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莉妹妹》中的自然主义解读

德莱塞是美国自然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他用自然主义文学创作手法开创了美国文学的一个新时期。德莱塞视客观真实为创作的最高法则,突出人物的生存意识和欲望本能,强调环境对人物的决定性作用。而《嘉莉妹妹》就是其自然主义特征的一个范例。     

泰戈尔与“东方学”

作为学科的“东方学”产生于近代西方。20世纪初在东西文化对话中,东方的知识精英审视自身的传统,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立场的“东方学”。泰戈尔是东方“东方学”的奠基人。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西方产生巨大影响,成为西方真正认识东方的文化象征。他是在20世纪初的世界格局中,具有整体东方意识的思想家和诗人。他对“东方学”的许多课题都有自己的思考,对东方文化的精神实质、现实中东方文化的建设策略、东西方的关系等论题都有具体、系统的探讨与建构。他创办的“国际大学”,成为东方研究中心和人才培养基地,培养了大批东方传统的继承者和研究者。     

《嘉莉妹妹》中男女主人公的沉浮

《嘉莉妹妹》是德莱塞的第一部小说。也是他的代表作。小说向我们展现了男女主人公截然不同的命运。嘉莉从不谙世故的农村女孩逐步成为百老汇红极一时的演员。而赫斯特伍德则从一位声名显赫的沙龙经理堕落成乞丐,最终在穷困潦倒中自杀。通过这一描写,作者旨在陈述自己的自然主义思想。诸如摇椅的意象贯穿小说的始终,象征并预示主人公的必然命运。     

思想性与自然主义创新手法的统一——德莱塞小说的生命之源

西奥多.德莱塞是美国文学中一位杰出的自然主义作家。作为小说家,他的作品受到许多褒贬不一的评价。批评者说他文笔沉闷,冗繁而夸张,甚至有时语句欠通。然而,他以文学创作上的巨大成就弥补了这些弱点,因为他是第一个掌握了现代美国本土气息的小说家,也是第一个使自然主义的家世小说具有悯色彩的小说家。他以惊人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塑造了具有针砭意义的人物形象,使他的小说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同时,他以自然主义的创作手法,摆脱了美国文学中的“文雅传统”。正是这种思想性与自然主义创新手法的统一,使德莱塞将美国的小说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他的《嘉莉妹妹》和《美国的悲剧》堪称文学创作史上的里程碑。     

德莱塞的反叛与妥协——《嘉莉妹妹》创作中的两次停顿及结局

《嘉莉妹妹》是德莱塞的第一部小说。创作过程异常艰辛,作者曾两度辍笔。本文试图通过对两次停顿及小说结局的分析,指出德莱塞的道德观念既有反叛的一面,又有向传统道德妥协的一面。德莱塞不仅是一位批判现实主义的大师,也是资本主义道德体系的构建者。     

富永仲基与日本“东洋学”的起源

日本18世纪前期的学者富永仲基在《翁之文》尤其是《出定后语》中,以理性的学术研究,改变了以往以“信仰”为前提基础的日本佛学与儒学的基本格局。他从儒学介入中国文化,由佛学介入印度文化,又把印、中、日三国进行比较分析,以“幻”“文”“绞”（质）三字概括三国的不同特点,同时提出了“加上说”及“言有三物五类”等一套理论方法,使日本学术史从国别研究进入了亚洲区域研究及“东方学”领域,并且在东方三国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诚之道”,来综合东方三道,使得日本的儒学、佛学由信仰的体系而转换为学问的体系。富永仲基对东方传统文化既有理性的分析批判,也有自觉的认同与继承,是近代前期日本第一个有着自己明确方法论的学者,其研究成为近代东洋学和现代东方学的滥觞或源头,产生了深远影响。     

《民法典》人格标识“许可使用”的规范解释——以第993条适用范围为重点

《民法典》第993条未区分“商业目的”与“非商业目的”，因此不存在人格标识“二元制”保护模式的基础。该“许可”创设之权利并非“商品化权”，而是用益性债权。使用权人基于债之关系对人格标识具有“支配力”，并形成观念占有外形而受侵权法保护。第993条的主体，应扩张至“具有名称的团体”；“姓名、名称、肖像”应排除教名、重复姓名、与曾用名称重复但现已登记的名称及法人形象；“等”人格标识包括以音色为主要保护对象的“声音”和“个人信息”；第993条适用范围应进行限缩解释，以弥合“自己的”限制条件与社会现实之裂痕。我国语境下的“商品化权”，本质系《民法典》第993条、《著作权法》第24条及《商标法》第43条不同“许可”类型所创设的“权利束”，并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的兜底保护。     

