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文明领导力建设——基于全球环境治理体系视阈的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在全球生态危机加剧、大国竞争日益激烈、全球环境治理碎片化的背景下，贯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理念、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刻不容缓。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国内绿色低碳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积极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大力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体现。在全球环境治理转型进程中，中国宜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与提升国际话语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可供参考借鉴的中国方案。应通过加快国内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经济发展来推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转型，通过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平衡大国绿色转型中的竞合关系，通过参与碳中和背景下的绿色公共产品供给，引领建设全球法治体系，塑造生态文明成为全球环境治理的主流规范。     

中非合作新向度:保护非洲生物多样性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已成为国际交流对话的重要内容.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生物多样性保护正成为中非合作的新向度.2018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发表的《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指出,中非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年)》指出,要继续支持"中非联合研究中心"建设和发展,重点围绕生态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展开科研合作.近年来,中非建立了环境合作中心,促进环境技术合作,共享绿色发展机遇,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气候变化和生物安全等领域广泛开展合作与交流.当前正是推进全球环境治理的关键时期,中非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一新兴领域的合作,既能够进一步丰富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又可以为全球环境治理提供助力.     

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与中国的角色转变

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全球环境治理的核心内容和前沿领域.自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通过以来,围绕其展开的专项议题谈判、国际法律塑造及履约机制建设为各国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明晰的理论指引和行动指南,既对生物多样性丧失这一全球环境问题提出了初步应对方案,也作为专门化的治理指向类型嵌入了环境治理链条,在气候变化、荒漠化防治等交叉领域的相互作用下,构筑成为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规则体系.在这一进程中,中国以参与国际事务议题、配合全球环境治理的"追随者"定位入场,再以主动承担治理责任、积极开展合作治理的"参与者"定位发挥作用,而今已转化为以引领共治格局、探索全球治理方案的"积极贡献者"定位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断发展.     

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制度建设与中国角色

全球环境治理从启动伊始就与制度建设相伴相生.全球环境治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相关机制建设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国际机制赋能全球环境治理,重塑国家治理行为,为全球环境治理持续深入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在逆全球化现象出现、治理领域日趋扩大、大国博弈不断升级等情况下,全球环境治理暴露出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而碎片化的国际机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制度建设中,经历了由被动参与到主动贡献、再到积极引领的演进历程.气候变化日益成为全球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而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愈加无可替代.     

绿色“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路径与世界意义——基于全球环境治理的视角

“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生态环境压力是全球治理需要应对的一大挑战。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在议程设置等方面的优势地位和话语权，罔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发展需求，导致全球环境治理动力不足。中国结合自身绿色发展理念，提出绿色“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扩大绿色基础设施和环保项目合作，推进绿色金融，搭建合作平台，交流环境治理经验和技术。随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环境治理合作的深入，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成为维护全球生态安全的重大举措，彰显其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贡献者、引领者的作用，对全球环境治理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绿色“一带一路”形成了以“发展权”为核心的新规范，可以提升发展中国家在环境治理中的自主性和话语权。在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治理分歧扩大的趋势下，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应继续基于发展中国家立场，强化身份认同，密切利益契合点，对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助力全球环境治理目标的实现。     

从环境伦理视角分析全球环境治理困境

环境问题，或者说环境的破坏和治理问题并非始自今日，应该说，环境的全球治理进展很快，在环保意识、环保科技、国际合作、国际制度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进展并不足以使得全球环境治理取得实质结果。那么全球环境治理出现困境的症结在哪里？     

国家建设背景下的国家生态责任与生态治理能力建设

中国近代以来,国家建设四个阶段的历史变迁揭示了国家建设的生态维度由隐至显的发展过程,凸显出公共环境治理中国家生态责任和生态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增强国家生态治理能力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更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关键。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面临着复杂的环境问题和生态风险,对公共环境治理中的国家提出了提升生态服务能力、促进生态现代化和民主化、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等多维生态责任要求,也为从"以人为本"、"预警原则"、"有序推进"等价值原则推动国家生态治理的指导思想、治理范式、行动实践的转型指明了方向。     

