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记》社会背景试探

《桃花源记》是晋代伟大的田园诗人陶渊明的名篇。千余年来,它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直是有目共睹的琼章。但历代学者们对它所描写的那个社会,却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唐代诗人如王维、刘禹锡等,都以桃源为仙境;而宋人苏轼则反对此说,认为“渊明所记,止言先世避秦乱来此,则渔人所见,似是其子孙。”(陶澍:《陶靖节集集注》)明人黄文焕又本宋人胡仔的见解,不承认避秦人实有其事,只是陶渊明不仕二姓,“以避宋之怀避秦”的托意(黄文焕:《陶诗析义》)。到清代古典诗文选家又各抒己见,或者认为:此系“靖节当     

杜甫与赞上人交游在同谷考

乾元二年（759年）杜甫弃官度陇,曾客居秦州、同谷二地。宋人黄鹤以后注家均将杜甫与赞上人诗定为秦州诗,即认为杜甫与赞上人交游在秦州。然而,诗内所述情景、时地与秦州明显不符,致使某些诗注前后矛盾,似是而非。早在宋代祝穆《方舆胜览》已将《发同谷县》之“龙潭、虎崖”与《寄赞上人》之“龙泓、虎穴”联系在一起,认为二诗所云同地,从而点明了杜甫与赞上人交游在同谷。《成县新志》则明确指出杜甫与赞上人往还于成县大云寺与龙峡口之间。笔者在杜甫的与赞上人诗和同谷诗的比较中找到了许多契合点,从时节、地名地貌及杜甫在秦州、同谷二地不同内心变化补证了杜甫与赞上人交游在同谷这一历史事实。     

宋人罕言比兴论

比兴是中国古代诗学思想的核心。感物兴情,发而为诗,是唐代以前诗人共同遵循的作诗原则。但宋代诗歌却少用比兴,这与他们主＂务内之学＂、强调＂以意为主＂、重视＂学人之诗＂、追求平淡诗风等有密切关系。但宋人诗学并非罕言比兴,且将比兴手法大量运用于词中。     

试论杜甫的“比兴体制”

杜甫在《同元使君春陵行序》中云：“不意复见此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所谓“比兴体制”，显然已不是仅指在微观中作为运用比兴手法的诗作，而是指在一种创作思想指导下的宏观创作体系。杜甫提出“比兴体制”的大历二年（公元767年），是杜甫诗歌创作处于炉火纯青而创作思想也已自成体系的时期。笔者认为，杜甫的“比兴体制”不仅高度概括了他本人诗歌创作的特征，而且也为中患无白诗派的革新运动启开了序幕。本文拟对杜甫的“比兴体制”在唐诗革新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它所包蕴的唐代群体人格意识之内核，以及它所体现出来的唐代现实…     

论宋代柳文地位的嬗变——以韩愈作为参照

宋人注重道统和文统,韩、柳其文在宋代的接受有着不同的接受轨迹,宋人发明了韩愈在儒学复兴和古文运动中的崇高地位,而反观柳宗元,由于其政治生涯中依附党人的污点,宋人对其人的政治生涯表示同情;由于宋代道学思想的浓厚,宋人对其思想进行大肆抨击;由于柳文的高超艺术成就,宋人对其文大为称赏;柳文在宋代地位的嬗变,从北宋到南宋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进程,反映了宋人文风的理想追求。     

“诗人情味”最动人

凡超一流的文学家必有超一流的品格 ;没有超一流的品格绝成不了超一流的文学家。因此 ,后代的研究者如果想要准确地把握这些超一流文学家创作上的最动人之处 ,必须把握他们超一流的品格。如唐代的两位超一流诗人李白和杜甫 ,各有其超人的品格。杜甫难以企及之处在于他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李白最崇高的人格在于对人权、人性的尊重 ,可以算是中国诗歌史上最伟大的人权主义者。那么苏轼最动人之处是什么呢 ?概而言之就是至真至浓、至深至广的人情 ,或曰“情味”。苏轼尝自云 :“诗人情味真尝遍 ,试问于今底处亏 ?”(《次韵柳子玉》)可以说 ,苏…     

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德育渗透的实践探索

唐代诗人杜甫的诗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倾倒后人无数,表达了一种滋润万物生长又了无痕迹、无声无息的意境。然而,目前我们对学生的德育却刚好与此相反,常常是"雷声大雨点稀",动静大收效微。造成如此现象有多方     

白居易:唐代诗人第三极

李白、杜甫之外,白居易被誉为唐代诗人中的第三极。白居易能有此殊荣,与诗仙、诗圣并驾,自有其不同凡响之处。除了诗歌创作本身是彼时的翘楚之外,他对后世影响巨大——不仅在诗风上,更是在精神上——他真正实现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思想。他对中唐之后文人(如对宋代的苏轼等)的影响不亚于陶渊明对中唐之前文人的影响。     

宋“军”设置数量考辨

作为一种特殊的地方行政单位,军在宋代有直隶京师与隶于府州两种。以宋史地理志为据,结合宋人地志和历史文献,以及今人研究成果,可以确认,宋代三百多年间先后设置过130个军。     

从宋代笔记看宋代经学之发展

宋代笔记中有不少论述经学的内容，为今日的经学研究所忽视。经学著作形式分为经注、专论、笔记三种。笔记作为经学的三种著述方式之一，是古人阐述经学见解的重要载体。宋人笔记具有形式多样、不拘体式的特点，为宋代知识分子所广泛采用。宋代笔记中的经学内容可分为经文校勘、经文训诂、经义发挥、经学研究四类，反映出宋人经学研究方法的日趋完善。这些方法到了清代，被清代的学术笔记所继承，为清代的经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论《史通》在宋代的沉寂

