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东人口问题及其影响

人口激增和青年人口膨胀是中东地区比较突出的两大人口问题,长期困扰着中东国家,同时也在当前中东地区的政治转型中扮演着重要作用。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东地区逐步形成了以人口增长速度快、青年人口众多、贫富两极分化严重为特征的人口结构。这不仅带来严重的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更有着深远的全球治理负面效应。就前者而言,人口年轻化问题导致了中东地区各国的失业特别是青年人失业问题突出,社会矛盾加剧,伊斯兰复兴运动再度高涨,以及由青年人口膨胀与网络技术结合而来的社会治理难度加大。其对全球治理的潜在负面影响主要体现为:它可能加剧既有的生态环境问题、移民问题、国际恐怖主义扩散和宗教与文明冲突加剧。对刚经历重大变局且正在努力恢复正常秩序的中东各国来说,人口问题将会成为决定该地区新秩序、实现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关键因素之一。     

全球性地区治理的观念生成和实现路径——兼以互联互通的政策扩散为例

"全球性地区治理"或"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地区治理"是为了解决如何走出当前全球治理困境而提出的新观念或新议题,其要义是在全球主义的观照下,各国际行为体在地区层面就某个或某些议题,或者就整个地区的全面合作问题,开展政策协调、构建制度性联系或者组织地区共同体等活动,旨在先行实现世界各个地区的治理和善治,最终达到全球的治理和善治。这种新观念的理论基础是全球学和全球国际关系学,其实践基础则是统筹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关系的现实需要。实现这种全球性地区治理,需要不断完善其研究议程,推动其从观念到政策实践的转变。国际关系学界对地区主义和地区治理的传统研究重视制度分析和规范分析,而比较地区主义还重视政策扩散分析。对互联互通政策方案在亚洲地区合作中的扩散过程和扩散机制进行的分析,进一步证明,像互联互通这样的全球性地区治理方案,具备统筹协调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互动关系的优势,是非常可靠可行的全球治理实现路径。     

21世纪以来中国的中东研究:现状与前景——王林聪研究员访谈北大核心CSSCI

自古以来,中东地区既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处,又是沟通东西方联系的枢纽地带。进入20世纪,中东地区成为全球性大国竞相角逐的舞台,致使该地区风云激荡,冲突频仍,长期被各界关注。学术界对中东地区和国家的研究持续已久。随着中国与中东地区联系的不断加深,中国学界对中东研究逐渐升温,并取得了重要进展。中国的中东研究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动荡世界中的稳定之锚与繁荣之源——2022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

2022年国际形势继续复杂演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治理赤字加剧。受世界格局变化、乌克兰危机等因素影响，大国关系出现加速分化重组态势。在地区热点问题上，俄乌冲突呈现长期化趋势，中东地区深陷多重困境，亚太地区的安全风险也不断上升。面对当前世界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和风险挑战，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加强国际团结合作，提出一系列创新性的全球治理方案，并以自身的发展与进步为世界和平、发展和治理创造新机遇、作出新贡献。     

局部动荡与大国竞合——2017年国际安全形势主要特点

2017年国际安全形势发展变化中的不确定性上升,局部动荡和武装冲突频有发生.主要国家战略忧虑增加,军费投入呈上升态势,围绕有关热点问题的地缘政治博弈加剧.与此同时,由于全球性安全问题和挑战增多,再加上大国之间利益关系日趋复杂,对国际协调的需求也在强化,竞争与合作并存仍然是大国关系的基础性特点.战略武器形成的恐怖平衡、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持续增多、难以削弱的跨国跨区域联系等因素仍对维持全球战略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国际安全空间和领域持续拓展,既诱发新的争夺,也为加强国际安全治理提供了新条件.未来可能对国际安全带来重大冲击的直接来源是中东、东北亚等地区热点局势的失控.这些热点问题可能形成难以预料的巨大安全风险.     

