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公开救济制度研究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构建意在保障公民知情权,建设服务型政府。救济制度不仅是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实施的保障,而且是政府信息公开法律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本文主要从研究政府信息公开救济制度的理论基础入手,针对我国目前政府信息公开救济制度的现状,借鉴国外政府信息公开救济制度,提出了构建和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律救济制度的立法建议。     

试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完善

以政府信息公开的案例分析为基础,探讨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存在的问题:《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法律阶位低,法律体不完善,信息公开范围不明确,责任追究机制不健全;介绍了美国、日本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状况;提出了从立法障、机制保障等方面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相关建议,特别强调应将公民知情权纳入宪法、尽快促成更高阶位的立法、续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体系、细化《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信息公开的例外范围、健全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法律济机制等。     

浅议知情权及其法律保障

本文在阐述知情权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知情权当前在我国的现状及缺陷,提出了建构完善公民知情权的法律保障机制的对策建议。     

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 进一步保障公民知情权

知情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而信息公开是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制度基础。建立和发展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切实保障公民知情权,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是预防腐败的有效途径,是保护公民自身权益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法律虽然没有有关知情权的明文规定,但该项权利的确立有其宪法依据,同时也是履行有关国际条约义务的必要步骤。公民知情权的保障应当随着社会主义民主进程的深化而不断得到加强。因此,借鉴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建立完善有中国特色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体系,使公民的知情权依法得到切实保护和得以正确行使,是我们面临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现有法律框架下政府信息公开救济制度的完善

目前,政府信息公开救济制度存在着举报处理制度激活率低、公民对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的认知度低、复议和诉讼案件数量过低、非正常复议和诉讼案件过多、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尚未大范围纳入复议和诉讼等诸多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政府信息公开救济制度的完善,完全可以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在不修改法律和不调整救济制度的条件下,通过激活举报处理制度,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复议和诉讼救济指引措施,探索完善应对非正常信息公开复议和诉讼的机制,以宣传普及相关案例推动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的救济等方式加以推进。     

充分保障公众知情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解读

2007年4月24日,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下称《条例》),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条例》是中国中央政府首部有关保护公众知情权的行政法规,在中国民主法治进程中具有重大的意义。     

《知情权与透明度》专题报道说之一 让人民知情，天塌不下来

2008年5月1日，是中国政府变革和民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节日。这一天，一部一年多前就已颁布，名叫《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行政法规正式实施。 在中国已经出台的上千部行政法规中，鲜有一部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这般唤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和热望。原因就在于，这是中国立法史上第一部保障公民知情权的专门法规，这也是近年来中国政府最重要的制度创新。 但是，一部仅仅写在纸面上的法规并不足以担当起历史的重任。正因此，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之时，我们有理由深入探寻政府信息公开的时代背景，历史变迁和理念擅变，并发出这样的追问——面对即将到来的“信息公开时代”，无论是政府还是公民，无论是实践层面还是立法层面，是否已真正做好准备？     

交通事故认定的法律救济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将交通事故认定书定性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公安部的部门规章随即取消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重新认定程序,人民法院也不再受理对交通事故认定不服提起的行政诉讼,使得关系当事人重大权利义务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丧失了有效的救济途径。交通事故认定一旦错误。便将给当事人带来极大的危害。因此,有必要正确把握交通事故认定的法律属性,将交通事故认定纳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为其引入制约与监督机制,以切实维护交通事故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应当建立民事附带行政诉讼制度,为公正、高效地解决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提供一条便捷的法律救济途径。     

切实保障公众知情权——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今年5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这给政府在保障公众知情权、监督权方面带来深刻影响。     

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有关问题的思考

探讨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过程中有关行政诉讼的问题,阐述了"政府信息"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并论述了如何理解、把握、运用、认定和处理有关对行政机关答复信息不存在的举证责任分配,涉及国家秘密的标准及司法审查方法、"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规定,关于"属于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和途径"和对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但能够确定该政府信息的公开机关,被申请的行政机关不正确及时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等一些具体问题。     

WTO透明度原则与政府信息公开

加入WTO将对我国行政法制产生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建立透明的政府信息公开机制是WTO透明度原则的必然要求.我国目前缺乏信息公开制度,因而政府应本着服务行政的理念,完善信息公开的程序,利用高效、便捷的载体,向社会公开与行使职权有关的信息.应制定一部统一的<政府信息公开法>.     

论抽象行政不作为的法律救济——由中国首例公民状告政府行政“立法”不作为案引发的思考

中国首例公民状告政府行政“立法”不作为案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对于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不作为,公民可否提起行政诉讼?从行政法治理念出发,应该赋予公民起诉权。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目前尚不能直接提起行政诉讼。但是,公民可以对与抽象行政不作为密不可分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这是一条比较可行的救济途径。此外,公民也可以寻求行政机关或立法机关的救济。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定密行为的调节作用

2019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确立了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应当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扩大了政府信息主动公开的范围和深度,明确划定了不予公开的界限,为信息保密与信息公开之间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提供了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对行政机关来说,依法做好定密管理,不再仅仅是保密法律法规规定的义务,也是贯彻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法规的必然要求。因此,有必要认真梳理《条例》与国家定密管理规定的衔接性内容,充分认识《条例》有关规定及其对调节行政机关定密行为的作用。     

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思考

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或委托的组织，在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过程中，通过法定形式和程序，主动将政府信息向社会公众或依申请而向特定的个人或组织公开的制度。2008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政府信息公开走向制度化、法律化的标志，信息的公开有利于提高整个政府和社会的效率。因此，这也是一个社会进步和政府工作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     

地方信息公开规定法律问题探讨——写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一周年之际

分析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制定前后地方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的制定、修改情况,探讨了条例制定前后地方信息公开规定面临的主要法律问题,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阐释。     

韩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国外的政府信息公开发展较早,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值得我们去研究借鉴。其中,韩国与我国历史文化联系紧密,思维方式也较为接近,所以,通过研究韩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确立过程、主要内容和主要特点及当前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有利于夯实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社会基础;树立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正确理念;确定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合理范围;建立政府信息公开的审议机构;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体系。     

公民知情权与人大代表信息公开的法理依据及现实意义

我国宪法和组织法、选举法、代表法、立法法等基本法律不仅蕴含了公民知情权和信息公开的原则，而且从国家机关的角度为公民知情权的落实设置了具体的实体正义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两周年的经验与反思

从公开内容、组织体系、制度建设、运行机制、公开渠道五个方面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两年来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进行了梳理与总结。针对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障碍进行了剖析与反思,指出由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法阶较低、规定模糊,导致公开与保密边界不清晰;由于政府部门信息公开意识薄弱、信息整合机制不健全、信息公开不规范以及信息内容公开不高,导致公开程度与公众需求有差距;由于渠道单一且程序繁琐,依申请公开工作亟待规范。     

论对我国购房者知情权的法律保护

购房者知情权来源于消费者知情权,它是购房者和业主其他合法权益的前提和保障。我国的购房者知情权主要体现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合同法》中,越来越多的地方通过地方立法体现出对购房者知情权的尊重与保障。目前,我国购房者知情权的保障还不完善,需要政府完善相关法律,进行诚信建设,以法律保护购房者的知情权。     

拓宽兑现之路

作为中国立法史上第一部保障公民知情权、建设“透明行政”的专门法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分量勿庸容疑．无论如何评价其突破意义都不为过。不过．中国语境下的政治文化、政府理念、官员心态等诸多现实因素，都必然加深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艰难．影响立法方案的取舍。正因此，从立法层面审视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制度冲突乃至某些“先天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