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加工、定作合同的性质及定作物所有权的归属

一加工、定作合同的性质传统民法将按另一方要求完成一定工作任务并交付工作成果，另一方应接受工作成果且给付约定报酬的合同称为承揽合同①。我国立法将承揽合同分为：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和加工承揽合同，并且在理论上，也有将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与加工承揽合同各成一类的趋势。本文研究的加工、定作合同系属于加工承揽合同，受1984年12月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加工承揽合同条例》调整。加工、．定作合同与其他加工承揽合同比较，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承揽人不是在定作人提供的定作物原物基础上完成工作。反之，为修理或修缮等合同；第二，定作物…     

合同解除权行使之若干问题研究

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是合同解除制度的关键.我国《合同法》关于合同解除权行使存在尚未解决的问题:解除权人是否可以直接向法院请求解除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限如何确定,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的内涵如何理解等.合同解除制度是一个系统化的整体,在研究和适用法条的过程中,应该将法条融会贯通,达到法条的系统化,整体化.     

论合同解除异议——《合同法解释(二)》第24条的解释与适用

《合同法》第96条第1款并非赋予非解除方异议权以抗衡解除权,非解除方本质上是通过诉权来制约解除权的.依据民事诉讼规则,合同解除纠纷双方都应具有提起确认之诉的权利.对《合同法解释(二)》第24条的解释应遵循其文义,坚持在逾期起诉的情况下,合同解除效力的确认采取形式审查,使逾期未提出异议的合同无争议地终止,以尽快确定法律关系.经形式审查而被终止的合同在清算阶段应重新进行实质审查,经审查发现解除方实质上无解除权,解除方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以保护守约方的利益.     

对擅自转租中出租人法定解除权的反思——围绕解除权行使的“链式反应”展开

《合同法》第224条第2款放宽了擅自转租解除权的行使条件,擅自转租并不能等同于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出租人的单方解除权正当性不足。擅自转租解除权的行使存在链式反应现象,尤其在商事转租中,解除效力的溢出容易导致第三人的关系专用性投资事后套牢。应结合转租规范意旨和价值取向,对出租人与第三人之间利益进行平衡优化:首先,从出租人以链式反应攫取转租合同的剩余控制权入手,以根本违约作为法定解除的前提,并排除6个月除斥期间的适用,谨慎行使解除权以缓和出租人的机会主义解除带来的负面效应。其次,链式反应也使得第三人获得对出租人解除合同的部分抗辩权,可引入第三人与出租人的交涉,使第三人获得合理信赖的保护。最后,在具有特殊利益考量的情形如居住权的特殊保护与非典型转租合同中链式反应出现异化,对擅自转租解除权进行更为严格的限制。     

合同解除权行使的若干争议问题

合同解除权中的行使主体、行使方式、对方异议权的行使,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议较大。文章认为,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主体仅限于守约方,违约方不得享有解除权;行使方式是通知解除,不需也不必诉请裁判机构解除;异议权应设定明确的行使期限,异议成立时由解除权人承担违约责任。     

论我国合同法上的法定解除

合同解除是合同法终止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其中的法定解除制度为重点规制对象。我国合同法对此作了较详细的规范,包含了法定解除权的行使条件和合同解除的法律效力等几个方面的内容。     

风险负担规则与合同解除制度的竞合

风险负担规则具有在因标的物毁损、灭失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时,合同予以解除的功效,这与合同解除制度出现了竞合。目前关于风险负担规则与合同解除制度竞合的理论研究滞后、立法缺失,导致司法实践中对两者适用上的混乱。特别是在结果上,同质异判,差异较大。对于因标的物毁损、灭失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时,是依据风险负担规则来分配给付和对待给付风险,还是依据合同解除制度进行清算,目前主要有一元论与并存论两种争论。一元论主张设立合同解除制度,废除风险负担规则;并存论主张建立合同解除制度与风险负担规则并存的二元体系。从目的价值、功能作用、因应性、比较法上来分析,并存论优于一元论。在并存模式下,应该采取法律效果进路,理顺合同违约形态的风险分配规则;以合同解除制度为原则,以风险负担规则为特殊,从根本上避免两者竞合。在司法实践中,可从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赋予当事人选择权;视情否定当事人的合同解除权;适当限制解除权行使期限;司法衡平等方面应对两者竞合时的冲突问题。     

