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被告人供述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转化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我国特有的诉讼制度,它横跨了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两个阶段,力求在一次庭审中解决相关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问题,以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但在司法实践中,刑事附带民诉难以使当事人心服口服,案结事了,在审判程序中处境尴尬,并未实现程序设计者的初衷。在当前我国两大诉讼法进行大修的背景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如何发展完善,应当受到重视。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中,刑事证据向民事证据的转化,尤其是作为最重要言词证据的被告人供述的转化,是重中之重。实现程序化的证据转换,以体现程序的秩序价值,衡平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题中之义。     

论自首中影响“如实供述”成立的六大实务问题

自首作为刑法规定的一项重要情节,事关当事人受到司法裁量时能否从轻或减轻处罚,但由于其成立条件不够具象化,导致实践中对于不同情况是否成立自首存在较大争议。尤其是对“如实供述”的认定,一直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何时如实供述、如实供述的边界、自我辩解行为、翻供后再如实供述等问题,都可能影响“如实供述”的成立。况且不同的司法机关对此往往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实务中更应当遵照立法目的,以体系解释明晰“如实供述”的认定逻辑。     

被告人悔罪表现与行使辩解权

被告人承认指控事实和证据 ,但对行为性质、责任大小进行辩解 ,不应认定其没有悔罪表现。被告人悔罪表现与行使辩解权同属被告人行使诉讼权利的范畴 ,两项权利之间并不互相排斥。     

浅析被告人当庭翻供的原因及对策

在司法实践中,被告人经常出现当庭翻供的现象.被告人当庭翻供除了其自身的心理原因外,外部客观环境的影响也是其翻供的重要原因.被告人当庭翻供,往往使公诉人在法庭上陷于被动的境地,这不仅给出庭增加难度,甚至会给庭审的进展造成障碍,同时也不利于被告人认罪伏法和接受改造.因此,必须积极预防,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论我国鼓励供述机制的建立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新增的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和律师介入提前到侦查阶段等条款,保障了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自愿性,同时也给讯问工作带来了挑战,如何促进如实供述成为了实践中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以此为背景,结合我国打击犯罪的现实需要和国情特点,分析了建立鼓励供述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提出了具体构想,主要包括增加法定从宽情节、适当扩大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范围、构建中国化的控辩协商制度、借鉴作证豁免制度等。     

临界供述心理分析与利用

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讯问时,其心理变化过程是拒供动机和临界供述动机博弈的过程。处于被讯问状态的犯罪嫌疑人基于主客观方面的心理需要会逐步产生临界供述心理。临界供述心理是讯问成功的重要突破口,讯问人员应该准确把握犯罪嫌疑人出现临界供述心理的时机,采取行之有效的策略方法进行讯问控制,使犯罪嫌疑人由临界供述心理转变为供述动机,如实供述案情。     

不自愿认罪的被告人坦白行为是否成立？

编辑同志：朱某在办公室内聚众赌博6场,非法获利3万余元．在一次赌博时,朱某等人发现夏某诈赌,朱某等人以其诈赌为由。采用刀割、凳子砸、胶带捆绑、火烤等暴力手段殴打夏某,向夏某敲诈20万元以赔偿其他赌客,因故未得逞。朱某被抓捕后,对自己的犯罪事实基本如实供述,对起诉书指控的赌博罪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无异议,     

犯罪嫌疑人供述悖论的法经济学分析

努力规避惩罚的理性人,在明知真实陈述带来相应刑罚后果的情形下的供述似乎是“非理性的”,这看起来像一个悖论.然而,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是在利害权衡之后做出的理性选择,体现了犯罪嫌疑人的自由行动意志,故其与理性人的假设并无内在矛盾.嫌疑人供述悖论的理性选择,可从具有商品属性的物质受益与不具有商品属性的精神收益两个不同视角来分析.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嫌疑人的供述悖论主要体现一种囚徒困境,在单独作案的案件中则体现为一种自证其罪.     

略论口供的法律意义及运用

口供是受审者的口头陈述,包括“供述和辩解”两层含义。口供作为证据时具有直接性、复杂性、易变性等特点。司法人员在讯问口供时,要充分收集受审人员的供述与辩解;运用口供要慎重,审查判断其真假。在司法实践中要遵守法律规定,杜绝刑讯逼供现象。     

论被审讯人员的不供述意志是能够战胜的

纵观整个审讯活动,最尖锐的矛盾莫过于审讯人员要求被审讯人员供述和被审讯人员拒绝供述之间的矛盾。要战胜被审讯人员的不供述意志,关键是要破除被审讯人员“不供述可能逃脱司法追究”的侥幸心理;淡化被审讯人员的不安全感;转变被审讯人不畏惧犯罪后果的心理;破坏被审讯人员抗审讯能力的正常发挥。     

