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明仁天皇意欲“生前退位”的原因

明仁天皇希望"生前退位"的意向,给日本社会带来极大的震动。明仁成长于战争年代,是战后和平宪法下即位的第一位天皇。明仁天皇即位以来,一直坚持维护和平宪法,履行象征职能,发挥了日本天皇和皇室的特殊作用。明仁天皇希望"生前退位"主要是由于高龄化导致的健康原因等。虽然"生前退位"在法律和程序上都非常复杂,面临很多困难,但是明仁天皇希望可以借此建立更为符合现代的象征天皇制,保持皇室的稳定。     

日本古代女天皇及其成因探析

提起女皇，一般人不免产生神秘感。因为在历史上，各国的皇帝虽然不胜枚举，但女皇帝则相对少的可怜。在我国从秦始皇到博仪，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只有武则天一人临朝称制为名符其实的女皇帝。因此，女皇自然引人注目。但与此相反的是，在日本皇室一千多年历史产生的一百二十五代天皇中，竟有十代八位女天皇，而且其中八代六位女天皇集中出现在七、八两个世纪。这不仅在日本历史上是一独特现象，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本文拟对这个特殊现象作一剖析。在日本古代史上，从592年崇峻天皇被杀。推古女星即位，到770年称德女皇去世，不足20…     

近代日本宪法学派视域下的有贺长雄理论探析

有贺长雄是明治时代第一批宪法学者,他率先撰文质疑权威学者穗积八束的绝对主义君权说理论,两人关于明治宪法阐释的一场笔战被视为"天皇机关说"首次论争。为此,有贺长雄作为早期理论贡献者本应具备资格纳入"天皇机关说"学派,但通过深入考察两人的观点分歧和制宪主张,却发现其理论还是更接近"天皇主权说"学派。而且,有贺长雄在华担任所谓宪法顾问期间,不仅在中国受到民权派的指责,还被日本学界"天皇机关说"代表学者副岛义一撰文批驳,由此表明其理论与"天皇机关说"学派之间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另一方面又难以归入"天皇主权说"理论阵营,因此,在近代日本宪法学派视域下,其理论堪称别树一帜。     

创社科经典 出传世文献

正民俗学中的死亡文化日本人的生死观与丧葬礼仪[日]山折哲雄/著熊淑娥/译2015年2月/33.00元日语"死生观"的表述将死用在生的前面,言外之意是"接受死亡即是向生,生即是对死的觉悟。"日本人自古以来是如何认识"死亡"的?本书追溯日本人遗骨崇拜的源流,通过对死亡与丧葬礼仪的结构进行分析——其中不乏天皇的事例,揭示了日本人生死观的特色。此外,作者对天皇生理性死亡与社会性死亡差异的考察也为王权及其继承的视角增添了新意。     

日本战后外交新模式的摸索与构建——日本天皇外交“访美范式”

战后日本在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等诸多领域都呈现出重大变化,作为政治一环的外交自然也不例外。在战前,天皇从未踏出国门参与外交活动。然而,在1975年昭和天皇访美之后,"天皇外交"成为了日本战后外交体系的重要环节,带动了政、官、财、民的全方位对外交流,逐渐形成有规律性的"范式",在改善日本与其他国家关系上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战后"天皇外交"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必须予以警惕的。     

日本象征天皇制中天皇、政府与国民关系探究

2019年日本明仁天皇退位,平成时代落下帷幕。围绕明仁天皇退位问题,天皇本人、安倍政府和日本国民均面临不同困境,政府表面上尊重天皇和民意,实际上不得不在天皇、保守势力和民意之间做出妥协;国民尊重天皇但又回避讨论象征天皇制问题;明仁天皇强调尊重战后宪法和皇室传统,同时又不断做出有违背宪法和皇室传统嫌疑的行为。各方重视的都是所谓的"民意",却有意回避了日本国民支持的是天皇个人还是象征天皇制这个根本问题。民意应该被尊重,但不应该被有选择地利用。象征天皇制作为战前日本国体的延续,不仅关系到象征天皇制的未来,也关系到日本的未来,是天皇、政府和全体国民三方都必须正视的问题。     

特约主持人语

正继日本NHK电视台7月13日披露明仁天皇意欲退位这一爆炸性消息在日本朝野引起轩然大波后,8月8日,明仁天皇极其罕见地以"不具体涉及现行皇室制度,仅表达个人心情"的形式,通过电视讲话,向民众委婉传递退位意愿。明仁天皇讲话发表之后,舆论对此做出各种猜测与评论,如明仁天皇"护宪"     

日本即将告别“平成时代”

岁月匆匆,转瞬又到岁暮。2018年,是日本“平成时代”最后一年,2019年日本将采用新年号。日本政府规定,2019年4月30日现任明仁天皇退位,5月1日,新天皇即现任皇太子德仁继位。届时,日本年号更新。平成是近代后日本第四个年号,共历30年(1989-2018)。近代的前三个年号分别为“明治”44年(1868—1912...     