唐代刘知幾的《史通》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著。《史通》辨明史学源流,援经入史,阐明经史之异趣,史学最终从经学中挣脱出来成为一门与经学并立的学科。然而到了宋代,随着经学独大的学术格局再次确立,《史通》"援经入史"、"疑古惑经"等壮大史学谱系的努力受到宋人的普遍诟病,《史通》一书也遭到宋人的普遍排斥,一度归于沉寂。《史通》在宋代的沉寂与宋代经史之间的博弈密切相关。     

安得广厦千万间——搞活房地产市场的思考

安得广厦千万间———搞活房地产市场的思考□谢家瑾“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唐代诗人杜甫的这一千古绝句表达了古往今来人们对安居的追求。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中国，随着广大群众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改善住房条件和居住环境更成了人们最迫切的愿望...     

宋人“中国”意识的凸显与出使行记的文化呈现

宋代出使行记上承晋唐，既有早期行记“纪行”与“传人”的文本特征，又是源于赵宋王朝这个特定政治外交环境的产物。赵宋王朝先后与辽、金、元政权形成对峙，对外关系主要模式从“朝贡体系”转为“对等外交”,宋人的“中国”意识凸显。这种意识与文化认同植根于士人心中，形诸笔端。行记书写中，宋朝是他们心目中的唯一的“中国”,以此为书写视角，宋辽、宋金边界，被视作一种主观、文化的表述，地理的悬隔被赋予了“界隔夷夏”的文化意蕴。基于自身社会文化与伦理情感的影响，宋代士人对“异族”他者的展现，传递着他们敏锐的“夷夏”感知，承载着他们对“以夷变夏”的沉重焦虑与思考，并昭示出宋人以“华夷之辨”为标准的“中国”意识。行记中所呈现出的这种中国历史和文明内部的多元性、丰富性、异质性，给我们重新认识古代中国10至13世纪的文明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     

宋人笔记《永康倡女》的性别文化分析

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叙事文本中人鬼（神）相恋的故事的异数——宋人笔记《永康倡女》中涉及的男女性别的文化分析，揭示了高唐神女母题在宋代嬗变的一种，并解释了其成因。     

草堂胜迹知多少

杜甫草堂位于成都市西郊院花溪畔，是唐代伟大的爱国诗人杜甫流寓成都时的故居。自公元760年“草堂”落成．到公元765年离开成都，杜甫先后在此居住了将近四年，留下240首不朽诗章。由于杜甫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辉煌成就，他被后世尊为“诗圣”，其草堂故居也被视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圣地。自五代至清代，草堂逐渐衍变发展为今日占地250亩，融古典园林与纪念铜宇于一体的文化风景名胜。现在的杜甫草堂完整地保留着清嘉庆十六年（18if）修建的一组纪念性古建筑。中轴线上有正门、大廨、诗史堂、柴门、工部词五重主体建筑，两侧有回廊和一些附…     

论北宋词与晚唐诗的近亲关系——兼论正确解读宋词化用唐诗现象的文化涵义

北宋人填词化用唐诗有一个独特的现象:除苏轼、周邦彦二人词不限于用晚唐诗,其他词人则多对晚唐诗情有独钟。欧阳修、李清照词特爱用韩偓诗,秦观词喜用杜牧诗,贺铸词爱用温李诗。晚唐诗中不少名句甚至被宋代词人反复多次借用。宋人填词用唐人诗句,已成为普遍的创作方法和技巧,但在诗歌创作上他们却从不愿轻易这样做。这种现象反映了北宋人对于填词的游戏态度,也反映了宋人对晚唐诗的由衷欣赏,以点化唐诗来标雅炫博。有学者认为宋词化用唐诗现象反映宋人欲以词来“祈求名于时和名于久”,这是一种文化误读。     

大力提高军人素质 走内涵发展的建军道路

一、素质“素质”,最初被解释为白色的质地。唐代杜甫在《白丝行》中说:“已悲素质随时染,裂下鸣机色相射”;后来又引申为本质的意思。如张华励志诗:“虽劳朴斫,终负素质”,指的反映人的自然木质和社会本质两方面的内在要素结构,人才学认为,素质是人才成长的内在因素。     

宋朝：中国历史上的辉煌时期

我们的教科书一直说宋代是个“积贫积弱”的时期，但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北宋与南宋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英国学者李约瑟说，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考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焦点就在宋代。被马克思称为“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之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其关键改进期、应用普及期及向外传播期都是在宋代。     

东方艺术瑰宝—唐三彩

唐三彩是一种创始于我国唐代(六一八——九○七年》,以施黄、绿、白或红、绿、白三色为主,兼有褐、蓝、黑等色釉,经过煅烧而成的彩釉陶器制品。所谓:“三彩”即多彩的意思。由于其珍品大批发掘于洛阳,所以又有“洛阳唐三彩”之称。在唐代,洛阳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之一;国家统一兴旺,人民安居乐业,厚葬之风盛行。从贵族官员到平民百姓,都要用唐三彩作为殉葬品,而且越有钱势的人陪葬得越多。唐三彩成了唐代相当发达的陶瓷手工业的突出代表。然而,由于它是民间艺人的创作,史籍上却毫无记载。甚至到了宋代(九六○——二七九年)竟然失传了。     

刘熙载“意格说”中的文体观

刘熙载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最后一位思想家,他在理论上完成了对许多古典美学范畴的总结。意格就是其中之一。“意格”一词,从唐代提出,经由宋人姜夔等人的倡导,已成为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诗学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