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位业主怒讨500万租金——广州上下九"名汇商城"返租商铺业主维权一幕

用高价格以捆绑承诺返租的方式促销商铺,是一种变相融资快速取得资金的方法。小业主在购买时得到开发商的承诺:在三到五年内,业主所购买的商铺由开发商向业主支付租金, 由开发商统一经营管理。因此,高价卖铺实现促销后,开发商是否兑现承诺, 便成了检验开发商是否诚信的一个标准。     

11名"公检法"串通渎职

一起本该严惩罪犯的轮奸大案,罪犯的父亲极力打点四处疏通,在金钱和人情的夹击下,竟由人大主任出面斡旋,副检察长、法院副院长、起诉科长、到普通法官、检察官、公安民警等11名手握重权者联合"运作":受害人"变成"卖淫女,轮奸变成强奸,罪行越来越轻,最后竟判缓刑导致罪犯逃窜!难道苍天真的能蒙上"眼睛"?这起案子最终如何收场? ……     

打蚊子的高射炮

日前,25岁的刘欣与男友在科园四路路口等车,两辆主体为白色的装甲车悄然从她身边驰过."好酷!"刘欣挽住男友的胳膊,喊出声来.4月4日,重庆市警用装甲巡逻车正式上街亮相,两辆装甲巡逻车共装载了24名飞虎队员.这些飞虎队员都配有特警的标准装备--微型冲锋枪、狙击步枪、大号警棍、防弹背心等.(《重庆晨报》4月5日)……     

走进岚皋"巴文化"

岚皋县位于陕西省南沿、大巴山北坡.系北方地域,南方水系.县城东35公里毗邻平利县八仙镇,南41.5公里交界重庆市城口县,西63公里接壤紫阳县洄水镇,北45公里相连汉滨区双龙镇.县城距西安市区260公里(公路),距安康市区70里.县内辖12个镇,125个行政村1 1个社区,总人口17.6万人,总面积1956平方公里,海拔高差2210米,森林覆盖率达70％,岚皋县城居岚河之滨,山中雾气谓之"岚",水边高地谓之"皋",故名"岚皋".岚皋因山水而得名.     

副校长举报校长背后

合工大宣城校区新生减招三分之一,招生专业减半引发争议. 近日,一封副校长实名举报校长的公开信,将合肥工业大学推入舆论漩涡. 漩涡中的两人,一位是举报者,合工大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朱大勇;另一位是被举报者,合工大校长梁樑. 这封《关于梁樑同志弄虚作假申报获得“全国教育改革创新杰出校长奖”的校内公开举报》,核心内容是朱大勇对梁樑申报相关奖项弄虚造假,用他人成果进行报奖的举报.尽管这一举报材料很快被合工大校方发出的情况通报认定不实,但舆论并未平息.     

“口碑教授”折射高校职称评聘机制弊端

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县命也。（注释：按照法来办事，天下就有秩序，法是天下的准则，是用来解决疑难、辨明是非的，百姓的命运系于法。）     

亲历美国小额诉讼

1 在美国起诉违约承包人 决定起诉违约人 2011年6月,我们与一名木匠(工程承包人)签订了一份重新翻修我家前门外露天平台的合同.合同中明确规定了材料的名称、价格和劳工的费用以及完工的时间(2011年8月14日).但是,承包人从开工伊始,就把工期一拖再拖,到11月时,该工程才完成了一半. 眼看冬季就要来临,我们打电话催促承包人尽快履行合同.谁知,在11月14日的电话中,承包人嫌我们催得太急,宣布不打算回来完成工程了.无奈之下,我们用正式信件通知承包人,如不立即回来完成工程,我们将重新雇人完成剩下的工程,因此增加的费用将由他来赔偿.     

黄海勇:新中国最复杂引渡案嫌犯

2016年7月17日凌晨,身着淡黄色短袖、米白色休闲裤的黄海勇被武汉海关缉私警察押解着从停靠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一架飞机上走下来.此时,距离他离开中国已经过去了18年.在这18年里,黄海勇先后逃往美国和秘鲁,并穷尽美洲所有法律以达到摆脱中国法律制裁的企图.但秘鲁国家宪法法院于2016年5月23日公布的裁决结果击碎了他最后的幻想.此次引渡被中国外交部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复杂的引渡案”,创下中国引渡史上诸多第一:《中秘引渡条约》签署以来首例成功引渡案例,美洲人权法院审理的首例涉及中国且中国胜诉引渡案,首例中国在国际人权法院出庭的案件.     

丈夫婚前房产易名给妻子引纠纷

丈夫的婚前房产变更登记落到妻子名下.之后,妻子打算卖掉房子,丈夫不同意,将她起诉至法院,主张一半的房屋产权. 201 6年2月25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认为,婚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请求分割共同财产的,不予支持. 妻子:以生孩子要挟丈夫将房产易名 王建平善于投资置业.婚前,他在上海等地购买了多处房产.2003年8月,他与何新华在深圳登记结婚.婚后,王建平没有将自己所拥有的婚前资产告诉妻子. 2009年的一天,王建平出差在外.何新华在整理丈夫个人保管物品时发现了丈夫的秘密.为此,何新华十分生气.她心想,为了支持丈夫事业发展,她辞去了待遇优厚的工作,不曾想到,丈夫竟然对自己留了一手.     

你所使用的兔子视频,侵权了

知识产权故事:小刘的“第一案” 从法学院一毕业,小刘就来到一家律师事务所跟着王律师办案.他职业生涯中的第一起案子很快就来了. 有一天,小刘接到一位客户打来的电话:“我们发现有个机顶盒可能侵权……”这位客户就是快乐阳光公司,其认为自己创办的娱乐节目《快乐大本营》被侵权了.这是小刘十分熟悉的一档节目,每周六晚上的黄金时段在湖南卫视播出.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