北伐期间日本的“满蒙观”与“九·一八”事变

北伐时期日本面对东北亦将被统一于中国中央政府之下的局势,出现了"满蒙放弃论"、"满蒙相对论"与"满蒙领有论"3种不同的政策主张。"满蒙放弃论"由于承认中国的民族主义觉醒、重视中国全局的经济利益而放弃了帝国主义,在近代日本对华政策史上留下了理智克己的一笔,但其力量有限未能成为主流。"满蒙相对论"虽也承认中国的民族主义觉醒并重视"经济扩张"手段,但却不能放弃帝国主义,最终沦为武力侵略者。"满蒙领有论"则奉行武力主义与强权主义,成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直接策划者。     

日本FTA战略论析

战后以来,日本曾长期奉行以"贸易立国"战略为指导、以多边贸易体制为框架的对外贸易政策,因为这一制度安排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日本对FTA和EPA的关注日渐升温,并逐步发展起一套系统、明确的FTA战略。从背景来看,其对外贸易政策的转向是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产物。就性质而言,FTA战略是日本在新时代的"贸易立国"战略。处理好开放和保护的关系、克服多元官僚制的困境、重视日中FTA,是日本FTA战略不容回避的问题。     

“伙伴”意识与日本式民主主义

从日本人“伙伴”意识的角度分析了日本政治中的“派阀”、“世袭”和“学阀”现象，认为这三种现象都是日本的集团主义，特别是封建的宗派主义的表现。“派阀”是日本各个政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本文着重以自民党内的“派阀”为例，分析了它的现状和特点，也兼顾了民主党的派性并进行了分析；“世袭”也是日本政界普遍存在的“伙伴”意识的一种特殊反映，着重对其在选举中的作用和日本政界“世袭”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最后对以出身大学相同而结成的“学阀”现象进行了分析。无论是政党政治中的“派阀”现象，各政党内存在的“世袭”现象，还是日本社会广泛存在的“学阀”现象，都是日本文化中“伙伴”意识的反映。它本身并无优劣之分，在政治活动中以宗派主义的形式出现，却使小集团的利益高于政策的制定，甚至由此忽视了政治理念的实践。特别是它经常无视民意的结果，还反映了日本式民主主义的封建局限性。     

明治政府一元外交制度的确立过程刍议

德川幕府末期,面对西力东渐的挑战,幕府已经无力维持其坚守祖法的外交"定制"。公家、幕府与强藩分享了外交主体资格,日本式"天下"体系与条约体系同时存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外交革新一度将重点放在了实现外交一元化的努力上。"天下"体系被完全摒弃,外交主体统一到天皇名下,外务省以天皇"专命有司"的形式行使着外交职能。随着日本参谋本部从政府中独立出来,外务省的外交专权被打破,参谋本部任意解释军务的范畴,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使事实上的外交职能。此外,大陆浪人也在体制之外通过民间管道从事外交活动,进一步导致了明治政府外交决策权与职能的分散。     

天皇制立宪主义——传统的发明、断裂与延续

明治维新过程中,天皇亲政与公议成为新的政治原则,二者集约在明治宪法之中,立宪主义、万世一系政治神学与君民一体政治理想相辅相成,天皇制被"再发明",可称天皇制立宪主义,天皇在集大权于一身的同时,其亲政的主动性也受到限制。如大正期所示,天皇个人意志可能"被无视",天皇制与民众政治亦有深度融合之可能。经过摄政期政治练习的昭和天皇,在有着充分权威自觉的同时,又对宪法表示尊重,但随着政党政治的结束与战争开始,日本走向大政翼赞体制。二战后,日本确立国民主权与象征天皇制,天皇与国民情感间依然有很强连带感。     

从社会现象中透析现代日本社会的病理结构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狭长岛国,多火山地震和资源匮乏的国家,这也许使日本人形成了强烈的危机意识和对外界发展变化敏感关注、敏感反应的性格特征。日本明治维新以前,主要以吸纳中国文化为主,而明治维新以后主要吸收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尽管日本二战战败不到20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为经济大国,但是日本社会发展到今天,却陷入了东西方价值观念冲突的夹缝中而发生变异,这也铸成了日本社会深层的病理结构,即日本人和睦有序的社会表象背后,却是国民陷入了一种无力．矛盾的社会文化模式使得日本社会深陷在沉重的现实枷锁之中。     