《清帝逊位诏书》的“中国观”探析

《清帝逊位诏书》的颁布虽意味着清朝统治的终结，但其中“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一句所表述的“中国观”，不但继承了《大义觉迷录》的“中国”认同与“民族”认同，而且在维护清朝领土完整的同时，更从法理层面赋予了“中华民国”承继这一领土的合法性。这对此后中国人的“中国认同”以及“中华民族”认识产生了重要影响。唯此，所有中国版图内的人民对于自身“中国人”的定位，开始成为无须赘言的自明前提，《清帝逊位诏书》的重要历史意义由此凸显。     

巴克与嘉莉:生存的强者——《野性的呼唤》与《嘉莉妹妹》之比较

西奥多·德莱塞是美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自然主义作家之一,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嘉莉妹妹》撕破了资产阶级“温文尔雅”的假面纱,真实地表现了美国社会的残酷和虚伪的本质。而另一位在美国自然主义文学中不可忽略的小说家杰克·伦敦,擅长写动物寓言,在他的多篇以动物为主人公的小说当中,主人公曲折坎坷的经历象征着人类社会人们的生存斗争史。《野性的呼唤》是他的动物小说中重要的一部。这两位自然主义作家身处美国的19世纪末期,19世纪90年代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垄断阶段,这个时期贫富两极分化明显,有钱人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而广大的劳动…     

论《西游记》之“赌赛”叙事及其审美意趣

基于经久不衰的“赌赛”风气，《西游记》善于将各种争强好胜的预测打赌与武力打斗以及心智斗法等游戏性较量纳入“赌赛”命题加以叙述。在这些“赌赛”叙事中，孙悟空与各路神仙、妖魔不是为了赢钱争物，而是以“赌输赢”“决胜负”为意。小说既借预测结果的“赌赛”叙述增强小说文本的悬疑性；又借武斗竞技“赌赛”叙述满足读者寻求惊险刺激的审美心理。各种“赌赛”叙事还将争强好胜的“心魔”蕴含其中，既使得神魔小说饱含世俗性，又有效地服务于“游戏中暗传密谛”创作主旨。从“赌赛”叙事维度看，《西游记》是一部“游戏”小说，蕴含着悬疑、惊险以及庄谐交织等多元审美意趣。     

永嘉学视野中的理体学与心体学——项乔的理气心性论

项乔体会“四书五经”之言，就是体悟圣贤的心学，进而融通义理。他认为，阳明发朱熹之所未发，“致良知”是其独创之见。良知作为天理而主于虚，虚能容物，推致良知于事物。虚实一源，显微无间。项乔的“致良知”“求放心”之学，是在圆融孟子、《中庸》和阳明心体学，并融通朱熹的观点而阐发自己的独创见解，进而探索理气和道器的关系。项乔融突和合程朱理体学与陆王心体学旨在归本圣贤经典的理想人格，高扬随事在物即行的德性，终成心体学的事功学。     

中国画空间感的转换与近代中国的道德主题——以宗白华的中国美学研究为个案

中国画的空间感在近代发生了一次意义深远的转换。宗白华堪称这次转换在理论方面的集大成者。在他的中国美学研究中，空间意识或空间感始终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将他的生命哲学与艺术意境理论连接起来。空间感固有的“动”与“静”“实”与“虚”的整体结构关系的重心，在宗白华的中国美学研究中发生了一次由静到动、由虚到实的转移。这一转移首先是西方现代生命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对话的产物。中西对话又被特定的文化氛围所提出的主题所形塑。这个主题即是近代中国“道德革命”以来逐步形成的由概念到个性的道德主题。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国画空间感转换的深意在逻辑和历史两个层面上就能够得到更深入的理解。     

Tominaga Nakamoto and the Origin of Japan's Oriental Studies

Tominaga Nakamoto, a Japanese scholar of the early 18th century, changed the basic pattern of Japans Buddhist and Confucianist studies with his books Shutsujō Kōgo (Words after Enlightenment) and Okina no Fumi (The Writings of an Old Man). In the former book, based on his analysis of Chinese culture in terms of Confucianism and Indian culture from the viewpoint of Buddhism, he compared Indian, Chinese and Japanese culture and summarized their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 words “fanciful”, “elegant” and “simple” respectively. In the meantime, in combing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he put forward a set of key concepts in relation to his research methodology, extending his domain from country-specific studies to Asia regional studies and finally Oriental studies. In the latter book, he used the concept “makoto”, roughly meaning “practicing the good”, to synthesize the Way of the three nations. His study transformed Japanese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from a system of belief to an academic field. Despite his rational analysis and criticism of the traditional oriental culture, Tominaga consciously identified with it and inherited it. As the first scholar in early modern Japan who developed his own research methodology, Tominaga is the trailblazer of Oriental studies.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报刊媒体的“琉球观”研究

