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转型中的“利益组织化”——法团主义与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研究述评

法团主义是一股兴起于欧洲大陆并在那里形成制度现实的思潮,它是一套针对多元主义理论"缺陷"、分析"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框架。在对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探讨中,一些学者尝试引入法团主义理论框架来解释社会的转型过程,拓展了"国家—社会"关系的研究思路。但也有一些学者对这种分析路向进行了反思,通过分析法团主义在欧洲生存发展的内在机理和外部环境,结合中国的情况对这一理论框架对中国适用的有效性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若干质疑和批评。这些论辩促使学界更为理性地去认识和诠释法团主义理论,这对充实"国家—社会"关系研究不无裨益。     

苏南模式与法团主义的中国应用

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视,法团主义的分析框架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法团主义是国家与社会的一种常规互动模式,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全能主义传统的国家,社团组织的发展更具有国家法团主义的特色.本文以苏南模式为例,运用法团主义来具体说明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合作共赢的可能性.     

法团主义视角下的国家—社会关系

法团主义已经成为分析中国国家一社会关系的重要视角。基于利益表达与聚合的法团主义分析框架可以区分为国家法团主义与社会法团主义。中国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制度安排呈现出明显的国家法团主义特征。随着分析的深入．法团主义研究者通过“解集国家”的方式探析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内在复杂性。将科层制等级、政府部门与官僚利益、社会组织利益、中国政治治理的历史遗产等因素引入到理论框架之中。但是,法团主义理论的内在问题一方面在于其制度安排内在的具有不稳定性且发展方向并不确定．另一方面更在于无法说明国家法团主义制度安排的未来走向．即无法建立从国家法团主义向社会法团主义转型的逻辑路径。     

多元化法团主义：中国“政府-社会组织”关系的新发展

关于中国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论,围绕法团主义和多元主义,不同研究提供了不同的理论解释。而实践的发展对这些理论解释的有效性都提出了挑战,中国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既不完全是法团主义的,也不完全是多元主义的。近些年从中央到地方的一系列实践,正在推动形成一种连接政府和社会组织的新机制,这种机制推动了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新发展：政府与一些具有枢纽地位的组织建立制度化联系,并通过这些具有特殊枢纽地位的组织与多元发展的社会组织建立连接,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模式——多元化法团主义。     

澳门回归

1981年9月,叶剑英委员长发表《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的谈话,进一步阐明了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9条方针,标志着“一国两制”构想的内容开始明晰化.     

澳门的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服务

1999年12月20日,澳门将回归祖国的怀社澳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这里特选取澳门社会福利的有关情况加以介绍。澳门的社会保障澳门政府为居民提供的社会保障服务主要有两类：非供款式社会保障（也称公共援助）和供款式社会保障。从1990年起,政府开始实施与供款式社会保障相衔接的社会保险方案,其对象覆盖全体劳动人口。l、a的团成社会保障：公共援助所谓公共援助,是用政府的资金,援助那些因种种原因而失去正常收入的居民,使之维持最低的生活。受助者的申请资格以生活穷困为基础,申领人填表接受调查。作为政府…     

从澳门看台湾

1511年,为香料、黄金远航东来的葡萄牙人攻占明朝藩属国满剌加(马六甲),欧洲人首次进入中国的势力范围,此乃近代中国外交失败之肇端。1557年,葡人更进一步占据中国一隅一澳门,从此开始了中国领土为外国人占据的屈辱历史。1622年,荷兰人再攻葡人占据的澳门未成,北上占领澎湖。两年     

从"一国两制"看CEPA在澳门的成功实践

澳门回归祖国九年来,在"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的指引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2004年CEPA实施以后,澳门的经济出现跨越式的发展.一方面,"一国两制"是CEPA实施的有力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CEPA的成功实施是对"一国两制"具体内容的集中反映.     