论刑事被告人的知悉权

刑事被告人的知悉权,是实现其他程序性权利的基础,也是实现控辩平衡的重要内容。这一权利具有坚实的法理基础,因而在多数法治国家都有明确规定。如何通过分析、论证,为我国诉讼各阶段刑事被告人的知悉权的逐步完善提供可鉴之验,乃是该文的要义所在。     

未成年被告人权益保障的理论体系论纲

未成年被告人权益保障的理论体系是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法学理论的有机统一体.其中哲学理论是矛盾的特殊性理论;心理学理论是社会遵从理论;社会学理论是国家亲权理论;法学理论中,在实体法上是刑罚个别化与容忍理论;在程序法上是司法公正理论.它们之间有机联结,为未成年被告人权益保障制度的科学建构提供理性指引与智力支持.     

论刑事简易程序中被告人权利的保障

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的简易程序,不仅类型较为单一,只有简易审判程序一种,且在设计上缺乏保障被告人权利的特别规定,影响了简易程序应有的司法功能的充分发挥。本文从分析简易程序的法理基础入手,透视中国现行的刑事简易程序制度及实践运作,提出我国应完善简易程序被告人权利保障机制。     

如实供述义务规定的反思与制度完善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如实供述为被追诉人的义务,但也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二者存在冲突.将如实供述设定为义务虽然符合探明案件事实的刑事诉讼目的 ,但相应的权利保障机制不够完善,容易侵犯被追诉人的权利.为此:应当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范侦查人员权利告知行为,保障被迫诉人的律师帮助权;进一步完善供述自愿性的保障机制,以自愿性供述为前提,平衡刑事诉讼中公权力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权利关系.     

论被告人供述笔录证据效力及与之相关问题

我国被告人的供述笔录是指在侦查、审查起诉等整个预审阶段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而获得的有关犯罪嫌疑人犯罪事实、犯罪情节的口供,并以书面的形式记录下来(以备庭审之用),是俗称“口供”的实质内容。刑讯逼供是历史上收集口供证据的最大特点。对于将被告人供述的自愿性作为采纳这一证据的标准作出解答的关键,在于重新以“诉讼”而非“行政治罪”的角度来看待刑事诉讼,从而真正在刑事诉讼制度中实现“诉讼形态的回归”。只有这样,被告人供述的自愿性才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围绕着被告人供述的可采性所进行的法庭审理活动也才具有公平游戏可言。     

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障

刑事诉讼法设立的一个目的是为了防止过于追求追控和惩治犯罪的效率而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个人的人权遭受不当侵犯。虽然我国新的刑事诉讼法所作的改进加强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的保护。但是,由于制度本身的缺陷以及执法过程中违法操作等原因,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现象仍时有发生,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和研究。     

以博弈论视角探究侦查讯问中供述的自愿性

新《刑事诉讼法》已经颁布实施,其中规定的“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被许多学者认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是出于追诉犯罪的需要,侦查机关不可能在讯问中放弃获取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努力,而犯罪嫌疑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不可能毫无阻抗的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在这样一对矛盾体中,如何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就成为侦查机关在讯问中首要关心的问题。     

供述中嫌疑人自我服务偏见的诊断与引导

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的新形势下,侦查审讯工作需要转变观念,将审讯模式转为对嫌疑人心理操控和强制为主的新模式。供述中嫌疑人自我服务偏见是嫌疑人在供述情境下必然产生的心理现象,对其进行正确的解读和引导是必要的。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关于自我服务偏见这一心理现象的研究发端早,形成的理论体系较为成熟完善。要研究供述中犯罪嫌疑人自我服务偏见的诊断与引导,需要先以社会心理学对自我服务偏见已有的研究为基础,将其纳入犯罪嫌疑人供述心理研究范围内,明确供述中犯罪嫌疑人自我服务偏见现象的特殊性及其作用形式,然后在具体审讯实例中对其进行准确诊断和正确引导,以达到顺利讯问,获得真实供述的目的。     

中国古代刑事审判中被告人诉讼地位析论

本文以现代法治背景下的刑事审判为参照,通过对中国古代刑事审判制度及其实践的分析,论列了由于制度设置的先天不足、法司法治观念的阙失,以及法外因素的影响,中国古代刑事审判中被告人卑微无权的史实。     

自首中“如实供述罪行”的准确把握

自首制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是我国刑法中的一项重要量刑制度。随着我国法律制度的不断健全,以及司法实践的不断变化,自首制度的内涵和形式也得到不断完善。为充分发挥自首制度的作用,并为判断自首提供重要参考,必须分析研究并准确把握自首中的如实供述自己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