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之辨”与社会主义义利统一观

中国思想史上关于"义利之辨"的讨论,从春秋时代至今已延续了两千多年.在今天,义利关系问题仍然是在现实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问题.义利问题不仅属于伦理学的范围,而且涉及社会生活诸多领域.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在全社会形成社会主义的科学义利观,对广大社会成员的价值选择和行为方式加以正确引导.以"八荣八耻"为基本内涵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意义重大.     

象山心学中的"义利之辨"探析

陆象山是南宋时期心学的主要代表人物 ,他以“心即理”、“尊德性”的思想与朱熹理学分庭抗礼 ,自成一派。“义利之辨”作为陆象山心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涵融了陆氏心学的精华 ,集中显示了心学与理学的不同学术特色。尤其是在如何理解“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的问题上 ,陆象山关于辨别君子小人之志的论述可谓极富新意 ,别开生面。本文就陆象山在“义”与“利”的关系、“义利之辨”与君子小人之“志”、“义利之辨”与道德修养等方面的思想展开论述 ,以求对心学一派的价值观深蕴作一探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视域中的义利观及邓小平的义利统一思想

义利之辨是古往今来一切伦理学家为寻求正确的价值观所开展的伦理思维活动。邓小平的义利统一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理性经济人”机制的缺失与儒学道德理性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

现代经济学“理性经济人”的假定,凸现的是一种“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精神,它拒斥“价值理性”,把道德置于视界之外,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经济活动中的一系列问题。经济活动的健康发展呼唤“道德经济人”,中国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崇尚道德的价值,可以为“道德经济人”建构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在义利关系问题上,儒家具有鲜明的重义轻利、公利为义、以义统利的思想倾向,它要求以义规范、制导人的行为,这一重德的价值取向对于当今的经济活动,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之治”概念考

中国之治是十九大以来理论回应中国治理实践的最新成果,具有特定的语境与含义。但仅从中国之治这个四字词语的提出来看,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在可考证的资料中,苏轼最早提出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从而将中国之治与华夷论相连。此后,严复、康有为、鲁迅等人分别从不同立场使用了中国之治这个概念。根据中国之治的词源学意义与十九大以后中国之治在学术界复兴的具体历史背景,现实语境的中国之治至少具有三个层面的意义。具体而言,一是中国之智,即中国式治理理念;二是中国之制,即中国式治理方略;三是中国之志,即中国式治理愿景。当然,对中国之治还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进行界定。结合中国之治的理论渊源与现实语境,在使用与传播这一概念时需要把握好三对关系:分清中国之治的应然形态与实然形态,处理好作为工具的中国之治与作为目的的中国之治的关系,注意将中国之治的中国特色与世界价值相结合。     

关于“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若干问题的思考

"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定位就是要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由一个在政治生活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变为一个在社会生活其他各领域中占支配地位的思想:其理论功能就是要在充分发扬马克思主叉批判精神的基础上,对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社会思潮展开理论和实践批判,进一步凸显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解释力、说服力和凝聚力,从而更能有机地整合各种社会思想:其形成路径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现、总结中国实际问题,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过程中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其基本方法就是要具体地、有针对性地根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层次性和人们自身差异性的特点,采取灌输和引导相结合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众化".     

下好深化改革“先手棋”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对新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考察

社会转型,是指社会阶段性的演进。从新中国成立到目前,已经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两次社会转型。三大历史发展阶段就是：新民主主义、中国传统模式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一次社会转型是指随着民主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社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型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质上是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从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的转变。第二次社会转型是指目前正在进行的社会转型,从中国传统模式社会主义转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社会、从人治转向法治社会。     

社会管理创新“新”在哪里

社会管理创新的"新"字说明我们现在的社会管理方式是落后陈旧的,很多环节都需要完善和规范。一些一直存在的社会问题已经成为缠绕中国发展的大问题。这些问题可以依靠公众、媒体、社会团体等力量来解决。从前我们总是认为"水能覆舟",现在我们应该更看重"水能载舟"。     

