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比较法的视角重新审视我国检察权的独立性

我国的检察系统建立至今，经历了多次反复，使得实务界和理论界均开始积极地反省自身的不足。其中关于检察权的独立性的讨论更是占据了检察系统的半壁江山。但是由于我国法制发展较晚，国外的先进经验对我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也是我们研究的重要方法。笔者正是运用比较法来关注我国检察权的独立性问题，以资参考。     

两大法系与我国检察制度的对比

本文指出由于受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政治生活需要的影响,英美法系、大陆法系与我国的检察制度在许多方面呈现出很大的差异。具体表现在检察机关的性质、检察机关的设置、检察机关的职能等方面,通过对比两大法系的检察制度,为我国检察制度的完善发挥借鉴作用。     

司法规律与检察权配置

检察权的合理配置是当前检察制度改革和发展的重要课题。没有检察权的合理配置,就没有检察权的有效运行。目前我国检察权的配置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一定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解决。检察权的运行及发展与司法规律密切相关,只有掌握和正确认识司法规律才能更好的完善检察权配置。因此,从司法规律角度研究我国检察权配置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先对我国司法规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同时指出我国检察权配置的问题,最后对如何运用司法规律完善我国检察权配置提出了相关见解。     

以政治犯的定义为视角试论外逃贪官的引渡问题

贪官外逃已成为我国腐败治理工作的难点,部分高官在成功外逃后,往往向当局申请政治难民地位以期获得政治庇护和杜绝被引渡回国的可能。然而,不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不认为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属于政治犯的范畴,这无疑减轻了我国引渡贪官的难度。因此,我国在寻求相关国家司法合作的过程中应明晰政治犯罪和经济犯罪之间的界限,以促进引渡工作的开展。     

中国检察制度视角下检察权性质探究

关于检察权的性质,学术界至今仍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本文从探讨检察权性质的几种不同观点入手,比较不同法系检察制度的起源与发展,并以中国检察制度的发展进程为背景,探讨我国检察权的性质及其合理定位。     

两大法系理论比较——以犯罪构成理论为视角

西方大陆法系刑法学的主要犯罪论体系基本是以犯罪构成要件理论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大陆法系的构成要件理论按照时间的先后和学术的发展进路大概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古典派，新古典派和目的主义的犯罪构成理论。英美法系刑法学的犯罪构成理论虽没有那么系统，但总的原则和大陆法系是相似的。本文着重探讨了大陆法系的理论，并和英美法系进行了比较。     

论我国检察权在宪法中的地位

检察权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历史演进过程,而中国特色的法学理论和社会实践不断赋予中国检察权以特殊法律地位和所表现的特殊性质.随着检察制度的深化发展,新的要求已经渐渐浮出水面,推进检察制度的改革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     

外国刑事诉讼法给我们的启示——探析检察权

作为一个法律事实,我国检察机关定位于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作为一个法学问题,检察权与检察机关的性质之争却一刻也未曾停歇。本文从比较法的角度,对三大法系检察制度进行分析并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我国民事检察权的权能与程序配置

检察机关在民事程序中的权限通称为民事检察权。我国宪法规定由检察机关行使的法律监督权区分为守法监督权和执法监督权,前者源于社会治理职能,后者源于公权力制约职能。在民事程序法中,执法监督权体现为监督法院审判权的行使而配置的审判监督权和为监督法院执行权的行使而配置的执行监督权,守法监督权体现为监督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而配置的民事公诉权和为排除当事人和社会干扰法院强制执行而配置的执行协助权或支持执行权。这两类法律监督权的性质、功能、正当性基础均不相同,因此所针对的主体、适用的客体、启动的条件、运行的程序、救济的方式等等也不应相同。据此,为民事检察权相关规定的解释提供了一些理论基础和导向性意见。     

我国监护制度的比较与完善

监护制度是我国民法中的一项基本制度，从古老的罗马法到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国家的监护制度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在比较中寻找不足之处，以求完善我国的监护制度。     

检察权独立的宪政分析

检察制度改革是我国今后一个时期内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只有检察权独立,才能更好地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法律的统一实施,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促进我国的宪政建设。本文试图从检察权独立的宪政基础,中国宪政建设的现实需要以及理顺三大关系来分析和探讨检察权的独立。     