质疑劳动合同单方解除权的平衡性

劳动合同的单方解除涉及到合同效力、当事人的合同期待以及利益得失等问题 ,受到当事人和劳动立法、执法机关的高度关切。我国《劳动法》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单方解除权采取区别对待原则 ,赋予劳动者完全自由的单方解除权 ,严格限制用人单位的单方解除权 ,这对于保护劳动者权益具有理论意义 ,但存在授权不平等、监督困难 ,达不到预期的实施效果。单方解除权的平衡性是合同的内在要求。     

《民法典》法定解除权的配置机理与统一基础

《民法典》中的法定解除权基于不同法定事由产生，但在法教义学上有统一的基础。一是它们均导致基于不同角度判断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二是法定解除权使当事人摆脱合同义务，重获行动自由，且通常产生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民法典》合同编通则中的法定解除权规范蕴含了效率、公平、诚实信用等不同理念，分则中的解除权规范多为通则规范的具体化，但也包含对当事人之间的人合性、法益权衡等的考量。法定解除权的终极正当性依据需要从当事人的合意中寻求，法定解除权与契约自由并非扞格不入，但前提是立法者对当事人美德的想象。与《合同法》相比，《民法典》强化了合同解除在终结合同僵局、建构当事人新法律关系方面的功能。但解释论还需澄清法定解除权的一般要件、不安抗辩权与预期违约中解除权的衔接、固定期限继续性合同履行中的僵局等问题。     

破产法解除权的行使及溯及力问题探究

《企业破产法》赋予管理人选择继续履行或解除在破产宣告时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的权利,该解除权的设立意在通过牺牲个别债权人的利益来保护全体债权人的利益。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是债权人和债务人最关心的问题,但《企业破产法》对其核心即合同解除的溯及力问题未作明确规定,导致理论和实践中此存在诸多争议。笔者认为,对破产法解除权的溯及力分析,应当立足于破产法基本原则和制度设立目的,有限制地否认破产法解除权的溯及力,同时,为防止权利滥用,也应对管理人行使解除权进行相应的监督、制衡。如此,才能正确发挥破产法解除权的作用。     

分期付款买卖合同解除权的适用研究--以指导案例67号为视角

指导案例67号的裁判要点认为,股权转让合同的解除权不适用于合同编草案第四百二十四条所规定的一般分期付款买卖合同解除权,这显然是不恰当的。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下,草案第四百二十四条应适用于股权转让合同。但是由于交付方式的特殊性,股权转让合同当事人在适用草案第四百二十四条时,应将其适用条件限制在变更股东名册之后。催告程序的增设使法条更加贴合保护买受人的立场。但是出卖人即使不履行催告程序依然可以通过法定解除权解除合同。当由于买受人违约致使合同解除条件成就时,原则上出卖人可以自由选择请求支付全部价款或者解除合同。就股权转让合同而言,基于公司内外部因素的考量,可以限制出卖人行使合同解除权,但是这一限制非必要不得适用。     

商事合同解除权的特殊限制

商事合同以追求效益为基本价值取向，并且兼具一定的公法属性，体现商事交易的习惯和规则，商主体在行使商事合同解除权时呈现出与民事合同的差异。《合同法》分则中关于任意解除权的规定，在商事合同中应当限制适用；当商主体一方为非商人时，需要限制商主体行使合同解除权，对非商人一方的权利予以特殊保护；商事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间一般采用较短的时效规则。研究商事合同解除权的特殊法律适用规则，对于规范司法实践，完善我国商事立法及《民法典》的编撰有着积极意义。     

《民法典》违约方司法解除条款之争议问题探讨

自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新宇公司案”以来，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在承袭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的基础上，以增设第二款的形式将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予以法律化。但是，这一制度设计在制度正当性、权利性质及司法适用方面面临着争议，需要业界予以回应。合同僵局下，违约方享有申请司法机关解除合同的程序性权利，司法解除条款的正当性来源于对公平正义价值的遵循及社会资源有效利用的考量。因金钱债务同样可能陷入合同僵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第二款的扩张适用具有正当性。违约方司法解除对应诉讼类型为变更之诉，故宜将裁判生效的时间作为合同解除的时间。合同司法解除不影响违约责任的承担，但损害赔偿的范围仍需进行个案审慎认定。     

