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问题”的制度根源及应对

中国城市化没有贫民窟,但是它制造了农民工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这是一个高度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很多人认为农民工这个词带有歧视的意味,但对于农民工本人来说,伤害主要不是来自这个称呼,而是它背后的制度设计。取消农民工的制度设计,需要一个城市地方政府做试点,然后到全国,最终的解决需要到国家层面。     

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的制度根源

雇主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渐进式体制转型中刚性的二元结构是其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根源,并直接体现为对农民工歧视等一系列不合理制度安排的后果。本文通过从劳动合同的签订、协调以及强制实施等三个方面不合理的制度安排的分析,探讨了农民工受歧视而遭受工资拖欠的机制。改革现有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消除对农民工的社会歧视与排斥,统一和完善城市劳动力市场,建立起由政府、工会和农民工自组织组成的三方维权机制,才能真正根除农民工欠薪这一顽疾。     

新生代农民工:“我想飞得更高”

2010年春节以来,新生代农民工不断进入公众视野,并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多关注。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有自己的个性,也具有诸多优势。然而,要想真正跳出农门立足城市,他们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

＂新生代农民工＂一词,首次使用在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中,特指1980年以后出生、具有农民身份的进城务工人员。截至2009年,＂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占中国农民工总量2.3亿中的六成以上。与改革开放后涌进城市打工谋业的＂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的文化层次、就业期待值、维权意识程度、消费水准均比其父辈们有显著提高。但承受就业困惑、面对不平等待遇的耐受程度却远远赶不上父辈们。因此,他们在踏着父辈们的足迹,为我国城市化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由多种因素促发而成的犯罪问题也日益凸显,在相当地区,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本文从＂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特征入手,针对致罪因素,对防治＂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良策予以探讨,以求对构建我国城市社会的和谐稳定机制有所裨益。     

新生代农民工企盼拆除“进城”藩篱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出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自此,这一群体也就成为社会各界热议和关注的焦点。因为,这一庞大的群体要融入城市的现代生活,就不得不在就业、子女教育、社保等一系列问题上,体味艰辛与曲折。农民工问题到底该如何解决？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探究

要使新生代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应该把建立便捷开放的新生代农民工再教育网络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把消解城乡二元体制和政策限制作为改善其生存状态的制度保障,通过工会将其有效组织起来,促进其合法有力地维权,理性化解劳资矛盾与冲突。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及问题的社会学分析

农民工在过去的30年中经历了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从"第一代"到"新生代"和"第二代",以及从"暂住"到"常住"或"居住"的实质性转变,国家的相关政策也出现了相应的调整和完善。但是,到了新生代农民工为主的时代,他们在城市融入上面临着三大难以化解的张力:政策的"碎步化"调整与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强烈的城市化渴望和要求之间的张力;他们对城市化的向往与他们实现城市化的能力之间的张力;中央城市化政策与地方落实城市化措施之间的张力。新生代农民工如果长期处于这样的张力之中,那么他们会在城市社会中建构出另一个不同于城市主流社会的社会圈子,会产生更大结构张力的"半城市化"问题。因此,现在应该全面改革城乡体制,建构出一个基于公平机会之上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管理制度,才能化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     

让“新生代农民工”的梦想渐成现实

新生代农民工又被称之为＂无根的一代＂,他们既未被城市接纳,又对农村极为淡薄,很多人把他们归纳为＂愤青＂的一代。有着改变现状的强烈渴望,而在向＂上＂的渠道被阻塞的背景下,强烈渴望就会异化为心理失衡。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路在何方

1月31日,新华社受权发布了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文件连续7年锁定“三农”,并首次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是“新生代农民工”这个词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使用,传递出中央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高度关切,对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高度关注。     

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分析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成为新产业工人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紧密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发展的新特征、新诉求,采取针对性措施,破除障碍,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取得新进展。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福利问题探析

我国外出农民工超过2.4亿人,是城市流动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中六成以上为年龄不足35岁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长期在城市社区就业、生活,户籍却在农村,生活面临很多困难,在社会福利方面有强烈的需求。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合理的社会福利需求,为之提供相关服务、创建有利的政策环境,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福利发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本研究在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福利现状的基础上,探索了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福利的路径和措施。     

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窘境及其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是城市中的新兴群体,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的心理定位、外出动因、职业选择、消费方式等均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他们的生存状态并没有太多改善,城乡二元化结构、社会保障的不健全、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差距等导致了大量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产生.这些势必会对和谐社会的建设产生重大的影响.本文着重思考了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对策,如改变城乡二元制结构、建立健全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加强教育培训、加强人文关怀等等,以期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提供借鉴.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刍议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它关系到现代化进程中城镇化的最终实现.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应着力完善制度层面的改革,加强和改善农村教育,提升人力资本;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规范土地流转：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剔除户籍附加功能;建立与完善符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     

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问题及应对策略探析

我国虽然拥有较为完善的关于劳动权益保障的法律体系,且在农民工落户、住宿、保险等社会待遇方面逐年改善,但农民工劳动权益仍无法得到较好的保障。通过实地走访发现,影响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问题的因素较多。为切实做好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工作,必须从改变农民工自身观念、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多方面入手,实现既定措施的落实。     

关于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几点思考

2010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发布,这是党中央、国务院从2004年以来连续第七个,改革开放以来第十二个有关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分析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出来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是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为农村发展、城市繁荣和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由于我国特有的城乡发展进程和体制,农民工工作、生活在城市,户籍仍在农村,形成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偏好调查研究——基于1752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

“民工荒”是一个不分地域的全国性难题.“民工荒”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就是指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不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也就是说出现了供求不均衡.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偏好将极大影响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因此,本文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偏好和政府策略.这些研究对政府了解当前农民工劳动力供给趋势,制定有效的农民工就业管理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精神压力研究

文章通过运用安徽省调查数据,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的精神压力。结果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有着强烈的城市融入意愿和现代意识,现实社会藩篱使其难以真正适应城市生活;市民认知、文化缺位以及制度阻碍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精神压力产生的客观因素;自身文化水平、理想与现实差距以及其游离心态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精神压力产生的主观因素;从而提出从个人层面、社会层面以及制度层面来消减该群体城市融入中的精神压力。     

“暖心卡”温暖农民工

和往年每到年根儿都为“讨薪”犯愁形成鲜明对比，在京务工整整12年的江苏籍农民工许德生第一次露出了舒心的笑容。他扳着手指诉说着小小“暖心卡”给他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多了这位“好管家”和能够生息的“钱袋子”，干起活儿来感觉心里特别踏实，成了时尚的“持卡一族”，融入北京城市生活的步伐又加快了许多……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工作倦怠、工作意义和工作满意度的中介作用

近年来,出生于1980 年以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中坚力量,作为我国青年群体重要而又特殊的组成部分,关注这一群体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从生活(包括城市适应和生活满意度)和工作(包括工作倦怠、工作意义感和工作满意度)两个方面出发,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特征,并进一步探究了这些心理特征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工作倦怠、工作意义感、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情况都不容乐观,超过三成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不能很好地适应城市生活或对此表示不确定;近一半的调查对象表示自己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工作倦怠;近四成的调查对象表示自己的工作没有意义;超三成的调查对象对目前的工作表示不满意;四成半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的生活满意度一般,近四成的调查对象表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不满意。同时,不同亚群体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工作倦怠、工作意义感、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存在一定的差异。路径分析发现,工作倦怠、工作意义感和工作满意度在城市适应与生活满意度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良好的城市适应和工作意义感是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的保护性因素,工作倦怠则是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的破坏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