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国与正在演变中的亚洲秩序

中国崛起是一个复合概念,既包括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方面,也包括国际规范、高等教育等软实力方面。这对亚洲地区的国际秩序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变量,但不能就此认为亚洲地区已形成了中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实际上,正在演变中的亚洲秩序是一个包含有轮毂模式、有限共治模式、规范共同体模式和复合相互依赖模式四种秩序特征的复合体。同时,中国崛起对中美关系来说无疑也注入了新的元素,但并非就如现实主义者所预测的那么悲观,中美之间的合作远大于分歧,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在中美之间还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     

地区与世界

新地区主义是“开放的”或“多孔化”地区主义,它的政治逻辑与旧地区主义不同。地区是由制度秩序定义的。地区化、全球化、国际化等进程融合在一起,使得地区身份呈混杂性,它吸收了各家之长,又以不同的方式对各国进行重塑。世界是由多孔化的或开放的地区构成的,其中地区秩序相互渗透、各种进程互相充实。现在甚至未来几十年的世界秩序是美国帝权体系。帝权以领土为基础,同时又有非领土层面的含义。帝权与地区秩序之间呈双向互动关系,地区核心国家是帝权的支持国。     

超越地缘政治的迷思:中国的新亚洲战略

地缘政治探讨地理因素与国家间权力兴衰的关系。由于英美霸权相继主导国际体系的发展,麦金德式的、以均势为核心的地缘政治思想体系成为主导范式。在整个20世纪的地缘政治舞台上,欧洲是争夺世界主导地位的中心,亚洲只是边缘角色。但21世纪初始,中印崛起引领亚洲崛起,这一区域的权力增长和变迁引发了美国的担忧,美国同盟体系以麦金德的"枢纽"为核心推动"印太"战略,试图压制中国。但美国面临的真正挑战是,美国同盟体系中的东亚盟国实力地位下降,亚洲的地缘政治经济中心正在经历从东向中心的偏移,特别是中国正向着亚洲中心位置回归。中国基于共同发展理念,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积极推进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对接亚洲国家的发展战略,适应区域内国家的多重战略目标。中国的亚洲地缘政治经济新视野,超越了以压制挑战者为特征的霸权国家的地缘政治思维。     

从外发型秩序到内生型秩序——中国和平发展与东亚秩序重建

冷战结束意味着东亚地区原有的主要由美国推动建立的外发型秩序开始解体，区内国家开始在地区秩序建构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其中中国在和平状态下的经济崛起不仅导致在东亚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区内经济两强并立的局面，而且更从根本上突破了原有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格局，使得东亚地区由外发型秩序向内生型秩序过渡。虽然从长远来看，内生型秩序在建构区内和平稳定方面要优于外发型秩序，但在秩序转型期间，两种秩序在本地区的竞争却产生了更多全新的问题。而作为两种不同秩序的推动者，美国和中国在本地区存在的一系列结构性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东亚地区秩序无法平顺转型的动因所在。     

美国全球和亚太战略调整及对中国的影响

以九一一事件为标志,进入21世纪后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是以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为主要内容的＂反恐战争＂。这一战略正在结束。美国新的战略重点被确定为亚洲,针对中国。针对中国并不必然是敌对、包围和遏制中国。美国对华战略还没有因美国全球和地区战略调整而改变。＂重返亚洲＂或＂再平衡战略＂的主要内容和目的是应对中国的崛起及地区地位和影响的上升,维护美国在亚洲的主导或＂领导＂地位,平衡、制约和防范中国。在国力力不从心的情况下,美国新的地区战略以军事和安全为主要手段,挑拨和利用亚洲各国间的问题和矛盾,进而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     