日本诉求钓鱼岛是基于主张该岛屿属于琉球群岛的谬论,但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琉球群岛归属问题就引发了中国报刊媒体强烈讨论,形成舆论界的“琉球观”。通过分析与考察该“琉球观”,可以发现：舆论界强烈主张琉球群岛应该归还中国,充分意识到琉球群岛的战略地位,爱国民族主义和前瞻性认知应予以肯定;但受限于时代局限性,“琉球观”不能科学地认知琉球群岛的区域差异性和地理划界,这也造成了对钓鱼岛的叙述存在错误之处。作为中国研究琉球问题肇始的“琉球观”历史书写,不仅奠定了“琉球再议”的历史舆论基点,而且有助于认识钓鱼岛问题的历史根源,可以为当前中国讨论琉球问题和诉求钓鱼岛主权提供历史基础。     

空间观念的理论生成与话语转义——以康德的“先验空间”到“具身化”为例

康德针对绝对空间展开的继承性批判成为重构空间思想的必由路径,他用“绝对纯粹”来替代“神秘经验”,这是一个非神学的空间阐释框架,被誉为“哥白尼式革命”。在划清和传统空间观念的界限之后,康德以“经验”和“先验”为视角来廓清自己的理论构想并论证得出空间的重要属性：经验实在性和先验观念性。从这一结论亦不难看出康德对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的贯通融合,即主体凭借空间化的表象,将内感官之“我”视为审美对象,这实际是上承“先验感性”中的论述。除此之外,康德空间观已预设了现象学的基本判断,这实际上开启了空间研究从经验性走向境域化、从形而上走向“具身化”的可能性。     

历史视域下“美好生活”的要素构成与基本特征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并要求全党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一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奋斗史、发展史和改革史，在一定意义上而言也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史。从前提性、标志性、本质性的三重维度来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美好生活的要素构成也相应发生不同变化，呈现不同的具体特征。这一过程在实质上也是中国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历史折射。     

抗战前后新启蒙思潮的“中国化”转向及运行困境

受特殊运行环境的激发，新启蒙思潮开启了由“西化”向“中国化”的转型尝试。然而，思想启蒙的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它满足该国家需要的程度。由于对民族文化特别是儒家传统救国意义的过分迷恋和畸形阐发，新启蒙思潮没能形成对中国国情的全面把握，其“中国化”话语出现了批判意识与保守情结、“济天下”与“善其身”、文化包容与权威整合、民族觉醒与个性解放等关系的调处困境，最终在继承与超越、传统与现代等一系列博弈斗争中，左右摇摆、顾此失彼，没能形成对中国化进程的系统推动。当前，“中国化”话语的建构应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依托民众主体力量，着眼于现实实践的主题变化，充分激发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才能超越对旧传统的过分纠葛，开拓出更为广阔的创新前景。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窗口”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的首创，是浙江省奋力打造“重要窗口”的必由之路。在实现绿色主导、生态优先、环境美丽、资源高效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进程中，浙江省始终“以更高的标准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以更大的范围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以更强的力度推进资源高效利用、以更广的视野推进美丽城乡建设、以更大的力度推进生态科技创新、以更严的要求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为主要抓手，旨在打造以“生态经济主导化、生态环境景观化、自然资源循环化、全省一体化大花园、绿色科技创新自主化、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化”为主要表征的“重要窗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窗口”是“理论、实践、制度”三位一体的硕果体系，充分彰显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康德与王国维审美启蒙论的情性论分歧

作为中西方现代审美启蒙观念的奠基人，康德和王国维关于人类情性教化的具体思路却未尝相同。在晚年康德笔下，“黏液质情性”的地位超过了“黑胆汁质”情性，其中体现出其以禁欲主义的无功利化审美方案疗治忧郁情性的动机。相比起康德的方案，王国维在相信“不可爱”的人性论现实的同时，更渴望保留“可爱”的人生理想和生命激情。出于这一动机，王国维借助叔本华的学说，提出关于“势力之欲”的生存本体论，从中发展出一套用良性嗜好取代恶性嗜好的务实的情性疗治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