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治港”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党的二十大首次把“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写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对新时代新征程香港治理作出的战略部署。文章阐释了这一根本原则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认为从历史逻辑来看，“爱国者治港”是“一国两制”方针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以贯之的底线；从理论逻辑来看，“爱国者治港”是坚守“一国两制”初心和使命的根本要求；从实践逻辑来看，“爱国者治港”是解决“一国两制”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的时代呼唤。这三个逻辑内在贯通，辩证统一，密不可分。     

香港修例风波背后的深层次问题

香港2019年爆发的修例风波是香港回归祖国后遇到的最严峻的政治局面,也是“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以来遇到的最大挑战。这场风波清晰地暴露了一系列严重妨碍“一国两制”在香港全面和准确贯彻的因素和情况。这些因素和情况包括:国家安全漏洞明显、政治体制内“自由”和“威权”失衡、“一国两制”的“另类诠释”存在、香港“核心价值”并不牢固、部分香港人“亲西方、抗中国”固有心态、国家宪法和基本法教育不到位、香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体制的缺失。中央对此已有察觉,并针对部分因素和情况制定了应对之策,从而为在香港全面和准确贯彻“一国两制”营造有利条件。     

“九七”前后香港法律衔接问题与对策

“九七”前后香港法律衔接问题与对策陈恩基本法规定，九七后在香港实行＂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现有在香港实行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为不变＂，因此，＂九七＂后香港的政治制度、法律体制和经济生活基本保持不变。但也应看到，由于香港主权回归是一...     

“一国两制”澳门实践:成就、经验与展望

回归20年来,“一国两制”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政权组织逐步健全并高效运转,具有自身特色的法治体系日益完善,民主政治有序推进,经济稳步转型发展。澳门的成功经验在于立足“一国两制”的核心内容,正确处理“一国”与“两制”的关系、宪法与基本法的关系、“澳人治澳”与善用内地因素三对基本关系。随着“一国两制”实践进入新阶段,澳门特别行政区应坚持以辩证思维看待和处理“一国两制”涉及的三对基本关系,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     

“九七”前后香港中资、英资和本地华资的走向与策略

“九七”前后香港中资、英资和本地华资的走向与策略陈恩在香港进入后过渡期的敏感时刻，面对主权回归后香港实施“一国两制”这一崭新政治格局，在香港经济结构中占居显要地位的英资、华资和中资财团，都各自为了今后的前途而未雨绸缪地早作筹谋，规划因应对策。一、英资...     

论宪法在澳门基本法制定与实施中的作用

1982年宪法是制定澳门基本法的依据,也是澳门回归祖国20年来保持繁荣稳定的根本保障。从1988年9月起草澳门基本法开始,到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并实施基本法以来,共和国的宪法精神像血液一样融入到澳门社会的各个领域,为澳门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法基础。澳门回归20年的实践充分表明,在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澳门新宪制秩序的背景下,澳门特别行政区展现了开放、多元与活力,为“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提供了新鲜的经验。在回顾澳门回归20年的历程时,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共和国宪法的历史方位与时代精神,对澳门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当然,未来“一国两制”的实践也会遇到新挑战、新问题,但只要我们坚持“一国两制”的初心,坚持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继续以宪法和基本法凝聚社会共识,澳门将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落实‘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专题研讨会综述

全国港澳研究会于2021年2月在北京举办"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落实‘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专题研讨会。夏宝龙同志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爱国者治港"的重要论述,是对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实践经验的高度提炼,是对"一国两制"实践规律的深刻揭示,为推动"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保持香港长治久安指明了方向。"爱国者治港"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核心要义,是推进"一国两制"事业的时代呼唤,要坚持"爱国者治港"的客观标准和要求,对相关制度进行完善。与会专家学者表示,"爱国者治港"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要前提。香港现行选举制度还不能为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需要尽快加以完善,修补漏洞。     

香港应坚定不移走国际化道路

国际化是香港最独特的优势和命脉,是香港繁盛的基石,也是对我国最有价值的贡献之一。国家坚持“一国两制”不动摇,支持香港发挥“超级联系人”作用,在金融、科技、法律、商贸等领域持续巩固国际中心的地位,将中国的影响力传遍世界。然而疫情和中美关系等外部因素对香港国际化表现造成重大影响,尤其与亚太的新加坡相比,香港正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引发民间关于香港是否应继续坚持国际化道路的争议。本文认为,香港必须坚持国际化道路不动摇,立足“两制”和“离岸”优势,充分利用“背靠祖国”的资源支撑,积极对接国家的重大战略,以巩固传统优势与挖潜增量优势双轨并行,重构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独特优势的国际中心地位,从根本上提升香港国际竞争力。     

“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司法机关

香港特别行政区司法机关得到国际社会和香港本地社会的高度评价。本文阐述了香港司法制度的结构,包括法院的架构、规模以及双语法制;介绍了香港的法官制度,包括法官的任命和服务条件,法官的选拔、培训、考核和行为守则,对法官的投诉机制,法官的任期、薪酬待遇以及司法行政等;梳理总结了香港对司法独立和司法公义的制度保障。在“一国两制”的宪制安排下,香港司法也体现出特殊性。香港享有终审权,各级法院对基本法亦有解释权,但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基本法的解释,香港各级法院必须遵从。     

九七香港回归与粤港人才资源开发问题探讨

【九七】香港回归与粤港人才资源开发问题探讨张广芳九七香港回归祖国已指日可待。之后，粤港关系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两地本已唇齿相依的经济文化联系，将进一步密切。香港作为一个现代国际化大都市，九七回归后，在“一国两制”前提下，将继续保持其国际金融中...     