全球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

中国的对外援助事业随国际、国内形势而变化。近年来官方对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视不仅促成中国对外援助指导思想的转变,也为对外援助向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奠定了理念基础。中国为发展合作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实践不断丰富:一是基于本国成功经验而开展的减贫国际合作成为重要公共产品,二是通过创新农业技术合作方式为解决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三是借助三方合作更好地创新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四是持续加强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供给。中国对外援助在取得积极成效的同时,也面临经济、技术实力有限、援助项目可持续性不足、受援国国家治理与互不干涉内政之间协调困难、国际发展合作的话语权有待提升等挑战。未来,中国应注重从制度建设、资金筹集、可持续性提升、受援国能动性发挥、国际话语权提升等方面做更充分准备。     

全球治理的东亚视角

随着全球性问题的日趋凸显,进一步加强有效的全球治理既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也成为各地区谋求发展合作的主旋律。冷战结束后,伴随国际体系加速转型、新兴大国纷纷崛起和世界发展重心向亚太地区的转移,东亚地区在推动全球治理的实践进程和理念构建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受国际环境、国家实力以及国家间关系的影响,     

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与全球发展治理

随着新兴大国的崛起、新型全球问题的突显和新式多边机制的形成,全球治理体系和格局正经历着重大变革,全球治理的理念、机制和能力面临诸多挑战。联合国曾实施"四个发展十年"战略、千年发展目标等全球发展治理行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全球发展治理理念、目标和手段的转型提供了契机。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应紧紧围绕发展这一核心问题,在治理上作文章,推动二十国集团从危机应对机制和国际经济合作首要论坛转型为全球发展治理平台,并进一步提升全球发展治理的能力。联合国与二十国集团在全球发展治理中分别发挥基础性和引领性作用,双方可以通过共享发展议程、共建发展秩序,形成合作共治的关系,以完善全球发展治理体系。     

全球发展治理转型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当前全球发展治理处于转型的关键期。这一转型由全球发展体系权力结构的变革、新的发展挑战和新的全球发展议程共同推动,其中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是重要原因。转型主要体现在全球发展治理的四大方面:在治理主体上,新兴经济体崛起,治理主体趋向更平等、更包容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在治理手段上,贸易、投资与援助相结合的"一揽子"方式成为重心;在治理机制上,联合国逐渐打破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的垄断而发挥重要作用,一些新兴的机制建设也不断涌现,总体呈现出复合型机制的特征;在治理目标上,减贫不再是唯一目标,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成为新目标。中国是全球发展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与贡献者,面对发展治理转型,新时代的中国应提升制度性话语权,并进一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美国学者视野中的中国环境治理及启示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环境治理的逐步推进,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加强了对中国环境治理的研究。既有学者高度评价中国环境治理的举措及成效,也有学者渲染并夸大中国环境治理中的问题。更多学者进行了客观分析,并就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回应民众的环境诉求等方面提出治理建议。关注美国对中国环境治理的研究,既有助于更好地推动我国的环境治理,又有助于增强中国在相关国际议题中的主动权和话语权。     

从政府规制到社会治理:国外环境治理的理论扩展与实践

近年来,环境问题日益严峻,有效的环境治理已成为社会治理创新关注的焦点。社会环境治理以其在环境标准制定与执行、环境监管与约束、环境改善引导与环保意识培养等方面的优势以及灵活多样的治理形式逐步为西方国家所接受。历经20多年的发展,西方国家的社会环境治理已在约束和引导企业行为、提高产品溢价以及产生环境效益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由于政治体制和市民社会发育程度的差异,中国社会环境治理的自有特色与潜在困境并存。通过社会环境治理弥补政府规制缺陷,进而改善环境质量是中国未来环境治理的必然趋势。     