江户时代“粹”的审美意识形成的社会背景

"粹"主要是日本江户时期以遊里为舞台的一种审美意识概念,这一审美意识能在江户时代形成并定着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参勤交代制使江户发展成为新兴町人聚集、武士多、男性多的消费型大都市。江户的这一城市特点促进了遊里的兴盛,并催生了江户子、伊达等"粹"的审美意识的践行者。以洒落本、人情本为代表的遊里文学的盛行进一步加速了"粹"的审美意识在社会的推广与传播。元禄时期开始形成的"浮世"感在化政文化时期得以定型,并规定了以"粹"的审美意识为代表的化政文化的特征。     

浅析东盟的“人的安全”理念

"人的安全"是一种将人视作安全主体的全新安全理念。亚洲金融危机后,东盟开始接受"人的安全"的基本理念。东盟试图从广义上来理解"人的安全"并突出其"免于匮乏的自由"的一面,在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的关系方面东盟强调两者的互补性,在"与人权相关的干涉"等问题上则固守其传统的"东盟方式"。东盟之所以能够接受"人的安全"的基本理念,主要是因为冷战后地区安全环境的转变、地区已有"综合安全"观的积淀、非政府组织的推动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近代日本内阁首相产生机制研究

近代日本在内阁更迭之际,拥有任命内阁首相大权的天皇,不直接指定继任首相,而是就首相人选咨询于一些特殊集团,这些集团将他们认为合适的人选奏荐给天皇,再由天皇降旨给被奏荐者,命其组阁,从而形成了独特的产生继任内阁首相时的奏荐机制。首先从制度层面分析这种奏荐机制何以能够产生和存在;进而分析参与奏荐的元老、以内大臣为首的宫中、重臣等势力的构成及性质;并依据不同时期参与奏荐的主体的演变,将奏荐的历史过程分为几个阶段进行阐述。通过奏荐产生内阁首相是近代日本有别于其它国家的一种政治现象,体现了近代日本天皇制非立宪的一面。     

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解读与应对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时,正值中日关系趋冷,从倡议提出日本负面居多的品头论足和各界的质疑,到2017年5月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率团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转为积极态度,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态度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从日本政府的公开见解及政府智库的解读来看,经历了初期排斥、中期竞争、后期软性应对直至现在的积极参与几个阶段。与日本政府较长时间的较为冷淡态度不同,日本企业界的解读相对客观和较为积极。多数经济团体给予"一带一路"倡议较为积极的评价,一些与中国业务不甚紧密的经济团体对倡议表述较为谨慎,有的甚至充满了戒备心态;一些保守系媒体认为日本需要与美欧共同遏制中国粗放式发展模式的向外扩大,部分偏左媒体则认为应加强中日互利合作的正向报道;大学和智库的多数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顺应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构想,日本不应一概排斥"一带一路"。普通民众较为普遍地抱有戒备和担忧意识。随着目前日本自民党内主张与中国在"一带一路"延长线上合作的呼声占据主流,安倍政府对"一带一路"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积极参与的姿态明显。但从中日产业和地缘竞争角度而言,预计日本不会轻易放弃既有战略而不设防地参与"一带一路"合作,博弈与合作互现将是日本谋求对华"一带一路"合作的基本诉求。     

宪法视域下天皇与日本国体的关系

虽然日本国体在二战前后呈现的内涵迥然不同,但从天皇在宪法体制中的地位及作用均能够得以体现。二战前,日本国体作为法政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其确立的法理依据及内涵,集中体现为明治宪法有关天皇总揽国家统治权等神权地位相关条款。二战后,日本政府坚持所谓战后国体未改的阐释,将日本国体概念与战后宪法确立的象征天皇制绑定,使天皇的象征形象塑造直接关联所谓战后国体的内涵变迁。通过考察天皇在战前和战后两个宪法体制中的地位及作用,可知近代以来天皇在国家政治生活的角色作用与日本国体的关系犹如一体两面,两者密不可分。     

近代日本天皇制的历史考证

在幕末变局下,“天皇亲政”与“公议”成为了近代日本天皇制构建和形成的两个原则,在明治新政府中逐渐协调并趋向制度化.二者并非简单直接的对立,而是互相支持,二者亦非均衡平稳发展,有时也会出现激烈的对抗.以福泽谕吉为例,能了解到民众参政的理由、以及天皇在这种构建中所处的位置.“公议”原则体现了政治参与扩大的近代化趋向,于此同时,天皇亲政的传统得到继承,国家意志须经天皇权威的确认,“公议”转化为了“天皇亲政下的公议”,其中内含了消极因素,最后军部法西斯主导下的对外侵略体制亦与此有密切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