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域与惯习视角下的权力腐败发生逻辑——基于广东省8个腐败个案的实证研究

日常生活中的"惯习"有正负之分,前者对于腐败有抑制作用,后者对于腐败具有诱因性。社会转型期,权力在社会空间中处于中心位置,场域中的体制表现为显性与隐性,腐败的产生来源于隐性体制与负面惯习的共同作用。从根本上治理腐败,一方面要从隐性体制转向显性体制,通过将显性体制落到实处形成对权力的制约;另一方面从负面惯习转向正面惯习,通过重构健康的社会关系抑制腐败发生。     

论数字时代公共舆情的次生化

数字时代公共舆情面临内在结构的调整和治理挑战的次生化变革。公共舆情内在结构变革体现在技术、文化与空间三个层面，即数字传播应用技术从一元到多元的拓展，参与式文化从追求想法表达到公众情绪联动的转向，舆论空间从传统秩序空间到数字化交往空间的边界消融。公共舆情次生化面临着“技术—文化—空间”的结构性治理挑战，数字媒介与互联网技术增加公共次生舆情治理难度、泛娱乐化乱象销蚀公共次生舆情治理的思想根基、社会结构性紧张扰乱公共次生舆情的治理秩序。应对公共舆情次生化，要从技术、文化、空间三个维度以精准化逻辑矫治技术异化、净化文化生态、纾解社会紧张，完善公共次生舆情防范机制、强化公共次生舆情引导机制和健全公共次生舆情调控机制。     

论公共空间与公共管理

公共空间与公共管理之间存在内在关联,公共空间的构建和扩展源自公共管理职能的改变,而公共空间的变化也反过来促使公共管理范式变迁.浙江近三十年来公共管理实践经验表明,公共管理职能的转变,导致原来单一的公共权力空间转变为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领域的多元公共空间,而公共管理方式的转变,促使公共空间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空间的深度得到极大延伸.因此,从公共空间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公共管理的未来,其关键方向在于进一步拓展公共空间的广度和深度,通过制度创新搭建各种利益主体沟通交流的平台,平衡利益冲突和矛盾,体现公平和正义的价值.     

论作为职业活动的公共管理——公共管理伦理学视角中的公共管理活动

公共管理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公共管理活动与传统的行政管理有着继承关系，但是，它又与传统的行政管理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公共管理职业活动是公共管理社会生命实现的途径。公共管理在他的职业角色扮演中，需要在平等的观念下行使公共权力，需要把职业价值体系内化为自己的社会生命的内容，需要在职业活动中完善自己的社会生命。在传统的观念中，存在着对社会治理的“公仆”定位，这是一种描述，而不是科学规定，其实，公共管理是严格意义上的职业活动。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在根本上就是要消除一切不利于公共利益实现的因素，为公共利益积极地、创造性地实现而提供保障。     

公共权力异化内在成因的理论解析

公共权力是政治共同体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核心基础，指引着政治资源在公共领域的权威性分配。作为人民利益高度聚合的代表，公共权力具有公共性与强制性，这使之在具备促进公共意志达成的能力之外，也潜藏着侵害公共利益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内化于公共权力的内部双重矛盾之中，当其被现实外部因素激活并转化为一种影响政治过程的显性介入性力量时，公共权力的实际运作便会偏离正确轨道，导致公共权力的异化。     

转型期政府权力与公共权力的调适——以国家和社会关系为视角

转型期意味着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由社会国家化逐渐向国家与社会竞合阶段过渡,意味着政府权力与公共权力的合理定位。然而在社会转型的实际过程中,政府权力与公共权力的关系定位还不甚明晰,边界模糊。因此,厘清政府权力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对传统的政府权力与公共权力加以调适,乃是转型期社会的重要任务。     

论公共权力运行过程的监控

公共权力的运行要遵循一定的程序 ,而且在整个运行过程中 ,各部分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 ,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运行系统。应从公共权力的产生过程、公共权力的分配以及公共权力的作用结果的各环节上加强对公共权力的管理和监控。     

公共管理者既得利益问题探析

既得利益是社会利益格局之一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违背“公共性”的既得利益却是社会发展的“毒药”,不仅侵害了社会分配的公平性,还会严重降低社会资源的分配效率,因此,必须加以破除.公共管理者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有着自己职业群体的合法既得利益,也会存在着不为社会认同的“非合法性”既得利益.探寻公共管理者既得利益形成的内在机理,设计合理的治理路径,对锻造和提升公共管理者的“公共精神”有着重要价值.     

“接点治理”:乡村振兴中的公共空间再造——基于上海市Y村的空间治理实践

乡村振兴本质上反映的是国家与乡村的关系问题,而二者关系的核心又在于寻求有效治理的"接点"。因此,寻求国家正式权力与乡村社会有效衔接的"接点",对于实现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自古以来,乡村公共空间就是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对接点,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实现乡村振兴应高度重视乡村公共空间。基于此,构建以"目的—主体—要素"为分析框架的"接点治理"理论,对上海市Y村进行深入的案例研究后发现: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的本质就是回归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包容性,这便决定了必须在国家主导的权力逻辑、市场力量主导的资本逻辑与村民主导的生活逻辑等三者之间实现平衡,实现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由政府主导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转变。促使这一转变形成的内在机制主要有主体多元的权威机制、村庄能人的关系契约和关系动员机制、利益平衡的合法化机制。由此可以说,公共空间治理不失为当下"强国家、弱社会"治理格局下实现乡村内源式发展的一种新可能。     

论公共管理之伦理要义

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组织化或制度化过程,公共管理本身具有非常强的伦理意蕴,其管理行为、权力运行、政策制定及制度安排或多或少地都从伦理那里获得了公共治理的道义支持和伦理合法性。公共管理严密的结构性也决定了其伦理诉求的有机性,制度伦理、政策伦理和职业伦理共同构成了公共管理的基本伦理体系,并在效率、正义、责任和和谐等价值准则的引导下,发挥着规范、选择、引导和维系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