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公司犯罪理论对比分析

公司犯罪在我国研究甚少,但是国外已创建不少基本理论。比较有实证基础的理论包括紧张理论、模仿理论、合理性选择理论以及公司结构理论。这些理论对公司犯罪的解释角度不同,可谓各具所长。紧张理论突出公司业绩与犯罪之间的关系;模仿理论则更加关注公司文化和高管人员对犯罪行为的接受;另外,基于一定经济分析基础的合理性选择理论把公司决策时的成本效益分析看成了公司犯罪的最本源,而公司结构理论则恰恰相反地把犯罪源头锁定在了公司治理的结构问题上。就公司本身特征（包括公司业绩、规模、高管人员素质和组成）与公司行为关系而言,这些理论的适用性则强度不一。因此,为求对公司犯罪研究结果的整合,以及提高公司治理的发展,一种综合性解释理论的需求随之而生。     

西方犯罪学史略(下)

西方犯罪学史展示了人类对犯罪认识的变化过程和斗争状况,为人类同犯罪作斗争提供了历史经验与启示,向人类传播了犯罪学领域的丰富知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西方犯罪学史的阶段划分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根据犯罪研究有一个长期的过去来划分,可分为报复、威吓、博爱、科学四个时代;另一种是根据犯罪学有一个短期的历史,即其学科萌芽、形成、创立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按学派年代先后来划分,可分为以18世纪的古典犯罪学派为代表的历史阶段、以19世纪的实证犯罪学派为代表的历史阶段和以20世纪现代犯罪学派为代表的历史阶段等等。     

西方犯罪学史略(中)

西方犯罪学史展示了人类对犯罪认识的变化过程和斗争状况,为人类同犯罪作斗争提供了历史经验与启示,向人类传播了犯罪学领域的丰富知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西方犯罪学史的阶段划分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根据犯罪研究有一个长期的过去来划分,可分为报复、威吓、博爱、科学四个时代;另一种是根据犯罪学有一个短期的历史,即其学科萌芽、形成、创立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按学派年代先后来划分,可分为以18世纪的古典犯罪学派为代表的历史阶段、以19世纪的实证犯罪学派为代表的历史阶段和以20世纪现代犯罪学派为代表的历史阶段等等。     

西方犯罪学史略（上）

西方犯罪学史展示了人类对犯罪认识的变化过程和斗争状况，为人类同犯罪作斗争提供了历史经验与启示，向人类传播了犯罪学领域的丰富知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西方犯罪学史的阶段划分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根据犯罪研究有一个长期的过去来划分，可分为报复、威吓、博爱、科学四个时代；另一种是根据犯罪学有一个短期的历史，即其学科萌芽、形成、创立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按学派年代先后来划分，可分为以18世纪的古典犯罪学派为代表的历史阶段、以19世纪的实证犯罪学派为代表的历史阶段和以20世纪的现代犯罪学派为代表的历史阶段等等。     

重视对当代犯罪中观、微观规律的实证研究

认识犯罪规律是发展犯罪学理论和实施犯罪预防的前提。实证研究对于正确认识犯罪规律,特别是认识犯罪的中观、微观规律具有重要意义。对犯罪成员的变化规律、犯罪目的和类型的变化规律、犯罪的时空规律、犯罪手段规律的实证研究,将对研究犯罪对策提供参考价值。     

从新派与旧派的对立看西方古典犯罪学派的流变

古典派犯罪学是启蒙思想的产物。同时也是西方犯罪学研究的起始阶段。之后产生的实证派犯罪学、犯罪社会学派对于古典犯罪学派的继承和批判，使得西方犯罪学不断发展进步。     

重视对当代犯罪中观、微观规律的实证研究

认识犯罪规律是发展犯罪学理论和实施犯罪预防的前提。实证研究对于正确认识犯罪规律，特别是认识犯罪的中观，微观规律具有重要意义。对犯罪成员的变化规律、犯罪目的和类型的变化规律、犯罪的时空规律、犯罪手段规律的实证研究，将对研究犯罪对策提供参考价值。     

试论犯罪学与刑法学的联姻

一犯罪学与刑法学的分野犯罪学是将犯罪与犯罪者作为整体进行综合分析研究，探索犯罪发生的原因及其规律，寻求预防犯罪对策的科学。《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曾将犯罪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前科学时期（古典阶段）、半科学时期（实证阶段）和科学时期（现代阶段）。古典阶段以贝卡利亚为代表，主张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反对传统刑法的报应观和威吓观。该学派视刑罚为社会防卫的工具，“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再侵害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①视犯罪原因上，人通过自由意志来选择犯罪或守法行为，主张最有效的犯…     

