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监督员制度价值、特性及完善建议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确保检察权公正高效权威运行的有力外部监督制约机制之一。人民监督员制度具有监督范围广泛性、监督方式多样性、监督程序简便性、监督意见约束性四个特性,在全面规范检察权运行中彰显出蓬勃的生命力。实践中,应通过搭建信息沟通平台、优化参与路径、增强监督刚性等方式进一步保障人民监督员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切实发挥人民监督员制度价值。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定位——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实践中的新生事物。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应当对人民监督员制度做出如下定位:一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外部监督;二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一种权力监督;三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人民监督员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事后监督。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监督特征

人民监督员制度实质上就是一种监督制度。“有了国家组织,便有了公共权力,有了公共权力,便有了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在存在国家组织的政治时代里,监督是人类社会的不朽主题”。犤1犦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人民监督员制度从一面世起,就引起各方的关注,有赞扬,也有尖锐质疑,人民监督员制度所设定的监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监督,成为理论争论的中心,为此,有必要对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监督特征进行探讨,以求该项制度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笔者认为,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一种来自检察系统外部的、以特定的检察权为监督对象、以民主性和权利性为主要特征的社会…     

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研究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2003年9月起在中国实行的、检察机关通过从社会选任具有代表性的人士对检察机关的执法活动进行监督的制度.这一制度经过了试点阶段、全面推广阶段,如今已进入深入与规范阶段.各地检察机关推行了很多改革措施,包括:进行人民监督员"体制外"试点,通过"自荐为主,推荐为辅"产生人民监督员,推行"上级院统一选任人民监督员模式",形成了传统的同级监督模式、下管一级(上提一级)监督模式、同级异地交叉监督模式、上下级交叉与同级异地交叉结合监督模式等四种具体运行模式.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改革与发展的趋势是:对人民监督员制度进行正式立法,统一全面推行"体制外"监督,扩大人民监督员的选拔范围,加强人民监督员决定的法律拘束力,推行"上下级交叉与同级异地交叉监督结合模式",扩大监督的案件范围和情形等.     

人民监督员与人民陪审员制度比较研究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检察机关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中，接受社会监督，确保依法正确行使侦查权的一项重要制度。本文试图通过对人民监督员制度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分析比较，提出一些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设想。     

人民监督员制度中的法律释明问题研究

人民监督员制度中的释明是指人民监督员办公室工作人员在人民监督员监督过程中,就有关法律适用问题向人民监督员进行客观公正地解释,以便人民监督员正确、有效地履行监督职责的一种制度;在人民监督员制度中增加释明的规定具有现实的必要性;构建我国人民监督员释明制度可借鉴国外刑事诉讼指示、指导制度及民事诉讼释明制度,从释明的主体、内容、时间、启动、原则等方面,构建我国人民监督员释明制度.     

人民监督员制度在实践中的逻辑困境及破解

自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3年发布《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方案》，在天津、河北、山东等10个省市开展人民监督员试点工作以来。经过6年时间的不断探索．人民监督员制度现已在全国检察机关全面施行。作为检察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人民监督员被定位为检察机关的监督者，即由人民监督员对检察机关的相关工作进行监督。应当承认，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施行，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长期困扰检察机关的“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人民监督员制度仍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尤其是制度实践中存在一系列逻辑困境。本文试图在对制度实践进行细致考量的基础上。找到人民监督员制度走出逻辑困境的途径。     

浅谈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完善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试点工作,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和支持。为规范、完善并发展这一制度,应从人民监督员的日常办事机构的工作规则、选聘制度、履职保障等方面进行探索。     

人民监督员制度研究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我国政治制度架构的有效补充，是提升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质效的必然要求，具有鲜明中国检察特色。人民监督员制度在监督主体方面具有独立性，在监督对象方面具有广泛性，在监督方式方面具有多样性，在监督意见效力方面具有约束性。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需要实质化做好人民监督员工作、提高信息化水平、强化宣传推广、推进专门立法等。     

背景与进路: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的理性思考

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的实践证明该项制度具有现实性、合理性。作为新事物,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也面临诸如立法缺失,选任、管理模式不科学,履职保障不健全,五种情形监督缺乏可操作性以及监督程序规定不明确等问题。应立足于司法实践,结合我国的国情,遵循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要求,从促进人民监督员制度立法,创新选任与管理模式,保障人民监督员适度的知情权以及科学界定监督范围等方面入手,理性地选择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的进路。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正当性与有效性质疑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监督客体是人民检察院的具体司法业务,如果强化这一制度不免会陷入个案监督的困境.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试行)>,人民监督员的角色实际上是"检察顾问",因而改革的意义也就只停留在政治意义上.人民民主的正当性并不能提供人民监督员这一制度的正当性.即使强化这一监督制度,也因为程序的安排而不产生监督的效益.并且,因为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设立是建立在监督者道德自律的基础上,并衍生出新的"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因而也就表明这一制度与法治的要求并不相容.     

