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法规的功用和定位

执政党强调党内法规,源自特定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之前,党内政治生态存在一些问题,体现在政商关系、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干部乱作为和不作为等方面,故党内法规体系的主要任务在于重构良好的政治生态,具体一是推进反腐败斗争,二是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能动性.党内法规应当在“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框架下予以定位,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的“担纲者”.完善党内法规建设应立足中国的宪制结构,增强党在中国宪制结构中的领导能力,为宪制运行提供政治价值,发挥党组织的能动性;同时健全运行机制,促进党内法规落到实处.     

以党内法规建设为抓手 加强参政党的制度建设

制度建设是参政党自身建设的保障。近年来,各参政党均注重自身的制度建设,但是当前制度建设也面临一些问题与不足。为此,必须以参政党党内法规建设为抓手,构建以参政党章程为核心,包括党内监督法规、党内处罚法规、党员权利保障法规、党务行政法规和党内程序法规在内的党内法规体系．提高参政党制度建设的层次与水平．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党内法规制度效能提升研究

党的二十大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作为未来五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主要目标任务之一。新征程上,必须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党内法规制度“作为一种政党制度”,是由中国共产党权威机关所制定的“专门规章制度”,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的一种内部正式规范”,最能体现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突出的制度优势。当前,要把坚持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作为提升治理效能的正确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提升治理效能的价值旨归,以政党治理制度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方略,以彰显中国政党制度的国际话语权作为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目标。     

试论新时期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新时期三十年,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构建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重要保证,对于依法治党,更好地推进党的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永葆党的先进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执政为民视角下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的逻辑分析--学习习近平有关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的论述

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的理念,也是党在长期执政中探索出的宝贵经验。从理论上看,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为落实执政为民理念提供了制度和法治保障。执政为民视角下加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有其内在的生成逻辑、内涵逻辑和实践逻辑。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推进了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的发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有力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进程。     

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基本路径及优化策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在路径导向上,注重突出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地位作用,以保障党中央权威,通过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有机统一来推进标本兼治,在继承传统与探索创新中健全制度体系,以党规党纪与国家法律的衔接协调来引导改革目标。新时代进一步优化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路径,关键在于一体推进不敢违规、不能违规、不想违规的制度运行"闭环"。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关系论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语境之下,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实现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前提和基础就是正确认识并厘清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关系问题。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回答了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关系问题,可以主要概括为以下五个命题,即：党内法规异于国家法律,党内法规融通国家法律,党内法规严于国家法律,国家法律高于党内法规,党内法规先于国家法律。新时代新征程上,应当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充分释放党内法规在治国理政中的强大治理效能,切实发挥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各自的功能优势,协同保障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一体建设、统筹推进,以利于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的最终实现。     

新时代党建布局创新与党内法规制度的体系化

以党政体制为结构基础和以治党-党治为轴心过程而形成的党是领导一切的的政治形态是理解当代中国与中国共产党的事实基础与理论起点。由此出发,通过解析新时代党建布局的创新逻辑可见,其突显出来的以执政适应为基础、迈向领导自觉,以先锋队政党的主体建设为基础、坚持并强化领导党的全局统驭是中共作为使命型领导党之主体理性的外化实践。以此为主轴才能全面认识到,中央关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体系化要求蕴含着由治党向党治跃升的战略内涵,并受到既定战略规划之推进情况的直接影响。就现实进展而言,十八大以来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在筑牢基础、完整齐备、质量效能、先行先试等四大方面实现了累进式发展。     

论民间法研究的理论基础——多元框架下的考量

民间法研究的理论基础是民间法研究得以展开并深入发展之根基,因此有必要对民间法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一番考量。文章将民间法研究的理论基础置于多元框架下考量,分别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大传统与小传统、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法律教义学有效性与社会学有效性等方面展开相应的探讨。文章认为,在寻求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架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理性沟通、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动态平衡、法律教义学有效性与社会学有效性的适度兼容中,彰显了民间法研究的理论价值及其实践意义。     

普通法系判例制度的文化基础

作为普通法系独具特色的司法制度,判例制度的合理运行需以判例主义的文化基础为依托.法律神圣、司法至上的法治理念,接受错误、立足传统的社会心理,趋向保守、贵族操守的伦理观念共同构成了维系判例法运行的文化基础,使判例制度在这种特有的文化土壤中求得稳定,获得发展.     

政党执政规律与执政党建设

执政是政党的最高逻辑。政党与执政党大不一样。政党政治是当代世界政治的突出现象。政党执政具有规律可循。苏共的执政得失、工人阶级政党的执政实践和世界政党的兴衰成败,既有自身的特殊性,也有许多共性,比如执政党要赢得民众支持,必须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但经济发展与执政地位的巩固不一定成正比;执政党要扩大群众基础,但执政党的党员数量与执政基础不一定成正比;执政党对公共权力的控制无处不在,但执政党与公共权力有一定的边界;公民社会的成熟程度,与执政党的成熟程度成正比。政党执政的规律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国家调节视角下的经济法体系

经济法作为一门独立而重要的法律部门有着自己的体系。对经济法体系的科学认识是利用经济法理论指导经济立法的重要前提。学者对经济法体系的认识不尽相同。因此，很有必要对我国经济法体系进行廓清。     

全球化进程中法治基础的转变——以世界主义民主理论的全球治理为出发点

全球化进程使以主权国家为核心的世界秩序发生变化,以世界主义民主理论为基础的全球治理理论的兴起给传统法治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在全球化背景下,从世界主义民主的视角来看待法治理论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要重新审视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法治的政治基础问题,这也是中国法理学面临的重要问题。     

论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规制

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应当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上明确规定其适用的标准、方式、步骤与范围;在行政体制上要加强对工商执法部门的监督与管理,完善监督体制,提高工商执法人员的法律素质;在司法上设立最后的防线予以救济与保障,切实有效地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适用。     

法治政治与执政党的政治权威

中国如何转向以法治为保障,以自由、公平、有序、非对抗性竞争为内涵的现代民主国家,既是对执政党的考验,也是对全体中国人的考验。而这一转型的成败,关键在于执政党能否忠诚并信仰宪法,自觉推进法治政治,通过限制自己的权力来重铸执政的合法性基础,重建自己的政治权威。法治政治,归根到底是要求权力服从法律,共产党依法执政。     

证据法学理论基础论纲

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应该具有特定性、多元性、层次性和开放性。理论界关于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我国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是一个系统，它由辩正唯物主义认识论、利益均衡价值理论、诉讼模式和目的理论、证据心理学理论和科学技术理论等组成。     

On the Regulation of the Discretion of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the Modernized Environment Governance System

With the increasing environmental risks, the limitations of legislative regulation, negative judicial regulation and weak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 make it difficult to regulate the exercise of the discretion of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which also increases the difficulty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penalty decisions.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the public three-dimensional main body structure constructed by the moder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ystem provides a new framework for the discretionary regulation of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theories of administrative Law, three regulation mechanisms can be formed,which include administrative self-control, negotiation regulation, and the social regulation. These three regulatory mechanisms working together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on would regulate and restrict the exerting of discretion of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论环境行政处罚裁量的规制——以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为框架

面对日益激增的环境风险,立法规制局限、司法规制消极、行政规制乏力,难以规制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的行使,更增加环境行政处罚决定的履行难度。现代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构筑的政府、企业、社会公众三元主体结构,为环境行政处罚裁量规制提供了新的框架。在此三元结构框架下,以传统行政理论为基础,可以形成行政自制、协商规制、社会规制,共同作用于在环境行政全过程,规范并制约环境行政处罚裁量的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