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争端解决机制与ICSID之比较

《华盛顿公约》设立的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ICSID)为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投资争议提供了较好的解决途径,即在东道国国内司法程序之外,设立了国际调解和国际仲裁程序。同样作为国际投资争议的解决机制,WTO争端解决机制与ICSID在投资争议解决方面各有优势与不足,比较两者的差异有助于更好地发现WTO争端解决机制在解决国际投资争议方面的特点。     

BITs争端解决条款与ICSID的发展与协调

BITs作为国际投资领域最为活跃的法律规范,发展迅速,特别是其中的争端解决条款。ICSID作为解决他国投资者和东道国争议的重要场所,必然关注BITs的发展。BITs与ICSID的发展与协调为解决他国国民与东道国投资争议这一国际投资争议中的难点,创造了一个良好机制。     

“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仲裁程序若干问题探析

“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是仲裁解决东道囤与外国投资者之间投资争议的最重要的国际机构。通过制定详细的仲裁规则和丰富的仲裁实践，“中心”的仲裁运作具体入微且颇有特色。研究并了解“中心”的仲裁程序，对应对这种争议解决方式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论中国海外投资者对国际投资仲裁机制的利用

国际投资仲裁是当前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投资争端的主要法律方式，对于保护投资者利益、维护国际投资法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资本输入国和上升最快的资本输出国之一，投资者在海外遭受东道国不公正待遇的情况呈上升趋势。自2007年“谢业深案”开创中国投资者通过国际仲裁解决投资争端的先例以来，中国在国际投资仲裁舞台上日渐活跃，表现出海外求偿案件多、被诉案件少、被告国覆盖面广、仲裁发起主体多元、管辖权争议突出、实体法律问题尖锐等特征。针对我国推行“走出去”战略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海外中资利益缺乏有效法律保护问题，我国应加强对本国海外投资者的法律保护意识培育、构建资金及法律援助等配套措施、调整对外投资条约体系及外资立法，从而推动投资者更为积极地利用国际投资仲裁机制来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仲裁的有关法律问题

“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简称ICSIQ，以下简称“中心”）是根据1965年3月18日的“华盛顿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由世界银行发起而建立的一个解决东道国和投资者之间争议的国际性专门机构。“中心”设立的目的旨在给作为东道国的发展中国家与其投资者提供一个解决投资争议时相互信任的良好氛围，从而增加投资者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投入，以此促进国际经济交往的发展。“中心”以30年的实践证明，其在解决国际投资争议方面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吸收投资的大国，我国政府不断地通过经济、行政、法律上的各种…     

BOT方式下的争议解决机制与ICSID仲裁

BOT项目投资是 80年代开始兴起的一种新型投资形式。本文从分析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私人融资基础设施项目立法指南》草案入手 ,对我国BOT争议解决法律框架的构建提出了若干建议。在对ICSID管辖权分析的基础上 ,本文对我国利用ICSID解决BOT项目中缔约政府与特许权人的争议问题提出了立法建议。     

浅析国际投资多边立法的不足及其影响

由于资本输入国和资本输出国之间的矛盾，国际投资的多边立法一直进展缓慢。全球性多边投资实体法规则的缺失和有效的投资争议解决机制的缺乏，不利于造就一个稳定的、可预见的国际投资环境。未来的投资法体系的完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社会能否尽快找到一个合适的多边投资立法场所，能否确立一套适当平衡南北利益的多边实体法投资规则和有效的投资争议解决机制。多边投资立法的加强，不仅是弥补现有国际投资立法不足的重要手段，也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投资自由化的必然要求。     

双边投资条约与特许协议中争议解决条款的效力冲突问题及解决

双边投资条约是调整国际投资关系的重要国际法手段，特许协议则是国际投资领域常用的一种投资模式。双边投资条约由国际公法调整，对条约义务的违背是一国的国际不法行为，将引起该国的国家责任；而特许协议则接受东道国国内法的调整，对特许协议的违反通常被认为应承担合同法下的违约责任。本文通过对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近年来审理的三个案例及相关材料的分析，揭示了二者在争议解决条款上存在的冲突，并就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就如何解决这种冲突以便利国际投资争端的解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国际投资税收争议可仲裁性问题研究

在以应对能源和环境危机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海外投资者往往面临来自以保护能源或环境或公共利益为目的的资源税、环境税、暴利税等税收征收风险,在某种程度上将加剧投资者利益与东道国公共利益的对决。在传统上,国际投资条约排除税收争议的可仲裁性。但是,自20世纪末期以来,国际投资立法和仲裁实践中出现了税收争议仲裁化的趋势。在这一新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应根据资本输入和输出的国情,通过在投资条约中引入税收仲裁机制达成投资者利益与国家公共利益特别是税收主权利益的平衡,即在双边税收协定中适当引入强制性仲裁机制的同时,在投资协定中通过合理的制度确立税收争议的可仲裁性。     

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IC SID)与中国

本文具体分析了我国加入《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后，在利用“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仲裁时，所应采取的对策。     

浅谈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与中国应的对策略

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简称IC SID(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在近几年来,随着国际间的形式在不断的发生变化,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也在发生着变化和发展.在这个方面主要体现在程序不断的完善和在实体等方面不断的加宽案件受理的范围.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在变化和发展的同时也给我国带来了一定的问题,本文以此来进行探讨.     

