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韦伯的合法性理论看转型期中国政治合法性基础

西方近现代,特别是马克斯.韦伯的政治合法性问题的研究对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建构有着重要的意义。透过韦伯理论,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将转型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是我们的重要选择。这对于丰富中国语境下政治合法性理论、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建设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价值。     

论东亚国家的政治转型及其特色

本文在对东亚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起来的政治权力结构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了自８０年代以来东亚国家由经济发展引发的政治转型。并认为,这一时期东亚国家各国政治转型的基本特征是政治权力的扩散是在国家体制内部进行的,这与西方的政治多元化有很大的不同。其主要原因是东亚国家各国政府在介入经济的过程中几乎把所有的社会力量都纳入“国家合作主义”的体制之中了,而西方的社会一直保持着对国家的强大压力     

国家转型的逻辑主线和进程调控——以中俄两国转型道路为分析对象

国家转型是现代化运动的重要标志和核心构成。中国和俄罗斯的国家转型具有进行比较研究的客观基础。俄罗斯转型的本质是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完全决裂的激进式替代性变革,其逻辑主线是西方化与本土化之间此消彼长的争锋。俄罗斯转型初期全盘引入的西方理念和制度框架未能带来预期的民主、富裕和繁荣,转型深陷困境之后强人政治的回归成为逻辑必然。中国转型的实质是内生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渐进性增量改革,其逻辑主线乃是原则性与创新性的共存与互助,目前已经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成效,但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维护转型秩序、化解转型危机,关键在于通过一个具有自我革新精神和自我监督意识的领导核心保持对转型进程的调控能力,提升国家治理主体和治理结构对新的形势和任务的适应性,持续改善执政党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     

论当代中国政治转型的逻辑与轨迹

政治转型是从传统的集权统治向现代民主体制的过渡,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一个政治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过程。曲折、复杂而且独特的中国政治发展似乎正在展示一条新的政治转型的不同路径,其基本内涵就是在继承中求发展,在稳定中求改革,在坚持中求创新。从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基本倾向看,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中国并没有走东亚权威主义的发展道路,中国也没有真正建立东亚式的权威主义统治模式。中国走的是一条优化政府治理与发展渐进民主相结合、相协调、相平衡的政治发展道路。中国政治转型的成就与经验就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将超越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权威主义政治发展模式和前苏联的激进政治改革模式,开创发展中国家政治转型的新范式,并对世界其他众多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议会政治与近代中国政治变迁

议会政治是近代西方出现的一种民主政治形态,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议会政治思想的传播,议会政治作为仿行西方政治的一种重要形态被嫁接、移植到近代中国.议会政治在近代中国的移植、运作和变异,是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它不但影响了近代中国政治的走向,而且改变了近代中国政治的形态与内容.政治合法性、政治参与、政党政治、政治理念、政治体系等结构性的因素或被刷新,或被重塑,由此,中国政治开始了从传统政治向近现代民主政治的转向.     

社会资本的建构: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视角

社会建构论、文化建构论、政治建构论对社会资本的生成提出了各自解释,但都是在国家与社会对立的范式中提出命题。以广州市F街公共服务转型为经验文本,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视角探讨社会资本的建构命题。在"政府搭台、民间唱戏"式的国家与社会互动合作中,具有一定自主性的社团活动空间与公民参与网络得以构建,跨越私人关系的社会资本得以生发。不同于西方社会,在中国,建构社会资本需同时导入国家与社会力量,进行政治与社会的双重建构。     

西方政治意识形态输出战略代际更替与中国应对

政治意识形态输出在历史上一直是西方世界谋求政治利益的战略性手段,而中国更是其长期输出的重要目标,但传统的输出战略被中国数十年的稳定快速发展所挫败,因此,近年来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对华输出战略开始向促进国家精英内部分裂、区域化分裂转型,并运用了更为隐秘的互联网手段。因此,在网络时代,中国必须进一步巩固政治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加强新自由主义的消解研究,保证共产党政治生态的整体性,抑制意识形态区域化的方向,在新一轮"意识形态攻击"中维护中国的政治安全和稳定发展。     

