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法优位"的"人本"解读

"私法优位"还是"公法优位"在我国法学界的讨论还在进行,笔者认为如果把"私法优住"用"人本"的思想进行解读,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私法的优位性.因为,在市民与国家的关系中,私法是调整平等的市民社会的法;公法是调整非平等关系的政治国家的法,以民(人)为本决定了是"私法优位"的必然性.     

浅论公司法授权性规范

随着法学特别是公司法学对经济分析方法的引进和应用，公司法中授权性规范与强制性规范的关系自然也成为法学界具有极大争议的重要课题之一。当前，公司法的私法本质决定了其以授权性规范为主，并在理论上进一步界分了公司法授权性规范体现的权利实质是充分的自治，配置的主要工具是公司章程。     

行政私法行为探析

行政私法行为是一种以私法方式完成公法上任务的行为。在给付和规制行政领域,它是一种兼具公法和私法属性的复合行为,受到法律保留和目的原则的制约。在法律适用方面,对这种公私复合的行为,应当综合适用公法、私法。     

论《劳动合同法》中的意思自治与国家强制

从法律性质的角度看,劳动合同关系兼具公法和私法两种属性,私法性决定了在在劳动合同缔结的过程中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公法性决定了在劳动合同内容的确定中发挥国家强制作用的必要性。实现劳动合同法中的意思自治与国家强制的协调需要分清劳动合同关系的性质与种类,在私法性劳动合同关系中保障意思自治的实现,在公法性劳动合同关系中维护国家强制的效力。     

论和谐社会的私法促进

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公法与私法双管齐下,但由于中国是一个严重缺乏私法传统的国家,要达到公权私权均衡和谐的理想状态,必须加强私法建设,从而进一步提升民众和国家机关认识私权、尊重私权,维护私权的意识。     

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思考——以监护的公法化倾向为视角

纵观各国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基本上以私法规定为其中心，但为保障私法规定能够充分实现，越来越多的属于公法性质的条款介入到该领域，使未成年人监护问题在制度上形成了公法化趋势，即在调整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上带有公法色彩或公法因素，而其本质仍属私法．在此简称为称“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公法化”。     

债权的公法保护

实现公平的竞争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债权的实现意味着市场信用的实现。保护债权以及债权的实现,就是保护交易安全、保护市场的信用基础、保护市场作用的积极发挥,它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通过公法保护债权是公法的当然责任和重要任务,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可行的。通过公法的制度和调整方法,对债权进行有效的保护,是指在维护和尊重私法秩序和私法手段的同时,利用公法独特的调整机制,对债权进行更大范围的保护,也就是通过公法制度的建设和完善,给债权的实现提供一个较为宽松的法律环境和制度环境。     

论分类改革后事业单位的公法“回归”及制度设计

我国事业单位改革始终没有解决事业单位的公、私法属性问题,公法属性的模糊已成为事业单位逐利、问责含糊等表象问题的本源,本轮事业单位改革应在保留公益性事业单位的基础上,明确事业单位的公法定位,建构中国语境下的“公益法人”制度.     

当前我国法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日前,法学界一些专家学者在京召开了几次座谈会,对我国近年来法学研究中出现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见解。 一、关于法学研究的指导思想 与会学者指出,当前法学界有淡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淡化意识形态的倾向。如有些人不分社会主义法与资本主义法的本质区别,笼统地提出现代法的精神都是契约自由、权利本位、人文精神等,这实际     

论行政程序法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

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既是私法的基本功能,也是公法的重要使命.在公法体系中,各个不同的法律部门均以其特有的机制和方式发挥着保护私有财产权的作用,但行政程序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无疑是其中最为直接和有效的.     

财税体制变革与纳税人权利保障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要求,并强调"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从而为我国今后的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也为公法学研究的繁荣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机遇。财政税收是公法学视阈下的重要理论命题,但过去公法学领域对该问题的研究尚显得薄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关于完善我国财政法律制度的重大部署和具体设想,则为相关研究向纵深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性指引,本组文章尝试从财政宪法学的角度对公法学研究的转型与发展做一粗浅探讨与思考。     

论我国财政宪法学的当代发展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要求,并强调"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从而为我国今后的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也为公法学研究的繁荣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机遇。财政税收是公法学视阈下的重要理论命题,但过去公法学领域对该问题的研究尚显得薄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关于完善我国财政法律制度的重大部署和具体设想,则为相关研究向纵深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性指引,本组文章尝试从财政宪法学的角度对公法学研究的转型与发展做一粗浅探讨与思考。     