检察权及其制度安排的嬗变与功能

从世界范围内考察检察权及其制度的历史嬗变,主要有三次:两大法系国家检察权及其制度的嬗变、前苏联社会主义检察权及其制度的产生与嬗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诞生与发展。了解了主要国家的检察权及其制度的演进过程和规律之后,可以看出:检察权及其制度同民主法治的进程相伴始终,检察制度成为国家政治制度是否成熟、社会是否文明进步的标志,检察制度是国家法制统一的有力武器,当代检察制度注重惩治统治阶级内部危害其整体利益的犯罪,各国检察制度的异同点并存。当代检察制度的功能主要体现为:平衡利益冲突、修复受损秩序、优化资源配置、创新制度安排、实现公平正义。     

我国检察权配置之反思

我国检察机关享有侦查权、公诉权和诉讼监督权等权力,检察权行使的领域不仅涉及刑事诉讼,还包括民事、行政诉讼,范围非常广泛。但从司法实践中看,我国检察机关所享有的职权与其法律监督者的地位极不相称,我国检察机关享有的法律监督权在立法与现实两个方面均存在缺陷,应该在廓清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对检察权进行优化配置。     

两大法系形成理念之差异——以两大法系的民法存在形式为视角

本文试图以两大法系的民法存在形式为视角,探讨隐藏在法律制度背后,对两大法系的法律制度形成、发展起着指引作用的形成理念上的差异,并以此为基础探讨我国民事法律建构理念之取向。     

论我国检察权的新发展

深入推进检察体制机制改革,首先需明晰检察权的性质及其发展规律。我国检察权性质渊源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受历史逻辑、政治体制以及现实国情等因素的综合作用,既有其普世性的一面,更具中国特色。立足宪法规范,可以发掘我国检察权演进的一般规律,即检察权在始终保持法律监督权基本属性的前提下,适时地根据时代变迁而不断调整其权力外延和权力运行方式,实现检察权发展与国家治理的同频共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体系,应当坚持检察权的法律监督性质,尊重检察权发展的一般规律,根据社会需求和司法实务,进一步拓展检察权的外延,创新和丰富检察权能的运行机制,实现检察权的适时动态调整。     

检察一体化与检察权独立行使的关系

在检察权运行过程中,一直存在着检察一体化与检察权独立行使两个相互对立的命题,在两者关系的处理上必须实现二者的辩证统一,这不仅仅是因为检察权天生具有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双重属性,而且也是有效制约检察权的需要。一方面,检察一体化可以实现上级检察机关(或检察官)对下级检察机关(或检察官)自上而下的有效权力制约;另一方面,赋予检察官在一定范围内独立行使检察权的权利也可以防止上级检察机关(或检察官)监督权的滥用。在二者关系的处理上,不同国家会有所侧重,根据我国目前的基本国情,实行检察一体化与检察权的独立行使相结合并侧重于检察一体化可能是比较符合我国现实的一种选择。     

析检察权的优化配置

检察权配置的原则是检察权与审判权等国家权力平行,以监督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为工作重点,以实现司法公正和维护公平正义为方向,需与行政权、审判权平行行使。检察权配置要尊重检察工作规律。检察机关内部机构设置,建议采用大部制模式,设立职务犯罪监督局、公诉和诉讼活动监督局、检务监督局、检务保障局和政治部等职能部门。同时,检察人员配置也应摈弃行政化管理模式。     

中国语境下的“检察权”概念考察

“检察权”是我国《宪法》上一项由检察机关独立行使的国家权力。从概念流变来看,清末变法构建了现代“检察权”概念中的职权维度,在民国时期不断扩展。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人民检察制度建设中,“检察权”概念术语首现,并与苏联检察立法一并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检察立法,其内涵为具有法律监督属性的检察职权。1954年《宪法》将“检察权”概念宪法化后,拓展出了国家权力的意涵,确定了行使职权的独立性,并延续了法律监督属性。改革开放后,1982年《宪法》明确“检察权”为独立行使且具有法律监督属性的国家权力,在刑事检察方面行使职权。在现今中国立法中,“检察权”为独立行使、蕴含极强的法律监督属性、包含多项职权的国家权力,发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保障功能。     

中国检察权的宪法审视

中国的检察权作为法律监督权具有独立性、从属性,保障每一个法律主体守法,保障社会生活每一个领域内完整统一实施法律,此外,其还是一种追究性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