论碳外交与多边经贸外交的协调共进——以应对气候变化为视角

当前的外交领域尤以多边环境和多边经贸外交为重。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起点的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多边环境协议通过碳外交谈判的形式创造了减排温室气体的原则和框架体系,形成了激励不同发展层级的国家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灵活机制。同时,随着全球金融动荡引发的经济衰退不断加深,发达国家以应对气候变化为借口采取的以碳税为代表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又开始抬头,使既有的多边经贸规则面临冲击。因此,有必要将多边环境和多边经贸这两个外交领域的交叉问题通盘考虑,通过外交政策协调,促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多变环境协议与维护自由贸易的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完善,在保障国家利益的同时,实现国际环境治理和国际自由贸易的健康发展。     

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时代意蕴与实践路径

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伴随时代发展应运而生,反映时代问题、回应时代呼声、引领时代潮流,为新时代新征程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创新和实践深化提供重要遵循,也为破解全球生态环境治理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方向和路径,具有重要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需要坚持和落实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政绩观、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观、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中国对外关系中的生态文明制度对接

随着全球范围内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环境污染以及生物多样性日益丧失,地球面临空前的生态危机。环境治理领域的国际政治博弈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面临集体行动困境、参与主体治理地位不对称等一系列治理挑战,难以形成统一的制度目标,亟待形成公正有效的多边合作治理机制。基于此,中国提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改革,这也构成了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其中制度对接是中国与国际社会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发展的关键要素。从制度对接的角度出发,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生态文明制度对接：一是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制度对接;二是与双边、区域合作机制的制度对接;三是与中国自主提出的国际倡议的制度对接。中国的绿色领导力则是推动对外关系中的生态文明制度对接的重要基础与核心动力,并提升了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国际贡献。最后,在新形势下,中国应把握战略机遇,深化生态文明制度对接,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发展。     

全球文明倡议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助力作用。全球文明倡议有助于摒弃冷战思维和对抗意识，减少国家间战略误判，促进和平合作，增进相互了解和民心相通，夯实友谊根基，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以全球文明倡议为指引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实现宏伟发展目标的有效路径。中国通过汲取其他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教训，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持续提升自身发展水平和软实力。全球文明倡议还为全球共同发展提供新的价值引领，使现代化的成果惠及更多国家，推动各国文明共同发展和人类文明整体进步。     

粤台高科技产业合作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刺激了海峡两岸产业转型升级，扩大内需政策为两岸共同寻找产业突破口提供了重要支撑，而粤台经贸交流层次与水平的持续提升则为粤台高科技产业提供了更具想象力的合作空间。综合运用区域产业合作相关理论，从参与合作的企业角度可以将粤台高科技产业合作模式划分为授权合作、异业合作、卫星联盟、在地联盟、营销合作、代工合作和外包合作等七种主要类型。这些合作模式受到政策环境、企业组织和合作风险等因素影响，需要采取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以促进粤台高科技产业合作的持续性发展。     

全球人口发展趋势及其对世界政治的影响

人口发展是影响人类社会发展重要的结构性力量,人口发展的诸多态势必将深刻影响世界政治的走向。21世纪是全球人口增长趋缓的世纪,是人口普遍老龄化的世纪,也是人口移动全球化的世纪。这三个不可分割的特征和方面,彼此影响、相互制约,成为影响世界政治格局的重要力量。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中国人口问题正在发生重大转型,要在全球发展的格局中认识和解决中国人口问题,就要不断学习和总结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保持清醒的人口意识,不要继续盲目地夸大人口的负面效应,更不应该妖魔化以人为主体的人口增长。     

全球产供链重塑下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

亚太地区是全球范围内产供链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在全球产供链重塑背景下探索深化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有效路径,对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在经济全球化转型、大国博弈和地缘冲突加剧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全球产供链正加快重塑,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迫切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目标引领,深化价值链、供应链和互联互通合作,推进以人为本的数字经济多维合作,通过包容和可持续发展合作强化亚太命运共同体意识。新形势下积极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将为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深化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提供助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