中国参与中东地区经济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中东地区长期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与"治理赤字",地区经济治理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参与。随着在中东地区的经济利益日益扩大,中国已成为中东地区经济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主要覆盖能源、贸易、投融资与发展治理等领域。尽管如此,国际社会对中国发挥更大作用的期待与压力仍不断增大。与西方大国相比,中国的治理实践在目标、能力、路径、机制、领域和风格等方面均独具特色:中国参与地区经济治理改善了地区经济发展环境与贸易条件,增强了其经济自主发展能力;也用实际行动回应了西方所谓中国"搭便车"的指责。"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推动中国参与中东地区经济治理的实践进入新阶段,中国应努力提升治理能力,创新治理机制,构建国际合作治理格局。     

中东地区新一轮抗议潮爆发的原因及特点

2018年底至今,中东地区多国爆发了不同程度的抗议活动,对国家政权稳定产生了不同影响。中东新一轮抗议潮仍起因于民生问题,本质上揭示了民众需求与政府有效供给之间的尖锐矛盾,反映出当前中东国家治理能力不足和治理绩效弱化。同时,与2011年"阿拉伯之春"引发的中东剧变相比,此轮抗议潮在抗议主体、社交媒体的应用以及反对外来干涉等方面展现出不同以往的特点。中东多数国家在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特别是有效改善民生与发展方面依然面临严峻挑战,中东地区和国家的动荡、纷争恐仍将持续。     

中东格局变动中的政治伊斯兰运动

伊斯兰教的创立和发展对阿拉伯半岛的政治生态产生巨大影响,并在穆斯林的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近代,在西方国家侵略和操纵之下,伊斯兰国家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政教分离与世俗化的政治制度.在伊斯兰世界内部危机、以色列威胁和西方大国的刻意操弄等内外因素影响下,中东地区的政治伊斯兰经历多轮周期性复兴大潮,但政治伊斯兰的兴起并未缓解伊斯兰世界的种种问题,反而给中东地区的国家治理与主权国家体系带来较大冲击.迄今为止,政治伊斯兰仍是塑造中东国家政治格局的重要因素,但其影响力下降或为大势所趋.     

论中东的水争夺与地区政治

本文依据最新资料,全面研究了当代中东地区的水资源状况,将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和约旦河流域的水问题与战后中东政治发展和地区安全局势紧密联系在一起,分别从合作、冲突和战争等多方面来加以论述和分析。要在中东地区实现持久和平、合作与发展,水资源的公平利用和分配,将是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最终解决需要各方的政治决断。     

以发展促和平:中国参与中东安全 事务的理念创新与路径选择

中东是全球安全问题最集中的地区之一,中东地区的冲突解决主要有三种路径——"以实力促和平""以民主促和平"和"以发展促和平"。"以发展促和平"强调"发展赤字"是引发冲突的主要根源,经济社会发展有助于维护国家稳定、化解社会矛盾和推动地区冲突解决,从而在国家和地区层面上将发展带来的经济红利转化为安全红利。该理念倡导发展与和平的联动性、"输血"与"造血"的两重性、短期目标与中长期目标的渐进性。中国在中东"以发展促和平"的实践分为国家和地区两个维度。在国家层面,中国主张尊重中东国家的发展权,以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项目为抓手,通过发展援助等增强对象国治理能力;在地区层面,中国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平台,促进区域设施联通,建立利益共同体,逐步实现地区和平。"以发展促和平"理念基于改革开放40年治国理政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参与中东安全事务的重要方略。     

无政府、自助,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疫情下的国际关系检视

正新冠疫情呈现全球蔓延之势,已波及200余个国家和地区。与埃博拉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等被限制在局部地区的疫情不同,新冠疫情被世卫组织认定为"全球性大流行",是人类在公共卫生领域面临的一次生死考验,是迄今为止世界各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遭遇的最大挑战。全球疫情突袭对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造成剧烈冲击,所产生的后果是深远的,需要从根本上加以检视。     

以色列对中东变局的认知及其应对

"阿拉伯之春"的爆发深刻影响了中东地缘政治,改变了以色列所面临的国际和地区环境.以色列对"阿拉伯之春"的认知也经历了由喜悦、乐观到谨慎、理性的转变.面对中东新一轮地缘政治发展带来的新挑战,以色列采取了加强国防军建设、与美俄和阿拉伯国家等域内外大国发展关系、积极应对伊朗威胁等一系列举措.随着拜登政府上台,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将面临更多变数,但美以同盟关系不会发生实质性改变.同时,巴以问题变化、美国与伊朗地区博弈加剧以及以色列面临的内部政治纷争将对其对外战略产生更多影响.     

