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邓小平重塑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思想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从三个方面成功地重塑了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即坚持扬弃原则,与时俱进地推进理论创新,促进意识形态的发展与完善;强化执政党意识,注重执政绩效,把发展作为"最大的政治";切实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致力于民主政治的发展.重新探究新时期邓小平关于重塑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思想,对于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从合法性看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发展

合法性决定着政治发展的空间，而政治发展反过来可以巩固和提升合法性，这种内在的关联决定了合法性是透视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全面合法性危机是新时期政治发展的背景，三个阶段的政治发展有着不同的重点，合法性的重构也经历了从单一到均衡的过程。新形势下的政治发展仍然面临着多方面的严峻考验，政治意识、政治制度与政治行为是影响政治合法性的三个基本层面：从政治意识层面看，理论自觉与理论创新仍然是推动政治发展与塑造合法性的重要动力；从政治制度层面看，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政治发展的主要内容与巩固合法性的主要途径；从政治行为层面看。约束、监督政治权力主体与提升政治权利主体政治参与能力是政治发展的方向选择与夯实合法性基础的根本路径。合法性作为政治系统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起到了衡量政治发展晴雨表的作用。三十年的政治发展铸就了一个新的起点，也开启了对合法性追寻之路。     

现代公共政策的合法性

公共政策合法性是政治合法性的派生概念，依据哈贝马斯的分类，迄今为止的合法性理论可作规范主义和经验主义之分，但无论是规范主义合法性还是经验主义合法性，在作为考量现代公共政策合法性的依据时都有不足。前者对于政策合法性的认识建构于抽象思辨之上，后者在现实中往往导致政策实质上的非法。哈贝马斯本人提出的“重建性”合法性理论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可作为考量现代公共政策合法性的依循标准．其具体实现途径是协商民主。     

试析邓小平政治理论中的政治分析方法

邓小平政治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政治分析方法则是学习、把握其政治理论的重要途径。探讨邓小平政治理论中的政治分析方法 ,可以从政治学角度切入。     

中国古代政治合法性的塑造和维系考察——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

学界对政治合法性的研究一直以西方分析范式为拥趸，忽略了对中国古代政治史中合法性理论资源的挖掘和提炼。在观念塑造和制度维系的视角下，文章分析了中国古代君权延续过程中不同时期的合法性特征和在特定历史时期维护权力存续合法性的路径，以弥补政治合法性研究中对中国古代政治合法性理论资源挖掘的缺失，同时为现代政治合法性塑造贡献来自中国古典政治的智慧。     

论邓小平政治稳定思想的意义

政治稳定思想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主要探讨了邓小平政治稳定思想提出的哲学根据 ,分析了影响我国政治稳定的因素以及当前深入学习邓小平政治稳定思想的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关于合法性问题的几点思考

合法性问题既是政治生活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又是一个急需完善的现实问题。它是一个政治系统存在、持续、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是政治行为的本质要求,是政治文明的合理内核,是政治发展的根本保证。合法性有着丰富的内部层次性。本文从合法性的界定入手,以政治权力及其主体的功能为主线,对合法性范畴进行界定,进一步探讨合法性的基础和危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危机与实现合法性的途径。     

我国执政党政治合法性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执政条件以及国内外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对我国执政党政治合法性提出了空前严峻的挑战。如何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成为我党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阐述政治合法性的基本理论,提出当前我党政治合法性所面临的挑战及其解决对策。     

邓小平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初探

邓小平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研究邓小平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三个代表”的政治合法性视阈

政治合法性作为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在不同语境下有着不同的内涵。在当代中国,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在于努力契合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信任。"三个代表"从政治与经济、政治与文化、政治与价值三个向度对政治合法性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理性自觉。只有实践"三个代表",才能积极回应社会转型、党员队伍建设、社会结构调整等对政治合法性提出的挑战,提高执政党的执政绩效,推进党员队伍建设,优选正确的改革战略,夯实与维护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合法性。     

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下政府权威的合法性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将政府干预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确立了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在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下,受到传统政治文化、社会发展需求和现实发展成就等因素的影响,公民自愿服从、认可政府权威,构成了较为稳固的合法性基础。政府权威的合法性基础是不断变化的,面临转型危机,如何维持政府权威的可持续发展,将成为中国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     