"克里奥化":对全球"美国化"现象的一种解释

在20世纪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对他文化发展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美国大众文化,致使"美国化"成为很多国家在维护本民族文化认同时面对的严重挑战."美国化"现象反映了美国以自己的文化价值观重塑这个多元文化世界的图谋,带有明显的"文化中心主义"的色彩.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美国化"这一全球现象,"克里奥化"便是其中一种很引入注目的观点.本论在考察20世纪以来全球"美国化"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分析"克里奥化"观提出的背景及其包含的基本内容,以及文化上的"克里奥化"在现实生活中的存在.本文认为,"克里奥化"观尽管还不完善,但对从一个新的角度理解全球"美国化"颇有启迪.     

“迟到的民族国家”与“超前的民族国家”－－“新德国问题”前景探索

"迟到的民族国家"与"超前的民族国家"乍看起来是一对相互矛盾的概念,但对于21世纪初的德国来说却是一个和谐的统一体.用这两个概念来探讨"新德国问题"的发展前景,是本文作出的尝试.     

“红色”黎明

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在德国去年十月的柏林选举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联系到过去几年里民社党的发展趋势 ,它的崛起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历史和现实的因素 ,地方、全国和国际上的局势都是促进或限制其复兴发展的客观条件。但如何进一步确定自己的政治身份 ,在德国的主流政治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还需要它继续对自己的历史进行反思和对自己的政策纲领进行调整。     

Interpreting "Nationality" and "Language" in the 2001 Ukrainian Census

Ukraine conducted its first post-Soviet census in December 2001. The author examines the use of the categories "nationality" and "native language" in the census and relates them to fundamental precepts of Soviet nationality and census policies. The enumeration of national and linguistic identities is related to the expression of political preferences. Orientations toward language policies (particularly in Galicia and Crimea), regional autonomy (in Transcarpathia), and territorial belonging (among the younger generation) are analyzed in order to reveal the politics of the 2001 Ukrainian census.     

从"热那亚事件"看"反全球化运动"

反全球化与全球化是一个事物不可分割的两面.冷战结束后,世界矛盾的发展演变刺激着"反全球化运动"的高涨.本文试以"热那亚事件"为背景,对"反全球化运动"的起因、概念和特征进行分析和思考.     

TRANSGRESSING "VICTIMS" Reading Narratives of "Filipina Brides" in Japan

This article traces the discourse on Filipina hanayome (brides) in administratively mediated international marriages (kokusai kekkon) in Japan from the mid 1980s to the present. In narratives of “international marriages” in the late 1980s, “Filipina” came to index the “problem of brides from Asia.” As seen elsewhere, various textual and media representations have depicted rural Filipino women as socioeconomic victims and sexually subjugated women. Simultaneously, however, constructions of Filipina hanayome in rural Japan have been given local twists. Drawing on examples from largely neglected written texts in Japanese and from an ethnographic vignette, the article next focuses on sexual subjectivity and economic autonomy, two dimensions of the women's lives in which they struggle to recapture their own ways of imputing meanings to their lives vis-à-vis various social forces. In so doing, this article interrogates certain feminist and popular depictions of hanayome.     

和辻哲郎“风土论”与“伦理学”内在关系探析

和辻哲郎(1889年-1960年)是日本著名的伦理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其核心思想有两个重要分支:风土论和伦理学。《作为人间学的伦理学》(1934年)与《风土——人间学的考察》(1935年)的最终出版,标志着和辻哲郎思想的初步形成。风土论与伦理学两者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在早期风土论的相关论述中,和辻哲郎的核心哲学结构仍停留在"意向性结构",直到在伦理学领域逐步确立自己独特的"间柄"结构,完成了从意向性结构到间柄结构的转向,他才完成了自己对风土论的修改。但是风土论与伦理学面临着许多质疑,笔者认为,如果说风土论是以伦理学为方法论来对世界各民族及其文化进行理解的产物,那么风土论的问题就反映了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伦理学中的根本问题。     

国际体系“区块化”的演变与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战略定位

"中等强国"外交近年来在韩国政界、学界都是一个持续升温的关注热点。而有关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讨论在中韩两国的学术界都有过一些颇有见解的研究。我们可以从一个更为宏观的全球体系的视角来分析韩国"中等强国"外交。本文作者选择的视角同样是从演变中的全球体系中观察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战略定位,即冷战后全球体系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金字塔"型的结构,而"一超多强"或雁阵式结构也不能恰当描述全球以及地区的变化趋势,同时韩美同盟体系的"升级"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该同盟的单向强化。本文将首先回顾并分析冷战后相对稳固的"金字塔"结构的国际体系是如何出现相对松动的"区块化"趋势。之后,笔者将从外交层面分析韩国是如何应对这种国际体系的变化以及韩国如何在全球体系中确定自身的战略定位。最后,笔者也将尝试分析并评估在跨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与中国的全球外交举措有着怎样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并对韩国"中等强国"外交做一个简单的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