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专门的刑事证据法的制定

随着社会主义法制的发展,我国刑事证据立法与实践的冲突日益暴露。为此,本文以刑事证据立法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刑事证据的重要地位;证据立法史的演进;现行证据立法的缺陷三个方面系统论述在我国制定一部专门的刑事证据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同时对我国刑事证据法的立法内容：证据制度、证据的基本原则、证据规则等进行探讨研究,为能早日制定一部刑事证据法抛砖引玉。     

刑事证据基本属性新阐释——应用论视角的证据价值、功能、工具定位

证据的基本属性问题是证据学研究的基础理论之一。证据属性的明确不仅和证据概念、证据分类这样的理论研究有关,更关系到证明标准的建构和判断、以友证据规则的设置与执行。唯有从自然和人定两个方面对证据属性进行把握．才可能较为理性地回答学术界已经提出、但仍然存在着极大争议的有关刑事证据的基础理论问题。此视角也才能够为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有益的新探索。     

达马斯卡证据法思想初探——读达马斯卡《漂移的证据法》

两大法系国家的证据制度具有相当大的差异,世界著名证据法学者达马斯卡所著的《漂移的证据法》对此作出了深刻的比较研究。这种比较研究对我国证据制度的建构和完善不乏启发意义。英美国家具有独立的证据法,大陆法国家则倾心于法官的自由心证,而缺乏独立的证据法。我国应当实行规范证明和自由证明的混合制度。     

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规则

刑事证据规则是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指导司法机关对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进行审查判断的规范性规定。证据规则的出发点是认为司法证明活动总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完善性 ,因此法律必须规定在可能出现错误的地方浪费某些证据 ,也不要乱用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用六节三十二条的篇幅对司法人员的取证行为作出了系统性的规定 ,但证据规则只有一个粗略框架。目前我国主要的证据规则有非任意性自白排除规则、被告人口供补强规则 ,亟需建立的还包括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人特权规则等     

判例机制在刑事证据法领域的引入

在我国刑事证据法领域引入判例机制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判例在证据法领域的作用经历了作为证据法的直接渊源、作为成文证据法的“立法资源”、作为阐释、适用证据法规则的方法三种模式.我国当前应当从构建证据法规则体系入手,构建证据判例的整体结构,同时健全判例机制的制度支持,包括规范判决说理、完善审级制度、提高法律职业者素养等,并最终作用于案例指导制度,从指导性案例的产生、适用、效力、对新证据规则的作用等几个方面不断地完善案例指导制度,最终构建起我国的刑事证据判例机制.     

DNA证据规则的理性完善主义——兼评程序与规则的对立思考

反律法主义命题的阐释是源自边沁对证据法的衡量与评价。基于对普遍认知能力的依赖、对还原事实的逻辑推理认定,边沁在强调事实认定在审判方面重要性的同时,却也表现出对自然体系的偏好。反律法主义命题最终走向了放轻证据规则、偏重证明程序的矛盾。以DNA证据为例,当DNA证据所指向、确认的事实出现时,是否仍然需要对该类证据规则进行严格限定。DNA证据固然具有人身识别和真实对应等司法价值,但是我国的DNA证据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在立法层面缺乏相应的法律授权和系统的程序规则,特别是与侦查活动联系最为密切的人身强制采样根本无法可循,这使得侦查实践中的DNA证据运用出现混乱。借助证据规则的理性完善主义对现行DNA证据规则进行补强,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回到了反律法主义追求事实正义的目标之中。     

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改革和发展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重点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证人出庭制度,明确规定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面对当前国情,应当设置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告知程序,提高侦查水平,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保障机制,正确处理适用这些原则可能出现的问题。     

证明力与证据能力辨析——兼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传统法学界对证据能力和证据证明力的认识存在诸多不甚明晰之处,准确界定二者概念并厘清它们的区别和联系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证据理论上的其他制度.以这种错乱认识为基点,传统证据理论对证据规则、自由心证原则和证明标准等问题也产生了一定的误解.上述认识的混乱和误区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也有着突出的体现.     

