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院司法实践中的反诉问题研究

反诉是国际法院诉讼程序中的一种附带程序。20世纪90年代,国际法院涉及到反诉的案子突然增多,其基本上是被作为一种诉讼策略在使用。国际法院在处理反诉过程中的系列做法彰显了反诉的诸多法理。为了加强对反诉程序的控制,国际法院对反诉规则进行了相应的修改。     

国际法院咨询管辖权初探

从常设国际法院到国际法院,其咨询管辖权和“司法性”之间的协调一直是一个难题。要想满意地解决法院当前面临的困境,不必急于扩大有权寻求咨询意见的机构的范围,而必须确保各机构在利用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时,更多的是出于解决法律问题的目的而非政治目的。     

中国的国际法学:问题与思考

中国的国际法学在繁荣发展的同时,也存在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对国际法和国际法学的作用和功能认识不足,国际法学研究中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色彩较浓,国际法学研究与国内法学研究脱节,国际法学研究的基础薄弱,国际法学的研究队伍青黄不接等方面。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整个社会对国际法和国际法学确立正确的认识、提供有力的环境,而且在终极上需要所有国际法学者的共同努力。     

论国际刑事法院证据规则的混合模式——以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证据规则比较为视角

国际刑事法院诉讼规则是一种混合模式,证据规则也不例外.而这种混合模式融合了大陆法系证据采纳的宽泛规定和普通法系证据收集、出示和审查中的对抗制因素.这种混合模式有其特定的成因,而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对这一混合模式则存在不同的看法,本文从比较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了其对我国证据立法的启示.     

论国际刑事法院证据规则的混合模式——以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证据规则比较为视角

国际刑事法院诉讼规则是一种混合模式,证据规则也不例外。而这种混合模式融合了大陆法系证据采纳的宽泛规定和普通法系证据收集、出示和审查中的对抗制因素。这种混合模式有其特定的成因,而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对这一混合模式则存在不同的看法,本文从比较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了其对我国证据立法的启示。     

国际人道法的定义

国际法学界对“国际人道法”的定义存在着不同的理解 ,但其法律概念和特征都应当是一致的。狭义的国际人道法学说 ,片面地强调国际人道法与战争法的区别 ,并将它作为单独的法律体系 ;而广义的国际人道法学说 ,则把国际人道法与战争法融为一体 ;两种学说都有理论缺陷。国际人道法是战争法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与战争法的关系 ,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二者是辩证统一的     

九九修宪与依法治国

九九修宪前夕,围绕宪法的稳定性与适应性、经济发展优先还是法制改革优先等问题, 人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认清了修改宪法的必要性。九九宪法修正案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在国家中的指导地位, 明确了在现阶段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就是坚持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稳定了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确认了非公有制经济应有的法律地位。依法治国, 建设法治国家, 不仅要求我们从理论上区分法治与法制的概念, 明确法治与人治的分野, 坚持宪法确立的法治原则, 尤其要求我们在实践中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     

经济法规的合宪性审查标准——基于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的考察

对法律文件的违宪审查是我国合宪性审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的违宪审查实践中,针对法律所涉及的内容,分别存在着合理审查、中等审查和严格审查等不同的审查标准。对于经济领域的法律,一般采用合理审查标准,但近年来在涉及言论自由的经济领域,其审查标准往往会提高。在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制度中,如果法院在个案审判中发现法律存在违宪嫌疑时,可以建立向最高人民法院移送的机制,并通过听证程序进行充分论证以决定是否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合宪性审查请求。在审查中,对于我国的经济法律不宜直接采用合理审查标准,而应提高审查标准。     

“保护的责任”：国际法院相关司法实践研究

“保护的责任”自提出以来,迄今已在政治层面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共识。在法律层面特别是可操作性层面,国际法院通过对《灭种罪公约》及《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解释和适用,提出了“作为一种义务存在的干涉”这样一种新观念,强调了所有公约当事国所应承担的“预防责任”,间接地回应了《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第48条,也从法律实践的角度回应了“保护的责任”,特别是其中的“预防责任”。通过这种回应,就使国家基于“保护的责任”而采取的某些干涉行动具有合法性。这种回应,将会深刻地影响到国家的行为模式。面对这种新发展所带来的挑战,中国有必要调整自身外交策略。     

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法理学思考——兼论亚洲国家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

本文旨在从法理学的高度来探讨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以法律规范的和谐统一作为科学地认识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逻辑点 ,通过对法的调整机制和内在特质所具有的普遍性进行分析 ,提出了关于国际法和国内法关系的“法律规范协调说”。     

国际法的哲学之维:内涵、功能与路径

国际法哲学是国际法学和法哲学的新兴领域,在这一初级阶段,应当采取积极鼓励和多元发展、大胆尝试、积极讨论的态度。由于国际法本身不成体系,以及国际法历史发展的轨迹,国际法对于法哲学的需求更大。国际法哲学的探索有利于引领国际法的理论化进程,解决国际法实践中的困惑,促动国际法学与部门法学的沟通,推进法理学的全面均衡发展。国际法哲学所包含的内容可以从不同角度和广度进行分析,其研讨路径包括超越分析法学而拓展法哲学的各种方法在国际法上的适用;构建国际法哲学的基本体系;以跨学科的视角进行国际法具体问题的研讨;并由此建构一般法哲学(法理学)。     

Constitutional Comparisons by A Supranational Court in Flux: The Privy Council and Caribbean Bills of Rights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the Judicial Committee of the Privy Council makes constitutional comparisons between ‘related’ constitutions that are or were within its jurisdiction, deploying its own precedents, as a pragmatic method of resolving idiosyncratic questions that arise across multiple constitutions. In particular, it considers the Committee's approach to the longstanding question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opening section of Caribbean constitutional bills of rights, which has far reaching implications for the scope of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The JCPC's answer over time to this question reveals the fault lines for this supranational constitutional court as its jurisdiction peters out yet remains. The gaze of comparativism is very harsh as older constitutions are evaluated in light of newer ones and also as fossilised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s presented in earlier JCPC cases where the Committee no longer has jurisdiction are given new life in contemporary cases.     