儒家王道理想、天下主义与现代国际秩序的未来

冷战后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和中国近年来的崛起,为中国外交带来了新的重要契机和挑战,呼唤新的外交思维和理论以指导中国外交实践,建构更合理的国际秩序。中国一些儒家学者开始诉诸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他们在春秋时期的华夏天下秩序和后来的朝贡体系中找到了启示和答案。他们认为,以国家主权平等为中心的现代国际秩序存在根本性的不可修复的缺陷,而儒家王道精神和天下秩序理想昭示了更合理、更正义的国际秩序,所以未来理想的国际秩序应该是以儒家王道精神为基础的天下秩序。尽管这些儒家学者对现代国际秩序的批评有很多的合理性,他们所提出的天下主义秩序充满洞见,但是有关重建儒家天下秩序的主张是很值得商榷的。其实,儒家天下—朝贡秩序与当今以民族平等为基本原则的国际秩序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和冲突,但是儒家道义原则以及由此推衍出来的儒家国际正义原则仍然非常有用,可以指导当今国际关系的具体实践。中国学者需要认真研究和比较中西方文明,推动儒家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对话,寻找儒家思想与国际伦理原则以及国际法相容的契合点,让儒家思想融入国际主流价值,从而完善现代国际秩序。     

战略约束、规范扩散与冷战后东亚地区秩序

冷战之后,东亚维持了一种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地区秩序.中国在崛起进程中对自身权力的战略约束与东亚地区主义发展进程中东盟规范的扩散成为后冷战时代东亚地区秩序得以维持的根本原因.未来的东亚地区秩序将有赖于中国战略约束基础上的区内国家良性互动与东盟规范的继续深化,而非美日联盟,亦非大国权力均势.     

重塑亚洲观念:新地区主义研究的中国视角

新地区主义研究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一度形成热潮,产生了持续而重要的影响,然而其理论和实践前景也颇受质疑,甚至有人提出"衰落"之说。如今,随着"一带一路"研究热的兴起,重新认识"亚洲观念"已是迫切之需。本文借鉴思想史研究的一些成果,提出重塑亚洲观念的学术命题,希望对中国视角下的新地区主义研究有所促动。概言之,新地区主义对亚洲观念的历史性塑造体现在三个方面:地区利益聚合和整合的发动机,地区权力分布和演化的平衡器,构建地区认同意识和地区共同体观念之光的灯塔。全球化进入新阶段后,亚洲观念面临新的反思和重塑。未来的亚洲将始终是一个多元和多样化的亚洲,不会形成一个"单一的亚洲"。亚洲观念并不构成任何一种理想的文化类型,而是深刻反映着亚洲地区的结构性权力变动和互动。地区共同体建设作为亚洲观念的核心,将建立在完成民族国家共同体建设的基础上,而不是相反。亚洲观念的重塑主要是一个学术命题,应当纳入全球学或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学科领域加以深入研究。     

冷战后美国对东亚地区主义态度的演变与未来走向

冷战后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对美国在该地区的霸权构成挑战。关于如何看待和应对这种挑战,美国国内存在不同观点。冷战后美国对东亚地区主义的态度在经历了较为强硬的抵制和＂仁慈的忽视＂两个阶段后,大致正在逐渐从＂逆我者亡＂的武断做法向＂参与塑造,为我所用＂策略转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和奥巴马上台后,由于世界和地区环境的变化以及美国政策发生的某些积极转变,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     

中美冲突是否必然——美国学者的视角

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学者对中美之间是否会爆发冲突的讨论越来越多。美国学者认为,中美两国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很小。这主要是由于:第一,中国无此野心,也无此实力。第二,中国在现存国际秩序中获益而非受损。第三,美国及其构筑的西方国际秩序依然强大,中国难以打破。但是,在次级争端如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上,中美之间引发冲突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特别是经贸领域,中美两国的摩擦将进一步加深,货币战争、贸易争端、国际组织话语权的争夺等将主导中美之间的冲突性质,但这些问题很难导致两国兵戎相见。因此,多数美国学者认为,未来几十年,中国的发展将继续依靠美国及其构建和主导的西方国际秩序。     

发挥《曼谷协定》潜力促进亚太区域合作

<曼谷协定>,作为亚洲最古老的区域贸易协议,与其他区域贸易协议相比,成员国内部贸易发展缓慢.2001年中国加入后,使之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市场规模最大的区域贸易协议,增加了该协定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并使该协定重现生机和活力.目前,成员国也以中国的加入为契机,发起了振兴<曼谷协定>的运动.随着亚洲地区的区域和双边贸易协议持续增加,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曼谷协定>要想发挥其在亚太区域合作中应有的潜力与作用, 关键问题是自身的发展和壮大.为此必须进一步吸纳新成员、建立完善的组织机构、深化关税减让、拓展合作领域与空间.     