依宪治国背景下财政法治化探析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要求,并强调"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从而为我国今后的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也为公法学研究的繁荣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机遇。财政税收是公法学视阈下的重要理论命题,但过去公法学领域对该问题的研究尚显得薄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关于完善我国财政法律制度的重大部署和具体设想,则为相关研究向纵深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性指引,本组文章尝试从财政宪法学的角度对公法学研究的转型与发展做一粗浅探讨与思考。     

试论我国劳动合同形式的立法发展

劳动法被定位于公法和私法兼容的社会法法域已是学界的共识,但作为劳动法重要组成部分的劳动合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以私法性质为主导;劳动合同形式在我国立法进程中经历了一个从要式到不要式的嬗变和发展,由此决定劳动合同书面形式的效力从要件主义转向证据主义,而这一切正是"对劳动者进行倾斜保护"原则的具体体现。     

论行政许可信赖保护原则

行政许可信赖保护原则是私法领域的“诚信原则”在公法领域的转化和延伸。我国《行政许可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这一原则,是我国行政法制建设史上的一项重大建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就行政许可信赖保护原则的涵义、价值以及进一步完善进行了论述。     

自然法视阈中的公法解释基本原则

自然法学强调法和法律的区分,认为国家制定或认可的法律之外存在法.在私法领域,基于私法的造法性以及制定法的局限性,适用法律时允许依法解释或在法律之外寻找法的做法易为人们所接受;但在公法领域,鉴于公法限制公权力及保护私权利的性质,公法解释是否还能突破公法的明文规定甚或在法律之外再找法？本文认为,公法原则或公法理念是人们经过长期实践认识到的真理,本身即为法,公法规范若不合这些原则或理念,应被摒弃,转而适用其他合法之规范,公法涉及公权力行使的法律漏洞不允许以扩大解释作填补,惟涉及私权利享有之法律漏洞允许依法扩大解释.公法解释应遵循合法原则、合理原则、合目的原则和合程序原则.     

试论公众参与的经济法

一、公众参与是经济法社会公共利益本位的体现和需要 (一)经济法社会本位理论的困境. 正如传统私法的权利本位、公法的权力本位一样,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在经济法学界,甚至在整个法学界已渐渐趋于形成一种共识.正如潘静成、刘文华及史际春等先生的新纵横统一说所倡导的那样,笔者也认同经济法的本质之一就是平衡协调法,即"经济法的立法和执法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来调整具体经济关系、协调经济利益关系、以促进、引导或强制实现社会整体目标与个体利益目标的统一".[1](P55)然而要完成这样的一个统一却是艰辛而复杂的.     

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宜缓行--一种比较制度分析的视角

上市公司治理是世界各国探讨的热门话题 ,而这一问题对于我国国有企业公司化改革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如何选择借鉴各国已有模式 ,如何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是我国法学界、经济学界理应从理论上解决的问题。自证监会发布《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来 ,我国理论界对独立董事制度的争论从未停止。笔者在本文中试图对其从一个新的角度展开论述 ,以探求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推行的可行性     

法治理性的社会化与市场经济的兴起

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不仅需要法制基础,更需要“法治”基础。在探讨市场经济与法治的相关性时,应重视法治理性的维度。法治理性是市场经济模式发生与运行的重要化基础之一,它为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提供了基本的价值前提和人道根基。在西方,法治理性的社会化是通过罗马法复兴运动和罗马法私法原则公法化来完成的。法治理性对于市场经济主体的形成、市场经济制度环境的营造起到了重要作用,推动了西方古代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论行政权、私权融合与行政法学研究的变革

私法精神对行政权行使的渗透,使得行政权呈现私法化趋势,表现为行政组织的私法化、行政任务的私法化、行政行为的私法化以及行政救济的私法化;与此同时,在原本强调平等、权利、自治、契约的私权领域,行政力却介入其中,并对私权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出现私权行政化趋势,但其所涉范围、程度等有一定的限度。在上述两种现象的背景下,作为以行政权为研究对象的行政法学,其内容也必将发生变革,需要不断予以完善与创新,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趋势。应跳出纯粹的公法范围,以全新的视野来研究行政主体、行政行为、行政救济、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同时还要研究行政权对私权介入的条件、程度、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