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外流背景下乡村治理格局的重构——基于浙江乡村治理创新的整体性思考

城市化是现代社会发展不可阻挡的潮流,城市化进程中大部分乡村因精英外流导致的乡村传统文化资源衰微系列连锁反应、政府制度嵌入与现实乡村社会难以有效链接等方面的社会治理挑战,但与此同时,如何发挥兼具城市养分与美丽乡愁的乡村精英作用也成为了重构乡村治理格局的契机。浙江省在激活乡村治理的传统文化资源,基于权力清单的政社互动、乡贤回归与基层精英资源的整合等方面的多元创新,为乡村治理重构提供了可能。     

创新困境与路径选择——基于乡村社会管理现实的思考

农村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稳定器",一直是国家加强社会稳定与社会管理的重点。然而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乡村社会面临巨大冲击,乡村社会的变化尤为突出,这也为乡村社会管理提出新的课题。反观当前乡村社会管理的现实,预构乡村社会管理的未来,创新乡村社会管理仍然面临着诸多困境:乡村社会管理主要执行者——村干部乃至乡镇官员整体道德权威受到一定的质疑;城市化的深化、乡村人才流向城市,致使依靠精英维系的乡村社会道德秩序受到严重冲击;农民主体意识缺失,直接导致主体的失位,进而影响到乡村社会管理的合法性;后税费时代,基层政府开展行政活动的财政来源空缺,倘若以往就是负债运行的乡村将出现行政危机以及社会信任危机,一旦处理不当很可能诱发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因此,强化正确管理理念、建立健全社会管理体制、制定配套管理机制是乡村社会管理创新的有效路径。     

南宋乡村治理中的乡村精英及其当代启示

南宋乡村社会与当代中国的乡村社会发展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研究南宋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可以为当前乡村社会治理提供有益的历史经验。南宋乡村精英在国家的鼓励、个人利益驱动、社会文化道德教化等因素的影响下积极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事务,发挥着积极作用。南宋乡村治理经验的启示是,国家要采用相关鼓励和引导措施,要处理好先富与后富的关系,并重视道德文化教育的作用,才能实现乡村社会多元主体在法律框架下对于乡村社会的良性治理。     

乡村经济精英与农村社区发展初探——基于个人生活史的视角

本研究特别选取了陕西关中地区三位乡村经济精英作为研究对象,从个人生活史的视角对乡村经济精英进行了解读,试图能够回答以下问题:在区域经济水平偏低的背景下乡村经济精英是如何崛起的?乡村经济精英的身份是如何得到社区居民认同的?成为经济精英后他们在农村社区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及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给乡村经济精英群体提供一个新的理解框架,并对乡村经济精英不同区域的研究格局进行补充。     

西北民族地区村庄权力结构下的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能力研究——对甘青宁三省民族村的考察

国家治理根在基层,因此必须充分重视农村社会治理能力,而西北民族地区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更需要具有针对性的治理模式。本研究通过对甘青宁三省区部分民族村的实地考察,发现乡村治理能力在村庄权力结构下,形成了"宗教力量、宗族权威和村委会"三种力量相互影响的民族村的基本政治格局,也相应地形成了乡村精英,他们作为乡村治理的代表性人物,对乡村社会的各种资源具有较强的整合能力,深刻地影响乡村的治理机制和治理能力。因此,如何保持村两委的主导作用,引导乡村精英协同参与乡村治理过程,进而提高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能力,将成为今后提高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能力的主要的路径选择。     

乡村治理中的精英传播及其模式探讨

传播学视野下的乡村治理,除了宏观层面上的大众传播与组织传播的探讨外,乡村社会中特有的底层干群关系及其人际沟通是经常被忽略的一种治理方式与沟通途径.本文从微观角度对乡村治理中体制内外的精英与农民之间沟通博弈与互动模式进行了探讨,认为正确理解和解释乡村精英在此互动过程中的角色、机制、规则与意义,将有利于突出和发挥乡村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     

乡村经济精英对村庄发展影响的个案研究

本研究采用个案研究方法对陕西省关中地区三位乡村经济精英进行了解读。研究发现,乡村经济精英拥有的丰富资本构成了他们在村庄发展中的作用发挥机制,乡村经济精英对村民观念现代化、与村民共享利益、为村庄赢得发展资源、改善村庄治理模式等多方面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影响,与此同时,将乡村经济精英对村庄发展产生的消极影响降到最低是促进村庄平衡发展的重要途径。     

流出精英与农村发展

农村精英大量流出是过去二十年中国农村的重要特点。精英流动成为资金、技术、知识、信息、观念向农村转移、促进城乡沟通以及村庄精英资源整合的重要机制 ,为乡村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精英流出也割裂了村庄的精英资源 ,对农村整体的发展 ,包括经济发展、政治改革、组织建设、文化承袭等都产生负面影响。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 ,农村精英大规模流出的机会成本越高 ,乡村更需要精英回归     

农村基层组织与“农民精英”

本文对转型时期我国乡村治理的结构变迁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农民精英”这一特殊群体的制度原因和社会背景及其与农村基层组织之间的冲突关系,提出改善乡村治理的关键在于客观认识、高度重视、理性对待农民精英,并从化解冲突、寻求合作入手,重塑国家权威、基层权威与民间权威的良性互动机制。     

乡村知识群体青年时期价值观变迁研究

乡村青年知识分子是乡村社会一个特殊的群体,属于乡村社会中的知识精英阶层；它与现实的乡村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公共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将从社会变迁与阶层意识延续的两个维度进行分析。     