"东亚共同体"的构建与中国的作用

“东亚共同体”的构建,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安全合作作为基础,其作为东亚合作的长期目标,已由个别意向或政策建议成为各国领导人的共识。然而,在地区意识淡薄、政治互信不足、经济对外依赖的条件下,各方必须超越旧有思维,寻求构建共同的地区意识及价值认同,加强组织建设,避免成员“泛化”,以“10 3”为主渠道推进共同体进程。中国作为东亚的重要成员,应是一个积极的推动者、协调者和建设者,中国应理性处理中日关系,认真反思自身发展,稳步、有效地促进东亚共同体建设。     

浅析冷战后美国东亚大国战略嬗变下的中日关系

冷战后美国成为东亚大国力量结构中的关键角色,在美、中、日三角关系中起着重要的平衡作用。冷战后美国东亚大国战略的核心是如何平衡与中日两国的关系,其战略的嬗变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影响、制约中日关系的外部因素。美国东亚大国战略由均势战略转向优势战略不仅破坏了地区力量均势,而且进一步加剧了中日两国间在安全、历史等问题上的分歧。中日关系的趋冷将对东亚的安全、稳定带来不利影响。     

建设东亚共同体的十大关键因素

东亚各国应形成“加强东亚合作是大势所趋”的恳切共识。中日应坚持“多边或地区高于双边”的外交原则,不把双边的分歧带入多边或地区的对话中。中日应支持中小国家在推动地区合作中发挥“牵头作用”,应认识到“一国主导型”的东亚合作模式是行不通的。中日韩应借鉴欧洲联合首先从“煤钢共同体”出发的经验,为建立东北亚能源环境共同体而努力。日本应注意使《日美安保条约》不具有任何直接、间接针对中国的成分。中日等国需要推动各自国内的体制与结构改革以适应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要求。应坚持“以人为本”,大力发展东亚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人员交往,真正把可持续发展问题提到东亚各国的政治日程上来。     

全球化进程中的亚洲区域合作

当前亚洲区域合作呈现三个主要特点,一、起步虽晚,但发展迅速,前景广阔;二、东亚合作正在成为亚洲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先导;三、中国在亚洲区域合作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本文还就东亚合作的模式、领域,以及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作用,我国与日本、美国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简论日本的中亚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日本—中亚关系于2004年开始取得积极的进展,以"中亚 日本"对话机制的确立为标志,表明日本的中亚战略开始形成。日本在不同历史阶段发展与中亚关系是有着不同的原因的。由于有着良好的基础等原因,日本—中亚关系将会较顺利地发展。日本介入中亚事务,会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造成一些负面影响,中国需积极应对,但不能简单地把日本的中亚战略看作是遏制中国的战略。     

东亚区域合作的机制化安排

随着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启动,东亚国家间逐渐建立起了一系列区域合作机制。目前,东亚合作机制被称为10 3合作机制,它包括东盟10国加中日韩三国的定期首脑会议、东盟分别与这三国的首脑会议、中日韩三国合作、东亚13国的各种部长级会议、湄公河和东北亚次区域的多边合作安排、以及第二轨道的活动。东亚合作机制的建立为东亚国家提供了一个开展合作的平台。东亚合作的日益深化促进了东亚合作机制的逐渐完善和提升,促进了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发展。     

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困境及其化解的制度性思考

从亚洲金融危机促使东亚的真正合作开始,东亚共同体经历了设想的提出和实践的推行阶段。由于东亚各国的历史、现实及外部因素,导致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出现了曲折缓慢发展的过程。制度建设的缺乏与不完整是导致东亚共同体建设曲折前行的深层根源。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新趋势,必须从东亚合作健康发展的高度来对东亚共同体建设进行多层级、全方位的制度设计,才能从根本上促进东亚共同体建设的顺利发展。     

亚洲区域合作与中日关系

亚洲区域合作是亚洲国家应对全球化大潮的必然要求。虽然亚洲区域合作起步比较晚,但是潜力大,发展速度快,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2004年11月在老挝举行10+3领导人会议同意建立东亚共同体,决定在2005年年底召开首届东亚峰会,这意味着东亚合作进入全面推进的新阶段,势必对东亚乃至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东亚共同体的目标能够顺利实现,首先需要东盟切实发挥先导作用,同时中国和日本是本地区的大国,中日两国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也日显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