从布什总统中东之行，看2008年中东热点问题的走向

2008年新年伊始，布什总统对中东7国进行了8天访问。临行前，布什表示，中东之行有两个目的，一是督促巴以加快落实安纳波利斯中东和会达成的协议，争取双方能在其任内达成和平协议。二是说服中东地区亲美国家组建反对伊朗联合阵线，遏制伊朗在地区的势力扩张。布什高调中东之行能否摆脱美在中东的困境？对地区热点问题的走向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值得密切关注。     

构建亚洲相互信任体系和新型安全观

正历史上,亚洲曾以横贯东西的丝绸之路促进了全球的商品贸易和文明对话,推动了人类的进步和繁荣。今天,亚洲仍然是全球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地区,正以其广阔地域、众多人口、快速增长、多样文化、区域合作为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然而,当人类遇到的共同性问题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之时,亚洲也是世界上安全形势最为复杂的地区。日趋激烈的中东冲突、旷日持久的阿富汗内战、伊朗核问题和朝鲜核问题、国与国之间的领土、岛屿和海洋争端、恐怖主义和极端     

布什中东战略"新思维"的理想与现实

布什连任后,对其中东战略进行了调整,以新的思维推进大中东战略.这就是打着"自由民主"和"反恐"的旗号,整合中东,清除美国所谓的"暴政"和"专制"国家,促进大中东地区国家的"民主改造".在保持绝对战略优势的情况下,美国的战略推进会取得一些成果,但也面临来自方方面面的困难和挑战.外来高压客观上使"大中东"地区国家面临巨大转型,转型期内各国内部和地区局势面临的动荡又对美国形成更大牵制.国际社会对美国中东"新思维"的前景正拭目以待.     

全球化的深化与民粹主义的复兴

全球化的演进在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全球发展失衡加剧、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公增大、国内社会矛盾和治理危机上升、风险全球化加重等问题。特别是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和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全球化的基本内涵、发展动力、聚焦点及治理体系都在发生新的变化,全球化正处于新的深化调整进程中。全球化发展的失衡及其负面效应不仅助推了民粹主义的全球性复兴和转向,而且给世界政治秩序带来许多新的不确定性因素。为此,中国应当通过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构建新型全球化、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等战略安排,积极增扩全球化深化之利,避免民粹主义极端化之害。     

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关系改善的背景、目标及影响

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改善关系是近年来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显著变化,它既是两国应对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剧变的战略选择,也是两国政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遏制伊朗势力的扩张,加强双边经贸联系和助推区域经济合作,是沙以两国改善关系的主要战略目标。沙特和以色列"结盟"将加剧中东两大阵营的对立,扩大阿拉伯国家间的裂痕,并使巴以问题的解决向着有利于以色列的方向发展。     

教派问题安全化形塑中东地区格局——以沙特阿拉伯外交为例

中东变局以来,中东地区的教派冲突不断加剧,尤其是沙特与伊朗的地区性教派对抗对中东地区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事实上,教派问题并不会自动影响对外政策,只有当国家决策者将教派问题安全化才会影响对外政策。沙特外交的激进化与教派问题安全化密切相关,由于国际和地区环境变化导致沙特的不安全感加剧,促使其极力建构教派冲突的话语体系,为其推行强硬的对外政策提供"正当"理由。沙特外交中的教派问题安全化分为四个步骤:建构教派威胁的认知、传播教派威胁信息、促使受众相信存在教派威胁、推行应对教派问题的对外政策。沙特通过强化宗教因素实施激进的对外政策,不仅强化了政权合法性,而且巩固了其地区领导地位,进而扭转了其与伊朗"攻守失衡"态势。但是,教派问题安全化使沙特深陷地区代理人战争的泥潭,而且教派冲突的叙事极易助推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发展壮大,并威胁国家安全。     

论两个体系世界的发生和发展与全球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兴起,人类社会出现了并行发展的两个历史趋向:一个是民族、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趋向,一个是经济全球化驱动下的全球化历史趋向。前者表现为主权国家体系(国际体系)的出现和发展,本质上是一个自保体系,后者表现为全球体系的生长和发展,本质上是一个相互依赖体系。这两个体系在生长、发展过程中又存在互动联系,既可以是另一方的动力,又可以构成另一方的阻力。随着全球体系生长,相互依赖的扩展,任何一方出现的问题都有可能演变为全球性问题。两次世界大战爆发表明传统的国际体系力量结构均衡无法应对面临的全球性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建的霸权治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缓解了战前所面临的问题,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导致了全球体系的出现,但也引发或掩盖了诸多的全球问题。面对国际体系与全球体系并存的世界,霸权治理已无法应对全球问题的挑战,全球共同治理世界已势在必然。     

全球性问题与国家

21世纪是全球性问题的世纪。新世纪伊始,重大全球性问题接连爆发,它既酿成与国家的结构性冲突,也给国家创造了新的机遇。在这一情势下,国家必然会扮演一个充满争议的新角色,会有不同的视野,会促成国家议程的全球化,也会使得国际谈判出现新变化。其中,新兴国家与全球性问题及其治理的关系尤其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