赣南人才流向的思考

从前,在赣南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人才流失严重,即使走不了的人才,也想方设法向大机关,大一点的城市挤。然而,自从赣南地区成为江西省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区之后,这里的人才流向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据赣州地区休改委的不完全统计,去冬以来,这里先后有2340多名党政机关干部、科研单位技术人员和事业单位的职工自愿离开机关,离开城市,流向企业,流向乡村。     

精英分层、派系结盟与农村社区共同体文化建设——基于J省H社区的调研

现阶段中国农村社区并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多中心治理"格局,乡村精英之间的权力博弈、利益争夺与话语权竞争仍然存在,由此产生"团结建设村庄,分裂治理村庄"的悖论。拥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身份的"跨界精英"处于治理集团上层,只拥有某一种身份的"单一精英"则采取派系结盟的手段对抗跨界精英,这就造成乡村精英不同群体之间缺乏共识与信任,精英群体内部分裂是导致乡村治理"碎片化"的重要根源。全面深化农村治理体制改革,必须加快推进农村社区共同体文化建设,在乡村精英层面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协同治理好经济新常态下农村社区面临的利益整合、权力重构、文化认同、社会和谐、生态治理等五大问题。     

乡村社会的风险防范与治理探微——基于对湖南省四个村庄的考察

防范乡村社会风险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之义。通过对湖南省四个村庄进行实地研究,窥得其主要风险直接表现在村庄治理、集体经济与事业发展、人居环境改进和村民安全感等方面。研究发现样本乡村治理的社会风险源于村庄空心化造成的人才资源匮乏,外部环境发展形成的对传统管理模式的挑战,村民公共事务参与不足加大治理的难度,以及对村干部监督约束的不充分。防范乡村社会的主要风险,优化乡村社会治理,应致力于完善精英人才回流和保持机制、形成村级集体经济和事业促进机制、优化党委领导下的乡村治理工作机制、建立顺应时代发展的镇村干部能力提升机制和筑牢涵盖村干部的纪检监督机制。     

回流精英掌控乡村权力的若干思考

回流精英作为乡村中少数的优秀人物,在智力、能力、财产等方面超过大多数,在乡村民主政治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一个村落的发展进程为线索,阐述了回流精英掌权后对乡村经济政治发展产生的积极影响,但是应警惕长期当政的回流精英易形成权势集团阻碍乡村的民主政治发展。如何引导回流精英在乡村中充分发挥正能量,促进乡村民主政治的有序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治理的路径研究

乡村治理是中国现代化的重大问题。社会治理内涵、目标与社会工作的理念和功能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这使得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治理成为可能。本文以山东省南仲都村乐和家园乡村治理模式研究为例,对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治理的路径进行探索和反思,总结出了改善"乡政村治"下的村委会与乡政府矛盾;创新基层治理机制,培育乡村精英和农村社会组织;挖掘人的潜能,提升"农民自在";合理定位社会工作及社会工作者角色四点做法。     

乡村青少年混混的城市生存逻辑研究

通过滚雪球抽样选取12位乡村青少年混混,采取深入访谈方法对其城市生存逻辑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乡村青少年混混进入城市后会延续乡村社会的行事基准,通过从事另类工作、嵌入熟人圈、混入帮派组织、混迹街头空间等方式应对失去非正当收入来源、庇护关系散失、处事之道失灵和社群隔离等方面的新状况。有的乡村青少年混混受城市不良行事规则和文化价值的影响,成为城市新街角青年,或成为称霸一方的有害力量;有的则融入城市开始正常生活。流动性压力是导致乡村青少年混混城市生存逻辑生成的客观主因。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乡村青少年提供多元发展渠道。     

城乡协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治理的新思路

新型城镇化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且开始实施。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诸如乡村社会分层加剧、乡村基层组织冲突加剧、精英分子流失、乡村文化流失等问题将逐日呈现,而传统"乡政村治"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难以再维持治理的高绩效。协同治理模式是克服"乡政村治"模式弊端,提升乡村治理绩效的重要模式。在新型城镇的进程中,协同治理要遵循城乡一体化的思路,发挥城乡各自资源优势,通过城市和农村之间、工商业和农业之间、市民和农民的协同发展实现乡村治理之善治目标。为此,要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互助机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相互支持;形成城乡基层组织整合机制,促进城乡组织相互合作;形成城乡制度互融机制,促进城乡制度相互融合;形成城乡文化的"互哺"机制,实现城乡文化相互促进。     

论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党建与村庄治理共同体构建

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通过对湖北省H村的美丽乡村调研发现,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与村庄治理共同体构建有重要的耦合性。研究发现：从党建引领视角来看,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党建通过积极党员的组织动员、多元主体的协商治理和村组织联动的利益连带,实现了村庄党员、乡村精英、普通群众等乡土资源与行政资源的有效对接,进而实现了乡村善治。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实践表明,通过构建村庄参与网络、再造信任网络和重塑规范网络,将乡土资源转化为治理型社会资本是构建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要途径。     

我国农村非政府组织生长动力机制研究

在全球结社革命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农村的非政府组织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和西方相比,我国农村非政府组织的兴起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甚至和我国城市非政府组织相比,也有着不完全相同的动力和发展轨迹。我国农村非政府组织发展是供给与需求两方面共同作用的产物,农村制度变迁、社会需求、外部力量、乡村精英都是其生长的动力。     

传统乡规民约的现代文明之维

随着现代社会变迁,乡村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以及社会交往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重新激活乡规民约的功能,需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一方面,可通过兴乡村教育,引乡村精英,育乡村社会资本来重拾其日渐被边缘化的道德教化功能,另一方面,面对法治化建设在乡村社会产生的制度性断裂,发挥多主体协同治理的合力,以嵌入式发展理念重塑乡村共同体。运用现代道德、法治双管齐下,促进乡规民约生发出现代文明之维,使其成为现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