“一国两制”和澳门回归的法律保障

文章归纳、分析了澳门基本法坚决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法律规定;阐述了基本法关于“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有关法律规定,其中将特别行政区的自治区与我国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权作了比较;高度评价基本法是特别行政区的根本大法,阐述了它与宪法的关系,论证基本法是解决澳门问题的总章程,具有澳门特色,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     

“一国两制”在台湾存在发展空间的探讨——对1991-2008年台湾社会“一国两制”民调的解读

如果仅是阅读两岸官方的文书与代表性谈话,就来定论“一国两制”在台湾存续的问题,可能会产生误判.一个模式是否适用,影响最大的因素不是当局,反而是民意.如何检验“一国两制”价值的标准,本文特从台湾历年来对是否接受“一国两制”的民调结果,进行数字与问卷内容的深入分析,希望了解：1.从民调数字分析“一国两制”对台湾的适用性;2.剖析怎样从民调数字观察“一国两制”是否在台湾存在有发展的空间.     

"一国两制"与中华民族凝聚力

"一国两制"理论的提出,以及在香港、澳门的成功实践,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誉,增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推动了祖国的统一步伐,促进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     

两制与两岸架构下的澳台区际关系

内地、香港、澳门、台湾都是中国的组成部分,但香港、澳门是中国＂一国两制＂框架中的特别行政区,台湾则是中国主权统一、治权分离架构下的特殊地区,澳台关系既有＂一国两制＂之主权统一、高度自治的成份,又有主权统一、治权分离内涵。澳台关系因为澳门被殖民统治、台湾被日本殖民统治、中国内战及主体资格的改变、澳门主权回归中国而分为多个阶段。澳门回归后的澳台关系,既属于一个国家内的＂两区＂关系,但又因治权自立而呈现＂两境（治权境界）关系＂。     

“一国两制”的内涵及其发展

一国两制是我党本着实事求是的基本路线,制定的实现祖国统一的基本方针,它具有四个基本内涵。一国两制成功解决了香港和澳门问题后,在解决台湾问题上,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产生的五个方面的发展,这些发展体现了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     

民主党派如何做好“一国两制”条件下港澳统战工作

新形势下,作为初级阶段的"一国两制"面临着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背景,还有各种不稳定因素或突发事件,需要协调处理好各方面关系,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与完善。民主党派作为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应进一步发挥独特优势,做好"一国两制"条件下港澳统战工作,确保爱国、爱港、爱澳力量的优势地位,巩固香港、澳门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坚实社会基础。     

关于“一国两制”台湾模式的新构想

在现行“一国两制”构想用来解决台湾问题遇到阻力的情况下,本文深挖国家结构形式的理论资源,提出用“一国两制”来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构想。新构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借鉴联邦主义的某些做法,以期建构一个两岸同胞均能接受的国家统一模式。该构想扩大了“一国两制”的包容量,增强了“一国两制”的适用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国两制"与"多元一体"的文化本质 --"一国两制"构想的政治文化视角

中国传统的“多元一体”的政治文化本质是由政治文化的民族性和阶级性所决定的。“一国两制”是当代中国倡导的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政治选择 ,它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沃土 ,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建构中华大文化的理念与传统的“多元一体”的政治文化本质的合理内质相互贯通。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探析

环境利益是社会公共利益,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日趋严重,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公众环境权的事例在现实生活中屡屡发生,建立健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成为当务之急,对于保护环境公益,推动行政权法制化有重要意义。构建原告资格及制定相应的制度,赋予公民、社会团体、检察院提起环境行政诉讼的权利,是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重要内容。     

论我国行政补偿的立法模式

行政补偿是行政机关合法行为对相对人产权侵害的一种责任，在宪政国家，行政补偿制度由宪法予以规定。尽管我国宪法确立了行政补偿原则，但作为一项制度，仍有许多缺陷。在行政补偿立法时应该确定以权利保障为目的，采用集中立法的模式，对整个行政补偿制度作出基本规定。     

论我国警察行政调查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警察机关对治安信息进行收集和处理的活动,势必会影响到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由于没有统一的行政程序法,警察行政调查自由裁量权被滥用的案件时有发生,因此有必要建立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并进一步完善司法审查制度,来规范警察行政调查的自由裁量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