德国《基本法》中的社会国家原则

从语义解释的角度看,社会国家原则在《联邦德国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文本中不具有显著地位,且内容不够明确;但从体系解释而言,该原则享有不得修改的宪法基本原则的突出地位。社会国家原则产生的历史则表明,该原则具有弥补《基本法》中社会基本权利缺失的功能。但社会国家的目的以及社会国家原则保障的基本权利都必须通过立法者制定的法律来加以具体化。联邦宪法法院在发挥社会国家原则的宪法规范功能以及确定社会国家的最低宪法标准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社会国家原则在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中一般与基本权利条款、基本权利限制条款以及社会国家的目标一起发挥作用,被用来为立法者设定社会权利保护义务或论证限制基本权利的法律规范的正当性。     

从苏丹情势分析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补充性原则

联合国安理会向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提交的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发生的情势,引发了非缔约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补充性的质疑。将达尔富尔的情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应由独立的机构判断苏丹政府“不愿意”和“不能”行使管辖权的客观证据。这样做,一方面为了充分支持安理会向检察官提交情势的行为;另一方面为了国际刑事法院审判工作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吸引诸如中国和美国等司法制度健全的非缔约国批准《罗马规约》。中国虽然是非缔约国,但始终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及其工作,并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审判活动采取一种审视态度。有理由相信,通过国际刑事法院建立的良好工作模式,如对达尔富尔公正有效的处理,以及在我国法律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中国会成为《罗马规约》的缔约国。     

Keywords,case law and the Court of Justice: the need for legislative intervention in modernising European trade mark law

Recent preliminary references to the CJEU on online keyword advertising and registered trade mark infringement have exposed the challenges facing EU registered trade mark law in its response to new technologies. These cases and the challenges they pose provide a timely prism through which to examine the European trade mark law-making process and the role of the CJEU within that process. This article will employ an analysis of the way in which the CJEU has developed certain key new aspects of the law on ‘infringing use’ to explore concerns over the CJEU's role and approach. It will be argued that, driven by policy considerations, the CJEU has acted creatively to develop the law of infringement in ways that cannot be sustained by the TMD and CTMR and which are likely to cause increasing uncertainties going forward. With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currently considering reform of Trade Marks Directive 2008/95/EC and Community Trade Mark Regulation 207/2009/EC, this paper will argue that there is a need for more comprehensive and forward-looking legislative intervention than has yet been proposed and that such intervention will be essential to restoring balance in the European trade mark law-making process.     

试论我国国际私法学说的创立

对于西方现代的国际私法学说,应兴利除弊。如何对待外国法,如何对待国际条约,如何设计具体的国际私法制度,应本着扩大国际交往,增进我国人民的利益的精神加以解决。国民利益增进说在这样的考虑下应运而生。     

析美国反对常设国际刑事法院的理由和举措

2002年国际社会期待已久的常设国际刑事法院开始运作,它标志着一个历史性时刻的到来——侵略罪、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的犯罪人不再能够逃脱国际刑事责任。然而,作为国际社会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却也因此对常设国际刑事法院开始了强烈反对,一切可以想到和做到的阻挠措施均已被采取。美国反对常设国际刑事法院,旨在维护其自身利益和世界霸权地位,其理由和举措不符合联合国宗旨和正义原则。     

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规则之国际法意义——都灵冬奥会反兴奋剂法律冲突引发的思考

都灵冬奥会的反兴奋剂法律冲突产生于东道国法律与国际奥委会规则的不同规定。本文通过对该法律冲突解决的分析,肯定了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国际法地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规则的国际法意义。     

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对国际商事仲裁的影响

历经十多年的艰苦努力,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终于缔结。公约的目的是制定一个公约从而使法院判决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承认与执行,正如《纽约公约》之于国际商事仲裁一样。公约的缔结有利于该目标的实现,与此同时,该公约的缔结与生效,将会对国际商事仲裁造成相当的影响与冲击,因为该公约所产生的判决承认与执行的国际性效果,将使《纽约公约》对国际商事仲裁所形成的优势变得相当不明显。     

国际通信法:界域、主体及架构

国际通信法是现代国际法专业化发展的产物,其界域包括两类通信领域的国际事务:一是国际通信活动的规制,二是通信制度的国际协调;其主体具有鲜明的多元化特征,被国际通信法赋予国际人格并参加国际通信法律关系的实体,不仅有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还有法人和个人。国际通信法是一个庞大的法律体系,其规范具有普遍性、区域性和双边性三个不同层次,分属国际电信联盟、万国邮政联盟、世界贸易组织等众多国际体制,归于国际通信通道法、国际通信服务法和国际通信行为法三个不同板块,由此形成了国际通信法的立体网络架构。我国通信事业的发展非常迅速,但有关通信的立法相对滞后。因此,有必要熟悉通信领域的国际规则,加强国际通信法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