村治理工作必须有效发挥基层政府在创新政策执行方式、建构长效平台方面的积极作用,以制度思维转变培育乡村社会内生性力量,进而重塑乡村治理场域以推动基层国家与社会协同关系的重构。     

乡村振兴进程中基层政府偏差行为及其治理策略

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重大举措的乡村振兴战略,在基层实践中衍生出具有失范性、损害性、辐射性和隐蔽性的偏差现象。这主要表现为注重概念创造忽视务实行动、注重典型塑造忽视均衡发展、注重行政推动忽视内源式发展、注重短期绩效忽视可持续发展。基于“制度—环境—个体”分析框架研究发现,结构张力和软约束所构成的制度压力、府际竞争和联合避责而形成的交互影响、责任稀释和政绩竞赛所产生的行为偏好耦合于基层政府,形成驱动其偏差行为的机会场域和压力场域,促使其在乡村振兴进程中主动或者被动实施偏差行为。规避乡村振兴偏差行为,需更加注重以系统思维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以组织协同优化基层治理体系、以容错机制促进干部积极作为。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协同治理探析

深入分析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协同治理路径的内在机理,对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协同治理应当围绕"谁来协同治理、协同治理什么、如何协同治理、靠什么来协同治理"四个基本问题来谋划,从治理主体培育、治理体系构建和治理方式创新三个方面系统性构想对策。     

走向共和:自治重心下移导向的乡村治理机制变革

在工业化、市场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的社会大变革时代,原有的基于农业和农民的乡村治理机制已无法适应变迁中的基层社会,探索一种能够有效适应乡村社会变迁的治理机制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得以实施的重要政治条件。以自治重心下移为核心特征的乡村治理机制变革是适应乡村变迁诉求的有益探索,彰显村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契合以人民为中心的科学发展理念,也是对共和主义以人民的自治能力和获得感提升为圭臬的核心理念的重要实践,开辟了村民参与和社会自治的新空间。     

新时代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代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举措。新时代,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需要凝聚“人人有责”的治理共识,激发“人人尽责”的治理活力,实现“人人享有”的治理目标。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仍面临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引发的社会主体利益分歧、社会治理权责边界模糊可能降低治理效能、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不健全可能削弱社会治理意识等诸多挑战。因此,我们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推动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建设,调动社会治理主体积极性以增强社会协同治理能力,拓宽治理渠道以提高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推动科技创新应用以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现代化,多措并举以切实有效推动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     

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与发展——基于宁夏J县积分制乡村治理模式的调研

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在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根据乡村社会现实探索不同的乡村治理模式,实现在党的领导下,政府、社会、村民共同参与的乡村治理机制。宁夏J县根据所辖乡村社会现实,创建积分制乡村治理模式,主要围绕乡村振兴的“五个方面”,建设“两项载体”,成立“两支队伍”,实现“三个效果”,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机制。J县积分制乡村治理模式的实施增强了村民的主体意识,培育了村民的公共精神,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新路径,但同时也存在主体责任、运行机制、保障机制落实不到位等现实问题。因些应通过强化村级党组织的领导、积分细则制度的完善、村民公共精神的培育等策略,推动积分制乡村治理模式效能的有效发挥。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无讼社区”建设研究——以成都市大邑县为例

文章以大邑县“无讼社区”建设为例,从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视角通盘设计、谋篇布局,探索基层治理法治化内在规律,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强大合力,推动社会矛盾纠纷有效化解,在推进乡村振兴中实现“无讼社区”建设的社会价值。     

乡村振兴视野下基层治理的路径探究——以马边彝族自治县福来村为例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马边彝族自治县福来村在推动基层治理中,通过党建引领促发展、产业发展促增收、人才振兴强保障、“三治融合”促和谐,积极探索乡村治理发展模式。但纵观各地乡村基层治理实践还存在农村后备人才力量不足、村民自治“行政化”突出、依法治理水平亟待提升、发展内生动力仍然不足等问题。以福来村为切口可知,要实现乡村振兴,必须充分调动村民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大力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要以党建引领带动产业发展,以法治力量赋能基层治理,以人才支撑提供不竭动力,以规范权责优化服务职能,以乡村自治厚植文明乡风。     

乡村治理振兴中的碎片化困境与整体性救治策略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国家与社会资源的不断输入为乡村事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同时,随着振兴战略步入深水区,乡村治理中的一些深层矛盾也逐渐显露出来。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振兴的根本保障,而目前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出现的部门利益理念导向严重、行政组织层级过多、治理权责非对称性突出、资源配置机制式微等碎片化问题,导致乡村振兴资源被无谓地耗损和流失,乡村治理主体的权威与合法性被不断弱化,严重影响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不利于推动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有必要对乡村振兴中的碎片化治理进行重新整合,建构整体性乡村治理机制,注重治理理念、层级结构、治理权责、资源配置、责任机制等方面的整体性变革,避免简单狭隘的参与式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整体性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