浅论劳动合同当事人单方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现状与对策

《劳动法》赋予劳动合同法律 约束力的同时,也赋予劳动合同当事人 有条件的单方解权除和协商解除权,同 时还明确规定了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 合同的特别情形。劳动合同当事人解除 劳动合同,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履 行法律规定的程序,不得随意解除劳动 合同。     

网络互助的私法定位与权责配置

网络互助以其普惠性的风险保障功能为传统商业保险提供了有益补充,亦有助于完善我国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妥善解决网络互助平台与网络互助计划消费者之间的民事争议,引导网络互助规范发展,网络互助的法律地位以及平台与消费者之间的法律关系亟需得到私法层面的明确。就前者而言,网络互助既非公益行为亦非相互保险,将其定位为类似保险更是存在根本上的谬误。网络互助具备保险的核心构成要件,应将其认定为保险,将平台认定为保险人。就后者而言,在网络互助合同订立阶段,平台须对消费者履行建议义务和信息提供义务,消费者则须对平台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在网络互助合同履行阶段,平台对消费者负有个人信息保护义务和审慎赔付义务,消费者负有费用分摊义务,平台无权单方变更互助计划条款;在网络互助合同终止阶段,平台不享有任意的合同解除权,其对合同的解除须符合《民法典》和《保险法》的相关规定,消费者则享有任意解除权,且平台须对此提供保障。     

先履行抗辩权之探究

在大陆法上,先履行抗辩其实是合同不履行的抗辩或同时履行的抗辩的内涵之一。《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7.1.3条首次将先履行抗辩权规定为一项独立规则,我国《合同法》为矫正司法实践对双务合同之牵连性的认识缺陷,借鉴《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7.1.3条,对先履行抗辩权作出了明确规定;因此,先履行抗辩权并非《合同法》所独创。《合同法》应借鉴大陆法的做法,将诚信原则明定为判断后给付一方能否行使先履行抗辩权的基础。为避免合同关系陷于僵持状态,先履行抗辩权在行使上应注意与合同解除制度相匹配。     

合同任意解除权的任意边界刍议

与一般意义上的合同解除权相比,任意解除权有着更强的"任意性",体现着特殊情境下法律对于更高自由与效率的价值追求。然而对于合同任意解除权设立、行使等过程中的"任意限度"问题,分歧层出不穷。在权衡意思自治与合同严守原则的基础上,尝试从多重角度划定合同任意解除权的任意"边界",有助于维系法律的公平正义,平衡双方当事人利益,促进实现保障自由权利和防范权利滥用双重目标。     

加工承揽合同中的“合同”纠纷的处理

加工承揽合同是指承揽方按照定作方的要求完成约定的任务,而定作方接受承揽方完成的物品或工作成果,并付给承揽方报酬的书面协议。加工承揽合同是加工合同、定作合同和修缮合同等的总称。这里所说的加工承揽合同中的合同纠纷是指承揽方不经定作方同意,私自将接受的任务转让给第三方,而在第三方不能完成承揽方转让的任务时,就产生了纠纷。本文探讨这一纠纷的处理。一、承揽方与第三方订立的“合同”是否有效?加工承揽合同作为合同,它是当事人双方或数方关于设定、变更、消灭民事权利与义务的     

我国合同解除类型之比较

合同解除是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原因之一。我国现行《合同法》规定了三种解除类型,即协议解除、约定解除法定解除,合同当事人应依照不同情形正确选择适用。而实践中,人们往往忽略合同解除的适用条件及程序,造成该制度的不当适用,易引发不利于自身利益的法律后果。文章从适用条件、程序及效力等方面进行比较,从而对三者做出区分。     

解除制度在现代买卖法中的展开

现代买卖法摒弃传统的瑕疵解除制度，转而采取一般的解除权制度，并且摒弃传统的应当归责要件。在规制模式上，不实行根本违约（根本不履行），而实行指定期间制度；因为前者为实质性的制度，尚需要进一步的具体化，而后者则为过程性制度，不存在具体化的问题。在期间模式之下，需要设置一些不需要指定期间的例外情形，如债务人断然行使给付拒绝权的情形。在解除之后的清算了结方面，债务人原则上应当返还所受领的给付；在不能够返还的场合，债务人应当予以价值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