国有独资公司董事长的权源结构与运行

国有独资公司董事长作为董事会之常设机构和代表职位 ,在国有独资公司内部居于领导者的地位。但由于目前我国公司法设计上的固有缺陷 ,且在董事长的权力源结构中 ,非规范性法外权力实际大大超过了公司法上赋予的规范性权力 ,致使董事长集董事会职权于一身成为可能 ,权力变型运作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基于此 ,跳出现有制度框架 ,在现行《公司法》之外寻求对国有独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制度创新 ,从规范董事会、董事长之权力源入手 ,改善监事会的结构 ,充实监事会的力量 ,提升监事会的地位 ,建立全新的由监事会→董事会→经理机构的二层制治理结构模式 ,应是解决目前国有独资公司治理结构进退维局面艰较为可行的制度方案。为此 ,把国有独资公司从现行公司法中析出 ,适时制定单行的《国有独资公司法》已十分必要     

新时期利益原则的时代思考

利益是一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人与人、人与集体之间矛盾的主要根源,是道德和所有人类规范的核心所在,也是人类一切活动和制度的实质。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利益原则应有新的内涵。本文主张的利益原则不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中的"新集体主义"的简单重复,而是在以人为本思想指导下,以经济领域中看得见的"利"作为理论思维的切入点和理论线索,从市场经济利益关系中发掘思想政治教育新的生长点,达到育与利的共存目的。     

乡镇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变革路径探析

乡镇集体土地所有权直接源于过去的人民公社所有权。目前,乡镇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虚置和缺失,乡镇政府成为该所有权事实上的代表,导致乡镇政府职能混淆,公权与私权不分,也使基层干部“一大二公”思想难以消除,集权式管理模式在农村得以继续;而且这种所有权从管理成本、行使效果来看,其效益都极低,应予变革,将乡镇集体的土地分别实现国有、村集体、村民小组集体所有。     

从制度上保证人民陪审员真正享有刑事裁判权——论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完善

为保障人民陪审员真正享有刑事裁判权,就要发挥人民陪审员在价值判断方面的优势,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的案件范围应当限定为需要价值判断的案件,即对定罪量刑存在争议或者可能判处被告人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人民陪审员的任职资格应当降低,岗前培训应当取消,名额应当增加,工作量应当减少;审判组织应当扩大,审前准备程序应当完善,审判委员会的裁判权应当取消,评议程序应当充实。     

松散式、汇编式的民法典不适合中国国情

民法典草案是原封不动地将现行法编入 ,是彻底的松散式和汇编式的 ,与人民所期望的民法典差距甚大。中国应当制定一部具有逻辑性和体系性的民法典 ,1 0 0年前 ,前人已经替我们作出了选择 ,在历经百年所形成的法律传统面前 ,任何立法者和学者都是渺小的。取消“债权”概念和“债权总则编”的理由站不住脚。人格权不应单独设编 ,基本理由在于人格权的特殊本质。     

人民法院创制司法政策参与社会治理的动力溯源及路径优化——以1071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司法政策文件为中心的分析

以1071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司法政策文件为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人民法院在应对社会治理的司法政策创制活动中存在着重危机治理轻司法规律、重价值求同轻形式多元、重博弈竞争轻多元合作、重压力传导轻制度规控、重司法能动轻司法谦抑等一系列问题。“内驱力”、“压力”、“助成力”三维一体的动力机制模型则进一步解释了风险社会背景下各级法院热衷于通过创制司法政策来参与公共危机治理其背后的原因所在。立足于此,人民法院要想有效应对突发社会危机,应回归现有的制度框架体系。未来进一步优化人民法院创制司法政策活动必须要坚持双管齐下,要以“五个相统一的原则”为指导科学把握司法政策创制的基本方向,同时要树立全流程规控思维,从事前、事中、事后全方位着眼严格规范人民法院的司法政策创制活动。     

为什么不能将性贿赂犯罪化?

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和人大代表仅从性贿赂的危害性角度提议性贿赂入罪,是对刑事立法规律的不理解所导致的。性贿赂立法在国际反腐败公约中没有要求,在国外立法中没有先例,在我国不能将性贿赂入罪,因为将性贿赂入罪会因为认定上的困难而导致司法上的混乱。不将性贿赂犯罪化,但可以通过其他方式监督性贿赂、防止官员腐败。     

论公司机关关系的异化与重构——兼对“三权分立”公司机关关系理论之质疑

在公司存在控制股东的情况下,股东大会决议实际上只能反映控制股东的意志,沦为控制股东利益的代言人,而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董事会和监事会也就变相地沦为控制股东的＂傀儡＂,三者之间根本就不可能形成理论上所说的公司机关之间的分权制衡关系。只有将监事会独立于普通股东大会,改由类别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同时实行监事资格制度,才能真正发挥其对董事会的监督功能。     

法律、民生与民间规则——兼论两岸交流制度中民间规则的作用

法律是社会交往和社会需要的产物,因之,法律也是主体交往中日常生活的公共产品。它不仅作用于人们日常的物质生活,而且也作用于人们的精神生活。更重要的是,法律作为正式制度,还缔造着人们的制度生活。但法律的规定并不是完全自足的,一方面,需要关注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民间规则的作用,另一方面,当法律规定有所遗漏,或者法律规定对公民的日常生活不能调整、规范时,民间规则对救济法律的不足,就可能会派上用场。甚至即使法律对相关社会关系有所规定,在实践中也免不了法律和民间规范相互交叠地发挥作用。基于这种认识,在两岸有关民生的交流中,应当把民间规则纳入保障两岸民生、促进两岸往来的重要社会因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