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问责的伦理机制建构

行政问责伦理机制是能够在实践中对行政官员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和自我约束的一种责任机制。行政问责伦理机制建设不仅可以降低问责成本,还可以提升问责效力。当下我国行政问责过程面临着多种伦理困境,诸如决策责任与执行责任的偏向,直接责任与间接责任的悖论,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的冲突,政治道义责任替代的行政法律责任,问倒官员的力度与官员复出的速度的矛盾,公开问责与内部处理的博弈,等等。应该从转变制度设计的伦理基础,责任文化和责任伦理重塑,加强伦理立法和外部监督等方面推进行政问责伦理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行政问责制度的逻辑结构

在其逻辑结构上,行政问责制度由"问"、"责"、"究"三个具有内在衔接关系的板块所构成。其中,在"问"之层面主张问责主体"非行政化"、问责依据法律化和问责范围有限化;在"责"之层面提出行政问责所追究的是一种"领导责任",这种责任具有间接性、政治性和行政性,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政治责任或行政责任;在"究"之层面强调行政问责仅仅是"领导责任"的实现途径,它不能取代刑事责任等其他责任形式。     

论政府的责任伦理

政府责任伦理是民主政治中责任机制的重要内容。对政府责任进行控制,走出责任困境,促进责任行政,建立责任政府,需要培育政府的责任伦理。责任伦理以政府的代理信用为基础,它表现为承担责任的主观自觉,它是防范责任风险的重要手段,其实质是一种公共权力伦理。政府责任伦理的形成与维持,既要依靠政府责任主体自身的德性修炼,也需要培育责任主体的伦理共识和责任能力,以及对政府责任伦理进行制度约束。     

试论我国行政问责机制的完善

当今社会,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行政不作为、行政效能低下、滥用职权等政府腐败现象都十分严重。政府是为公民提供服务的,而服务是通过行政机关极其工作人员的活动来完成的。如何杜绝行政腐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行政问责机制是可行途径之一。我国自行政问责建立以来,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是,其中的问题也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要提高我国政府的廉洁程度,缔造和谐社会,就必须加强和完善行政问责制。根据我国问责机制中的问题,要想行政问责行之有效,就必须明确行政问责的"谁问"、"问谁"、"问什么"以及"问后的处理"。尤其是问后的处理工作,笔者认为是完善行政问责机制的关键。     

行政问责的三重依据

政府责任的评判和追究需要依据。行政问责的价值依据、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为行政问责进行了应然性、实然性和必然性阐释。价值依据包括哲学依据和伦理学依据,自由与责任的统一是行政问责的哲学依据;伦理学依据有功利论、道义论和德性论,功利论侧重实际后果,道义论侧重规范的遵守,而德性论侧重良知良能的素养。事实依据即实际后果,行政问责中以实际后果为导向的责任推断依据在行政实践上比较容易操作,但有时在行政责任进行认定时还要对导致行为结果的原因进行综合分析。法律依据即法律的直接或间接依据。     

当前实施官员问责制面临的主要难题

一、权责不清是实施官员问责制的主要障碍之一官员问责制是对政府的违法行为及其后果都必须和能够追究责任的一种制度。它是现代政府强化和明确责任、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的制度。由于历史等原因,我国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之间的有些职责不够清楚、权限不够明确,在追究责任时相关部门互相推诿,出现谁都有责任、谁又都没有责任的情况。或者在问责中,被问责官员具体承担什么责任,是领导责任、直接责任、间接责任还是其他责任,以及党政之间、不同层级之间、正副职之间的责任该如何确定,很难下结论。因此责、权、利不清晰,会导致责任人不清,问…     

当前我国行政问责的困境与出路

行政问责兼具双重属性,从宏观上讲是一种制度,而从微观上讲则是一种活动,其主要包涵主体要素、对象要素、客体要素、程序要素和结果要素。目前我国的行政问责面临着问责主体过于单一、问责对象含混不清、问责结果刚性不足、问责信息公开不够等诸多问题,我们应当从扩展问责主体范围、明确问责对象权限、规范责任追究结果、推进问责信息透明等方面着手寻求走出困境的出路。     

论制度伦理的现实根据

制度伦理是相对于德性伦理而言的。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在经济结构上是一个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变革过程，从伦理道德上讲则是一个由德性伦理为主向制度伦理为主的转化过程。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未完成时期，各种新旧伦理观念相互冲突，善恶界限模糊，当来自宗教伦理及传统的德性伦理等方面的约束减弱，信仰危机日益加深，个人陷入精神的焦虑的情形下，在社会伦理的调适方面，更加注重从制度方面来解决现实的伦理道德问题，已经成为一种客观趋势。 一 制度伦理有两方面的含义。制度伦理的第一层含义是指制度中的伦理即存在于社会基本…     

电子监察问责:价值、实践与反思——行政问责制度改革的信息化视角

西方电子政务的发展历程表明,信息技术嵌入行政问责制度的实践是信息社会政府治理变革的主要趋向之一。中国目前在电子监察系统中设计并执行了责任追究的机制,是电子监察问责的具体载体。电子监察问责是监察部门利用电子监察系统的实时数据交换信息,监督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违纪、违规等行为并追究责任的过程。它主要遵循公共性、责任性和依法行政的价值理念,在具体实践中具有问责规范、透明、专业的工具合理性,但因技术至上的误区,存在问责的伦理、制度和治理的困境。因此,加强伦理道德建设、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坚持监察体制改革、创新政府回应和评估机制是推进电子监察问责的主要路径。     

官员问责“短板”怎么补?