我国政府规制改革的两个问题

规制是现代政府不可缺少的管理职能,政府规制机构是规制的核心。然而,在我国市场经济进程中,规制机构缺乏独立性,规制立法不科学,规制行为不规范。因此,必须对我国政府规制进行改革,实行政企分离,保证规制机构的独立性,完善规制法律体系。     

我国公证证据规则的现状及对策分析

目前,我国关于公证证据规则的规定过于简单。公证证据规则的不完善导致实践中错证、假证大量滋生,公证的公信力受到严重影响。因此,构建我国的公证证据规则至关重要。首先,应对各种证据按其证据能力或可采信程度实行分类;其次,确定对公证事项的调查范围;再次,明确公证人员对公证事项真实性进行调查核实的手段和方式。     

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两种范式之比较分析——兼谈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启示

我国宪法已经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因此刑事诉讼如何来保障人权是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关键和焦点所在。为此本文从对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两种人权保障范式理念以及保障范式进行了比较分析,以期能够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有所借鉴和启示。     

英国刑事证据制度的新发展

在英国证据法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从理论与实务两方面论述英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与证据制度的新发展,包括刑事侦查中警察权力的强化、刑事公诉中的检验标准、刑事审判中的证据开示以及非法证据的排除等。     

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若干问题

刑事简易程序相对于普通程序而言更为简易和快速,受到各国的青睐。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同时要求对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当派员出席法庭,为此,检察机关应当积极应对,加强与公安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沟通,积极探索既能简化办案流程、又能保证案件质量的工作模式。     

对“两个刑事证据规定”的宪法解读

两个刑事证据规定以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为指导,确立了证据裁判原则,加强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护,体现了宪法人权保障原则及其价值理念,蕴含了权利中心主义观念,遵循了正当程序原则,有利于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规范和制约司法公权力,有效平衡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     

成败难卜的证据法移植:以两大法系为例

两大法系证据调查方法要相互借鉴,必须注意走修改法律规则的捷径可能带来 的危害。就民事诉讼而言,不同的法院组织、不同的诉讼运行方式和不同的程序推进控制权的 分配三者最有可能成为西方两大法系证据制度移植的障碍。改革必须仔细研究新制度与旧环 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片面的学习和模仿,在实务中难以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有些制度是无法 复制的。     

我国刑事诉讼证据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证据是证明案件的真实依据,也是诉讼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全部的刑事诉讼活动都是围绕刑事证据的收集和运用进行的,目前我国刑事诉讼证据立法在证据的收集、证据的正当性、证据采信、证人作证等方面存在不足,在今后工作的重点是进一步完善证据规则。     

新律师法实施后律师刑事取证权的保障问题

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调查取证权在法律上已不是问题,但是律师们基于潜在的职业风险在实践中却不敢使用,这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具有民间调查的性质,不具有强制性,有关单位和个人并无向律师提供证据和作证的义务,因此律师调查取证仍需经过被调查人的配合或同意,否则难以实施;律师的申请取证权如要得到落实,必须赋予律师取证申请以法律效力,明确法院拥有强制取证的权力,给予律师必要的权利救济等;为了强化辩方的取证能力,化解律师职业风险,应当允许律师聘请私人侦探代为刑事调查取证。     

正当程序下的刑事被追诉人权利保障思考——兼论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的若干问题

目前,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已经对外公布并即将实施,该修正案总体上体现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兼顾、公正优先兼顾效率的修法精神.实践中任意搜查、扣押,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等恶劣行迹时有发生,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突破口在于实现刑事诉讼程序的正当化,将正当程序的理念切实引入到刑事诉讼法及其实施中,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司法实践中的一些不良现象,更有效地维护被追诉人的人身权、财产权及其他程序性权利.     

对我国现行刑事证据制度定名问题的思考

人的理性对具体案件作用方式的不同,是划分人类诉讼制度史上三大证据制度的标准.顺着这一思路和标准,我国现行刑事证据制度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心证证据制度.这一命名对完善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和推进刑事司法改革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自由心证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运用

长期以来,我国对自由心证一直持否定态度。实际上,就我国的刑事诉讼过程看,作出立案、逮捕、侦查终结、起诉、判决的决定,其实都是“心证”的结果。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证据证明力的判断标准没有作出直接规定,但从许多地方可见“自由心证”标准的端倪。我国的刑事诉讼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可以并且必然要合理吸收自由心证原则的。加大司法改革力度,完善司法运作机制,是确保自由心证原则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