中西古代政治学特点的比较及其借鉴价值

本文运用比较的方法 ,通过对古代西方政治学与古代中国政治学的比较分析 ,指出古代西方政治学直至发展到近代都具有开放性、批判性和创制性的特点 ,而古代中国政治学所显现的则是封闭性、御用性和实用性的特点。基于此 ,发展当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学 ,我们要继承和弘扬古代中国政治学研究中理论联系实际的传统 ,批判地借鉴古代西方政治学研究中所具有的开放性、批判性和创制性的方法。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经验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经验，特别是对于非西方国家而言，更具有借鉴意义，主要包括以下六条：第一，必须保持长期国家统一与政治稳定，同时要形成具有主导力、凝聚力的政治力量。第二，必须坚持以不断发展生产力为中心，始终推进经济发展，始终拥抱人类科技进步前沿。第三，必须形成包容不同群体的现代化模式，推进现代化过程共同参与、平等参与，现代化成果公平分配，实现共同富裕。第四，必须对传统社会进行根本性、全面性变革，同时又不能割裂传统文明，要推动传统文明的现代化转型。第五，必须借鉴所有先进现代化的成果，在开放协同中推进现代化，同时要保持自主性，根据自身的国情选择道路，不断积累内生发展动力，避免陷入依附式发展。第六，必须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不从事对外扩张，同时还要加强国家安全保障，防范外部的政权颠覆，反对地区或者国际霸权。     

东欧国家 转轨十年

波、匈、捷、罗、保、阿等国政局于1989—1991年底先后发生剧变并导致社会制度更迭，民主德国这然消失、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联邦的解体使该地区国家的总数变为12国。经过10年左右时间的变化，多数国家转型改制大体定局，但不同区域国家间的差距逐渐拉大，各国在转轨过程中产生的深层次矛盾也进一步凸现，在世纪之交及进入对世纪后仍将经受新的考验、探索和抉择。经过10年左右时间的磨合，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及外交走向基本纳入西方轨道，整个地区局势产生相应变化。“西化”政治体制大体定型，社会结构发生相应变化西方式“民主”…     

新加坡与中国政治发展路径的比较分析

新加坡与中国都是后发展国家,两者在文化传统、体制形式、发展模式等方面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而且都是当代较为成功的发展案例。与新加坡进行直接比较,有利于阐明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向度以及治理方式变革的速度和深度,当然也有利于阐明发展中的问题。从政治发展进程来看,两国都是先进行政治理性化建设,然后是理性化与民主化并进。新加坡的政治发展在坚持其理性化和政治稳定的基础上从强国家向体制内的多元民主发展,中国几乎与新加坡在同一时期开始了民主化进程,不过中国更加注重政治稳定,并在这一过程中始终以政治理性化建设为主,当然中国的政治理性化建设正在为民主化即中国特色的协商式民主的发展创造条件。     

独联体国家发生"颜色革命"的成因探析

独联体国家发生"颜色革命"的内因主要有一是国家贫困和严重贫富不均,破坏了国家社会稳定的基础;二是官僚腐败严重破坏了政府权力的合法性和政府权威的公信力;三是缺少适应经济生活转型的国家意识形态,使国家转型过程出现比较混乱的现象,人民群众对执政政府的良性预期大打折扣;四是世界民族分立主义泛滥,为"颜色革命"火上浇油.发生"颜色革命"的外因主要有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领域的全面渗透,大力输出"民主"的结果;二是国际宗教政治势力大力渗透,为"颜色革命"推波助澜;三是国际暴力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在"颜色革命"中扮演了冲锋陷阵的角色.认真研究独联体国家发生"颜色革命"的成因,对于我们抵御和平演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比较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为导向的社会实践活动,它一般被看做是我国特有的意识形态教育。美国作为西方国家的典型代表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虽然在阶级性、社会意识形态上呈现着异质,但在不同术语下(如品格教育、公民教育、政治社会化等)进行了众多的具有实效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从中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历史发展过程出发,通过中美比较而深化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认识,以比较他人的形式而更清晰地认识自我,反思后得出启示。     