以发展论犯罪的有益尝试——读《发展犯罪学》浅识

在近期的研究成果中有两本特别令人关注的新作:一本是2004年出版的《当代实证犯罪学新编——犯罪规律研究》,另一本是2006年出版的《发展犯罪学——从传统犯罪到现代犯罪》。为什么两书并提呢?这是因为我觉得二者很像姊妹篇,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者是以实证求证犯罪规律的产生和发展,后者是以实证探求犯罪的发展轨迹,都是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都具有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的内涵,而以对实践的实证为前提。《发展犯罪学》的主要特点有:     

西方犯罪信号研究对我国犯罪控制的启示——基于犯罪生态学的视角北大核心

犯罪信号是指部分特定犯罪行为和社会失序事件,象征社会失序和潜在犯罪活动,易引发公众的犯罪恐惧心理和社会失衡情况。生态犯罪学关注犯罪行为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将犯罪信号作为因变量提出实证犯罪控制手段,即通过外部情境设计和环境因素改变以达到犯罪控制的目的。论证犯罪信号的研究价值和犯罪学意义,使用数据和实例推导犯罪控制的演进过程,能够为我国犯罪学实证研究和犯罪控制实践提供切实的支持。     

关于刑法条文规定的过失犯罪的认定

在我国刑法分则中,有些条文没有明确规定是过失犯罪还是故意犯罪,以致在刑法理论研究中或是在司法适用上,出现了不同意见,严重影响了对案件的准确定性和正确量刑。因此,对这些刑法条文规定的犯罪性质的认定进行研究,对完善刑事立法、准确司法都有重要意义。     

论中国古代刑法中的罪刑法定思想

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是否存在罪刑法定原则有肯定说与否定说之争。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在于保障人权,适用准则是禁止类推,它与“人治”根本相分离。现代罪刑法定原则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罪刑法定具有本质上的异质性,我国古代的罪刑法定只是一种思想,并没有上升为一项基本的法律原则。而且,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奉行专制体制和人治统治,罪刑法定原则欠缺生长的现实土壤,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的罪刑法定思想不可能发展成为罪刑法定原则,也不可能成为保护犯罪人的大宪章。     

“依靠群众”与“依靠人民”——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条的修改建议

“群众”这个概念在法律上并没有明确规定,因此,刑诉法第6条规定的依靠群众原则容易造成误解,建议用“依靠人民”概念取代之。     

判决限期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可行性分析

判决重作依附于撤销判决而存在,判决重作的时限规定是指在撤销原行政行为后对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进行时间限定,目的在于督促行政机关及时履行行政判决,切实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实现案结事了的诉讼目的。在《行政诉讼法》中并未对判决重作进行时限的要求,司法实践判决书中出现了对时间不做要求、法定期限要求和具体时间要求三种情况,本文对此问题进行探讨,对时限规定进行利弊分析,并提出时限规定的设想,希望对完善行政判决有所助益。     

对“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解读与反思

对"法定最低刑"的理解,应当采取"构成类型说",但该说也存在疑问。减轻处罚不以一格为限,减轻处罚不能判处法定最低刑,不能减到免除处罚,能够变更刑种,可以减至分则条文没有规定的刑期或刑种。我国刑法对于"如何减轻"没有进行规定,属于立法缺陷,应予以完善。     

浅析环境污染限期治理中代履行制度之适用

环境污染限期治理是我国一项重要的环保法律制度,然而在我国具体实践中,环境污染限期治理存在执行不能、执行效果不佳的问题。本文在考察我国环境污染限期治理现状基础之上,提出加强代履行制度在环境污染限期治理中的适用,以求适应当今环保法制需求。     

浅谈罪刑法定原则的适用

该文透过“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确立的历程以及该原则在审判实践中适用某些状况 ,得出了“罪刑法定”原则确立不易、全面准确适用更不容易的结论。     

超期羁押问题的思考及对策

超期羁押是当前困扰我国司法实践的一大问题,司法制度的不完善是造成超期羁押的主要原因。文章从司法体制和实践方面对超期羁押问题提出了解决对策。     

罪刑法定主义的困惑及其出路

罪刑法定主义的争议由来已久，罪刑法定主义包含着理性层面和现实层面，这是不可分割的二者统一。在理性层面，应该承认罪刑法定主义的形式合理与实质合理的非矛盾性；在现实层面，必须透视其形而下的司法化问题，从立法和司法解释入手，使罪刑法定主义定位于恰当的地位并使之发挥真正应有的价值。     

对"中国特色"罪刑法定原则的法理反思

通常人们认为97<刑法>已经对"罪刑法定原则"进行了确认.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对于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则有了越来越多的质疑的声音.97<刑法>的双向规定确实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偏离.同时,只有剔除当前所谓的"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才能真正实现刑事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