对“中国梦”的几点解析

"中国梦",就其价值和内涵而言,是历史的、具体的、实践的、客观的,也是纯洁的、高尚的;决不是海市蜃楼、虚无缥缈、抽象空洞的。它深深根植于浩浩荡荡的历史积淀之中,根植于生机勃勃的社会实践之中,根植于亿万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之中。必须把它放到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中去解析,放到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中去解析,放到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     

和谐社会的义利观刍议

“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价值观念。“义利之辨”发端于春秋时期。《中庸》中说：“义者,宜也。”义就是适宜、应当、适当的意思。《左传·隐公元年》语：“多行不义,必自毙。”可见,春秋时期所谓的义,意为行为或断事适宜于礼,义作为适宜于礼的道德要求,其一般含义就是使自己的行为合乎礼制,达到“义节则度”。而“利”单指个人利益、功利,是与礼相对立的。     

当代“新衙内”群丑图

无论古今，凡浮出水面的“衙内”式人物，背后总会站立着一个贪官老子。“衙内”仰仗的是老子们的权势，老子们倒下了，“衙内”们也就风光不再。铁窗自怜了。纵观当代“新衙内”们的所作所为，无异于现代社会的百丑图。细翻此图，自有警钟响于心中，启示很多。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学理探析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解读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大众化”既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客观趋势，又是当代中国“大众”的实际需要，它反映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观”有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即由以传统的“主义”为中心转变为以民众现实的“问题”为中心；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必须深化研究“当代中国”“大众”的实际需要、根本利益和现实问题，以解决“大众”关心的重大的现实问题为突破口。     

“老课题”“新试卷”

2011年5月,中共贵州省委第十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在贵阳举行。会议提出: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下大力增强抓好社会管理、服务人民群众的素质和能力,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贵州特点的社会管理新路子,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努力建设平安贵州、和谐贵州、幸福贵州,为实现贵     

全球化与中国“新三农问题”

李培林撰文指出，全球化和中国的快速转型，使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状态处在中国同一个发展时空中。我们过去谈论中国社会的“三农问题”（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时，还是在一个现代化的框架里，总的来说是一个涉及农村的问题。现在谈论“新三农问题”（农民工、失地农民、农业村落终结问题）已经无法排除全球化的影响。这也是很多农业经济学家呼吁要跳出农村寻求解决农村问题途径的原因。     

社会管理创新“新”在哪里

社会管理创新的“新”字说明我们现在的社会管理方式是落后陈旧的,很多环节都需要完善和规范。一些一直存在的社会问题已经成为缠绕中国发展的大问题。这些问题可以依靠公众、媒体、社会团体等力醢来解决。从前我们总是认为“水能覆舟”,现在我们应该更看重“水能载舟”。     

树立“新常态”思维势在必行

什么是“新常态”？有学者认为：“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之“常”,意味着相对稳定。这就是说：适应“新常态”,是为了“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面对困难和迎接挑战时,才能做到从容不迫,临阵不乱,大有作为,掌握主动。     

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化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之间的内在关联。中国之制就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中国之治就是新时代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具有鲜明的同构性,从本质上而言它们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这具体体现在中国之制主要蕴含的领导优势、力量优势、速度优势和目标优势等方面,为中国之治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撑,中国之治则是中国之制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内蕴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形成中国之制,中国之制彰显出多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即中国之治,而中国之治又应对当今世界之变,进而推动全球之治,从而形成了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中国“新社会运动”的发展趋势与政治影响

“新社会运动”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近年来逐渐兴起的人民群众诉求表达的新渠道和新形态,具有组织动员的新特征.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新社会运动”易发多发的趋势比较明显,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的政治影响,这要求党委和政府不断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减少和化解社会矛盾,引导“新社会运动”在健康有序的轨道上发挥政治沟通作用.     

中国“新社会运动”的发展趋势与政治影响

“新社会运动”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近年来逐渐兴起的人民群众诉求表达的新渠道和新形态,具有组织动员的新特征。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新社会运动”易发多发的趋势比较明显,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的政治影响,这要求党委和政府不断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减少和化解社会矛盾,引导“新社会运动”在健康有序的轨道上发挥政治沟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