党的领导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

政党领导在国家现代化的关键性作用，长期被西方政治学或经济学理论遮盖忽略；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揭示出西方先发国家政党的资产阶级阶级属性，深刻指出后发国家需要先行建立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这个政治前提，才能建立民族国家进而推进国家现代化。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遵循着这一理论逻辑，展示了历史必然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理论体系，创造了两大奇迹，在新时代，高质量推动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西方主流政治哲学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反思

西方国家在二战前后从传统自由资本主义向有限资本主义的重大转型,是其寻求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之路的开始。从西方政治哲学视野研究20世纪西方发展方式的转折,对于理解我国近年提出的"科学发展"等重大战略思想,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城市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马克斯·韦伯的城市观论析

城市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斯@韦伯的政治社会理论中的重要内容.韦伯在比较世界城市尤其是东西方两种理想类型城市的基础上,揭示了城市与现代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内在关联.考察韦伯的城市观,对于思考传统中国的近代转型乃至当代中国的相关社会政治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合法性概念的滥用与重述北大核心CSSCI

“无选举授权就没有合法性”已经是很多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政治表达。然而,它在合法性概念体系中的地位如何？合法性理论的“立法者”韦伯意指政权的合法律性和有效性;半个世纪之后的冷战时期,为了配合熊彼特对民主概念的颠覆性改造,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复活并重构了合法性概念,将选举式民主纳入合法性理论,即所谓的合法性来自选举授权。但是,选举授权不仅未能避免20世纪60～70年代西方政治危机,第三世界国家更因此出现政治衰败。为此,亨廷顿响亮地提出不能进行有效治理（统治）的政府不但不具有合法性,还是不道德的。自由主义者罗尔斯和新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在20世纪70年代初相继出版了影响世界的研究西方政治合法性的著作。提倡“反思平衡”的罗尔斯不但论证了西方政治自由主义的合法性问题,还为非西方社会的合法性政治提出一个本文所概括的“良序合宜政体”。这是思想市场上的一个巨大反讽,当罗尔斯反复强调不能依据西方社会条件而判断非西方国家政权的合理性合法性时,中国学者依然在依据那些为西方定制的理论而评判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即使在西方知识脉络上,合法性也是一个包含了合法律性、有效性、人民性和正义性的概念体系,而且有效性是所有合法性理论流派的最大公约数。合法性概念的滥用只是中国社会科学令人难以置信的落后性的一个缩影。     

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政治人”——对“公民”概念中国境遇的政治学考察

政治话语的变迁透视着政治文明的转型。中国传统政治中只有"臣民"、"子民"的概念。"公民"概念的引进是中国近代政治转型的开端,而伴随着中国政治的每一次转型,更准确地说是基于每一次政治转型的需要,"公民"概念都被其它貌似相关而实有极大不同的概念所覆盖或取代。作为对生活在特定政治共同体中的"人"(即"政治人")的一般性称谓,"公民"概念的中国境遇集中体现了政治场域中个体社会成员的地位与境遇。整个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个体社会成员都存在身份的焦虑,对政治人的身份认同经历了从本土主义身份政治到意识形态身份政治再到法治下的权利身份政治的转变。     

市场导向:中国与西方行政改革的比较

从本世纪70年代以来,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行政改革运动.随着这场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加入到了这场改革的潮流之中.中国作为一个行政大国,从改革开放伊始,就把行政改革作为整个改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党的十四大后,以“市场导向”为中心的行政改革,已取得初步成效.把中国的行政改革与西方“市场模式”的行政改革予以比较,探究二者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点,进而发现其中的内在规律,对进一步深化我国的行政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高校政治安全形势研判机制建设

高校政治安全是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西方使领馆及非政府组织等对中国高校的渗透、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带来高校师生思想观念的变化,以及群体性事件发生概率的增加,高校政治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构建高校政治安全研判模型,建好全方位的搜集(筛选)机制—科学的分析(归因)机制—有效的报告(预警)机制—快速的干预(处置)机制干预四个方面机制,对高校政治安全形势研判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