问责制度与问责文化,一个是骨架,一个是血肉,二者如同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共同保证和促进问责制的落实面对"7·21"特大暴雨灾害,有人说这既是天灾也是人祸,既如此,谁来担责,这就引发了对政府问责制的再次发问:现有问责的"短板"是什么,如何补?     

我国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的构建问题研究

构建科学有效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对于建设责任政府和维护公众利益具有重大意义。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具有静态结构、动态过程、生态环境、心态系统四个维度。目前,我国问责官员复出的规则体系不完善,官员问责与官员复出的程序断裂,问责官员复出的体制性弊端凸显,复出的内在调控力薄弱。建立统一的复出规则体系,构建责任分类管理机制,加强官员问责与官员复出的动态管理,完善复出中的异体参与机制,以及形成法律制度之外的柔性伦理建构和内在驱动机制,是防止问责官员非正常复出的策略选择。     

西方公共治理理论研究综述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西方学者对公共治理理论的研究取得重大进步。理论研究涉及公共治理的研究背景、概念界定、核心理论、研究困境以及与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比较分析。国家空洞化的现实背景成为公共治理的研究起点,公共治理的内涵界定并不明晰,至今仍未形成一致的概念,网络管理理论则成为公共治理的核心观点。公共治理同时面临治理失效、民主责任的研究困境,与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有着明显的区分,公共价值管理也成为公共治理研究的新视角。     

中国官员问责发展实证研究

本文根据我国官员问责实践过程中所发生的问责事件,采用定量分析方法,以2003—2006年四年间《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中所报道的73个官员问责事件和212个问责对象为样本,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总结我国官员问责的一般特点,即问责属性主要是行政问责、问责一直保持较强的力度、处理措施总体上保持较严厉的状态,官员问责事件中81%的发起者和99%的启动者是上级党政部门。认为我国官员问责中存在内容单一、原因单一、处理形式起伏较大、问责的时间周期较长等问题,并提出了我国官员问责制度构建中的若干思考和建议。     

责任政府:当代中国政府改革的目标选择

建构现代化责任政府是当代中国行政改革的目标选择 ,这不仅是实施宪法、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升政府管理能力的必然要求 ,也是国际竞争和国外行政改革潮流影响的结果。树立责任行政理念、加强责任行政的立法、健全监督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创新公民导向的管理方式等是建构责任政府的路径选择     

传统民事审判方式的弊端及改革构想

传统民事审判方式的弊端表现在：法官包揽调查，当事人基本上不负举证责任；开庭审判走过场，基本上是先定后审；庭审采取纠问式，当事人被动应答，较少主动行为，合议庭合而不议，审而不判，作用不显；当事人的处分权受到较大限制。在改革中，应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完善举证制度；强调公开审判，充分发挥庭审功能；强化合议庭和独任审判页的职责，实现“审”与“判”的统一；加强法院自身的改革。     

非营利组织问责类型:一个成本导向的解释

本文根据问责方偏好与组织使命的吻合程度和问责方对负责方的强制程度,为非营利组织问责提供了一个新的分类——自我问责、层级问责、社会问责、法令问责。问责成本可以分为狭义实施成本和机会主义成本,其中实施成本随吻合程度或者强制程度的上升而上升,机会主义成本随吻合程度或者强制程度的上升而下降。问责类型的选择和组合主要是一个成本权衡的问题,不同情境的最优问责有匹配的吻合程度和强制程度。     

关于性骚扰被害人的研究

在我国,性骚扰随着性观念的变化和女性参与社会生活的增多也日益严重。性骚扰的女性被害人在心理、家庭、工作等多方面都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性骚扰产生的主要责任在骚扰者,但有些被害人自身存在的被害性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通过机关组织、被害者、非诉讼救助、法律手段等共同努力,可以有效地打击、预防性骚扰,减少其危害。     

论责任政府及其重建机制

传统责任政府的理念是基于政府法权基础上的责任履行 ,它往往导致形式主义和对程序合法性以及效率理性的极端追求。本文把责任政府理解为制度责任与伦理责任的统一 ,视之为制度规范和道德内化的综合体现。基于上述认识 ,本文以政府应该做什么、朝那个方向去做、怎么做及其相应的规范与纠偏机制为切入点 ,提出了当代重建责任政府的若干行动机制。尤其是厉行官员问责制 ,不仅是对应然状态责任政府的补足 ,更是其现实化的重要步骤。     

公务员退出机制的比较研究及对策建议

公务员退出是公务员考试、录用、考核、惩戒等制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合理的退出制度设计有助于公务员队伍结构优化,也是提升自身管理路径之一,但是,由于传统思想、法律法规制度不健全,退出机制落实不严等,导致我国公务员退出渠道狭窄,退出人员较少,推行聘任制、规范考核制度、创新退出模式等已经是比较成熟的制度安排,是扭转现实困境的重要突破口。     

How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Undermines Public Service Ethics: the case of Hong Kong

Hong Kong's Principal Officials Accountability System (POAS) aims to create a coherent political leadership within the government whose members are responsible for policy decisions. POAS also aspires to better protect the professional integrity of a neutral public service.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AS in 2002, the objective of enhancing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has come into conflict with the protection of the integrity of the public service. The reason for this is twofold. First, a critical analysis has revealed major institutional defects in POAS, which have undermined the integrity of the public service. Second, a close examination of some recent incidents has established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AS under an increasingly politicized environment has undermined some core values traditionally nurtured by Hong Kong's public serv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