正当性视角下的海事请求保全担保规则

正当性包含合法性与合理性两个方面,用以指引和评价法律的价值追求。海事请求保全担保制度作为程序法设定的规则,其正当性判断直接指向正当程序问题,包括程序法本身的正当性和程序运行过程的正当性两方面。以正当性为视角考察我国海事请求保全担保规则可以发现,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程序运行过程中,海事请求保全担保规则都存在一些不符合或者看似不符合法律正当性要求的内容,需要对其进行正当性梳理和论证,寻找其中偏离正当性的因素且加以修正,并对一些看似失当实则不然的内容给出符合正当性要求的解释。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政府权力运行机制的历史类型及其演进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政府权力运行机制经历了建国前、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至今三个发展阶段。依据权力运行的合法性来源不同,可大体上将这三个阶段占主导地位的政府权力运行机制分别概括为传统型政府权力运行机制、魅力型政府权力运行机制和法理型政府权力运行机制。当然,这种分类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抽象,实际情况往往错综复杂,而且在阶级性质上也有根本的区别。     

试论WTO法的正当性问题

随着全球治理实践和理论的兴起与发展,WTO法的正当性问题正日益受到关注。本文分析了这一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以几种质疑WTO法的正当性的观点为基础,提出了WTO法的正当性的含义,并对提高WTO法的正当性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刑事合理性原则初探

法律上的合理性原则,一般与自由裁量权紧密联系。在刑事法律领域,合理性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一样,其出发点在于对国家行使刑罚权进行必要的限制。在现代刑法理论中,罪刑法定原则最能体现出合法性原则对刑事裁量权的制约。但是,罪刑法定原则也存在一定的不足,这需要合理性原则加以补充;并且,在合法性的前提下,刑罚权的运用、法律解释以及刑事司法中的法官释法、自由裁量等,还需要以合理性加以限制,才不会出现形式的公正造成了实质的不公正的局面。     

执政合法性的重塑：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

中国共产党曾具有十分丰厚的合法性资源,社会变革使得执政合法性面临着新的挑战。"三个有利于"标准不仅为各项工作提供了评判标准,而且开启了重塑执政合法性的现实路径。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强调了合法性之于中国共产党的现实意义,构筑了执政合法性系统的理论架构。     

软法语境下高校自治规则的合法性重塑

高校内部自治规则本身的合法性问题引发了高校治理的合法性危机。传统的行政法研究进路虽解决了高等学校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必要性问题,但对高校自治规则本身合法性问题的回避,使其无法在最终意义上为高校依法善治开出一剂良药。相较之下,软法则为高校自治规则的合法性构建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一方面,以开放、参与和协商为特征的软法机制与高校自治的精神在本质上相契合;另一方面,软法规范需置于宪法和相关硬法的约束之下,则又可以防止高校自治脱离国家法,背离良法之治。     

诱惑侦查之基准:合法性原则和最后手段原则

合法性原则和最后手段原则是诱惑侦查司法准则的核心内容。合法性原则以诱惑侦查的强制侦查属性为基础,要求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在实施诱惑侦查过程中应严格遵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并以符合法律规定的方法正当地实施,以追求客观、合法、有效的侦查结果。最后手段原则足以合法性原则为前提,并以侦查比例原则为理论基础,将诱惑侦查限定为侦查方法系统中的最后一环,是不得已而采用的最后方法。     

邓小平对政治合法性的维护

合法性是关系到党和国家政权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文革"结束后,维护党和国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凸现出来。邓小平在对待和处理党的执政合法性问题上表现出了一个伟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他正确处理了毛泽东的意识形态遗产,开辟了建设法理型权威的道路,并通过促进经济发展和反腐败树立政府形象的方法维护了执政党的合法性。     

现代行政的正当性危机——兼论现代行政模式的转换

行政裁量以及行政立法权广泛兴起,改变了行政活动的依据,抽离了原来行政活动寄托于法律之上的民主因子,打破了传统形式法治要求下的行政正当性基础。寻求现代行政正当性基础,必须要摒弃传统的单一行政模式,寻求新的行政模式以克服正当性危机。参与式治理模式为现代行政提供了正当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