国际商会友好争议解决规则

国际商会在调整和促进国际商业交往方面已有近80年制订规则的经验。这些规则包括争议解决规则，用来解决贸易关系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争议。《国际商会友好争议解决规则》即代表了国际商会在这一领域的最新成果。《国际商会友好争议解决规则》是由来自75个国家的商业团体代表与争议解决专家商讨的产物，目的在于为商业伙伴提供一种最符合其需要的友好争议解决方式。规则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当事人有权自由选择其认为最适于解决争议的方法。若未对采用何种方法达成协议，则采用调解。     

略论中国法律确保外资争议妥善解决

外国投资者(包括港澳厂商)在中国投资,可能会同中国合作者在投资合作过程中发生争议,也有可能会同中国政府在对外资的管理过程中发生争议;本文统称之为外资争议。外资争议如何解决,直接关系到双方权益的得失、投资关系的进退,对中国投资环境的好坏也会带来重要影响,故而既为外国投资者所关心,也为中国政府所重视。为了保证外资争议能够获得妥善解决,中国加强了有关解决外资争议的程序立法,本文试作简要论述。     

劳动争议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兼论我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制度完善

本文通过对我国现行劳动争议纠纷解决机制现状的描述，指出存在的问题，提出我国立法可以在对劳动争议进行个别争议和集体争议区分的基础上，分别规定不同的劳动争议解决程序，对集体争议采取“协商、调解、仲裁”制，对个别争议采取嘲解自愿，只审不裁”的劳动争议解决机制，并提出具体操作上的建议。     

WTO争议解决机制改革必须坚持守正创新

WTO争议解决机制改革应坚持守正,即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非歧视等原则,反对单边贸易限制措施。WTO上诉机构巳经瘫痪四年,临时仲裁上诉安排不能取代上诉机制。WTO应该尽快恢复具有纠正专家组法律错误的上诉机制。WTO的争议解决机制是解决一成员政府措施与涵盖协议一致性的争议,政府成员的法律视为事实。WTO没有先例规定,一个争议案的裁决只对当事方有约束力。为避免审案专家和上诉机构成员越权,部长会议应及时对涵盖协议做出解释。建议就调解解决WTO争议建立正式规则,以便迅速公正地解决政府之间的贸易争议。     

论对发展中国家参与投资条约仲裁的援助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签署的双边投资条约在为其营造稳定、透明投资环境的同时,为投资者利用条约仲裁条款挑战东道国政府提供了创新性的争议解决模式。很多发展中国家缺乏参与投资条约仲裁的经验,并且没有能力支付雇用外部律师的昂贵费用,投资条约仲裁的合法性受到威胁。投资条约仲裁法律援助中心的建立,可以为发展中国家获取法律权威资料和法律专门人才提供便利,以使其能有效地应对投资条约争议的申请。     

两岸域名争议行政程序解决机制之法律特点比较研究

在强调快速便捷与意思自治的网络环境中，通过域名注册管理机构指定与授权的争议解决机构对域名争议进行裁决的行政解决程序，是解决域名争议的一种新型非诉讼解决争议方式。本文通过比较研究海峡两岸域名争议行政程序解决机制的不同法律特点，为完善我国现有域名争议解决机制提供了初步设想。     

论ICSID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冲突及选择——以国家和私人投资争议解决为视角

ICSID仲裁体制和DSU准诉讼机制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争端解决方式,但由于国际投资被成功地纳入WTO协议调整,使得DSU可以适用于解决部分国际投资争议,ICSID体制与DSU机制因此而在国际投资争议解决领域形成了既互为补充又相互冲突的关系。承认二者差异,并在涉及国际投资关系的WTO协议中具体规定两种方式的选择和适用条款,确认私人DSU机制中的出诉权是解决机制冲突和指导当事人有效选择争端解决方式的有效途径。     

上海自贸区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与创新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在外商投资领域正在着手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与准入前国民待遇,这一制度创新是我国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投资规则的重大战略决策,也不可避免会催生自贸区“专属投资争端”的产生及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创新需求。针对外国投资者与国内投资者之间发生的“涉自贸区”争端,在构建多元化争端解决机制的同时,还应考虑涉自贸区商事争端诉讼解决的“集中管辖”与法律适用上的大胆突破;在鼓励投资者通过商事仲裁解决争议的同时,应尝试突破我国现行立法的规定。允许当事人授权下的友好仲裁;针对外国投资者与我国政府之间发生的“涉自贸区投资争端”,不宜将其提交ICSID等国际仲裁机构解决,而应通过构建适合自贸区特色的临时仲裁机制,并将用尽我国行政与司法救济作为提交仲裁的前提。     

务实创新,扎实推进市政公用行政复议工作

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依法解决行政争议、化解社会矛盾、加强层级监督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平台。近几年来,我国相关行政机关努力提高办案质量,畅通复议渠道,健全行政复议工作机制,提高行政复议能力,努力将行政争议化解在基层、化解在初发阶段、化解在行政系统内部,密切了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维护了政府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