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侧还是供给侧:信贷融资降成本的法经济学分析

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困境的长期之道在于完善银行信贷决策的法治环境,促进信贷资源的有效供给。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关键路径是信贷市场法治化,通过降低融资抵押成本、资金错配成本、贷款期限成本和信贷产品匹配成本,实现信贷规模经济效应、资源配置效应和创新效应,最终降低企业信贷融资成本。推进供给侧改革,就是要推进金融生态环境、金融信用体系和金融治理体系的法治化进程;构筑信贷供给侧的法治框架,实现信贷融资"降成本"。     

论修复性司法

与传统刑事司法相比,修复性司法在满足各方当事人需要、吸引社会公众参与、预防和减少犯罪、降低成本、提高成效等方面具有优势,但也有过度依赖当事人、适合处理的案件有限、社会控制的不当扩大和对弱势群体及当事人权利保护不力等局限。修复性司法在国家在刑事司法中的地位、刑事司法的功能、对正义的理解和犯罪解决机制多元化等方面对我们有重要启示。改革我国刑事司法,应跨越单纯改革刑事诉讼程序的狭隘思路,对刑事司法机制进行重塑,逐步建立统一协调、良性互动、功能互补、程序衔接、彼此支持的双轨制,以更好地解决犯罪问题。     

网络意识形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理路及其实践路径

网络空间的全球化纵深化发展,创新了点对点的链接,突破了人类交往的疆界限制,跨越了人类活动的时空牵绊,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样式和思维定势,使得网络空间一跃成为"各类思想""各种思潮""各色主义"交流交织交锋的主阵地,成为不同意识形态输出、角力、碰撞的主战场,构成了意识形态新的生存空间。当前,网络意识形态呈现出供给主体碎片化、供给内容冗杂化以及主流意识形态供给方式单一化等供给侧结构性失衡问题,不仅严重扰散了网络空间的良序运行,而且淆乱了国家整体意识形态的安全秩序。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嫁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思路,坚持遵循德法兼治,严格规范意识形态供给主体行为;着力净化,严厉防范错误意识形态内容泛滥;做好灵活整合,科学汇纳非主流意识形态合理成分;夯实舆论阵地,大力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力度等顶层设计,全面深化我国网络意识形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人民司法的历史面相——陕甘宁边区司法传统及其意义符号生产之“祛魅”

陕甘宁边区推行"马锡五审判方式"是国家政权建设"权力下沉"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制度理性化程度较低的历史背景下,这一司法方法试图以人格型权威弥补制度内生型权威之不足,以尽可能消解"改造社会"之法律方案在强制推行过程中的暴力属性。但这样一种微观法律技术能否在宏观层面有效解决法律公共产品供给与社会现实需求之间供需失衡的结构性冲突,却是不无疑问的。     

论非营利组织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参与

非营利组织以其独特的优势逐渐在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过程中成为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纽带,发展潜力巨大。市场失灵理论、政府失灵理论、治理理论和政府、市场、志愿部门相互依赖理论为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产品供给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政府与社会都应为它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同时非营利组织也应拓展自身的发展,以利于在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补贴事实专向性之“不成比例”判断标准探析

补贴事实专向性之"不成比例",应关注补贴利益的分配,而非补贴工具的使用;应探究补贴对经济条件而非计划使用的扭曲;应追询补贴利益的分配何种情况会扭曲经济而非是否扭曲经济。与之相对应,"不成比例"的判断应遵循"三步走"分析法:第一步,比较补贴接受者获得的补贴利益占补贴计划全部利益的比例;第二步,比较补贴接受者所做的经济贡献占补贴授予机关管辖范围内整体经济的比例;第三步,比较这两个比例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中国防范相关实践被诉至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的主要方法,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中明确规定"不成比例",并在反补贴实践中采用"三步走"分析法。     

影响性刑事冤假错案的产生、纠错、追责与民意的关联考察——以22起影响性刑事冤假错案为主要研究范本

民意的影响是冤假错案产生的诱因之一。不理性的民意极易虚构出貌似合理的"案件事实"并以此给司法机关施压。基于民意的压力,司法机关往往更多注重有罪证据,忽视无罪证据。命案必破、限期破案、疑罪从轻等刑事政策、司法理念,都是对民意诉求的顺应,也是促成冤假错案的诱因。民意对影响性冤假错案的纠错有积极意义,但仍应回归法治轨道。样本案件中,民意推进了冤假错案纠错程序的启动、纠错的及时,但没有制度化。民众对司法活动的认知不够理性,对错案追责的民意表达亦非建立在理性认知的基础之上。我国有必要培育理性的民意,形成民意与刑事司法的良性互动。     

司法裁判供给中的利益衡量:一种诉的利益观

任何提交司法机构要求予以审判的民事纠纷都必须具有一种获得本案司法裁判的必要性 ,对于这种必要性 ,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理论冠之以“诉的利益”。诉的利益概念的出现与利益法学思潮对民事诉讼领域造成的影响密切相关 ,其本质是国家在其司法裁判供给问题上的一种判断。诉的利益的判断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利益衡量的过程 ,这种利益衡量又主要在两个层面上进行 :一是原告与其他纳税人之间 ,二是原告与被告之间。在诉的利益问题上所进行的利益衡量存在一定的尺度 ,它要求法官立足于社会需求作出符合基本正义的衡平。     

需求层次理论下的政府法律产品供给

自从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以来，我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法治的道路上更前进了一步。但是，中国在法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本文从“经济人”假设和需要层次理论出发，指出了政府在法律原则与道德原则、公法与私法、实体法与程序法以及法律意识与法律秩序等方面提供法律产品时，与公民和社会的需求存在结构性的不平衡，由此而构成我国法治建设的真实障碍。所以，笔者从政府对法律产品的供给要符合公民与社会的需求层次这一观点出发，提出了政府在法治建设过程中应承担的责任。     

中国“孤儿药”供给保障机制的现状分析

我国目前的"孤儿药"供给呈现出非常依赖进口、"孤儿药"数量种类相对于罕见病种类不足以及部分"孤儿药"价格昂贵等特点。政府与一些公益组织在"孤儿药"审批、进口"孤儿药"注册、鼓励"孤儿药"研发、罕见病患者医疗保险以及开展赠药计划等方面对我国的"孤儿药"供给保障机制建立做出一些努力,但仍未形成专门的机构和完整的罕见病法案,我国的"孤儿药"供给保障机制仍不完善。     

长三角经济一体化与区域公共服务供给——基于区域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分析

长三角区域公共服务以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从区域整体发展的需要出发,通过协商合作提供区域公共服务。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长三角区域公共服务供给有其特有的逻辑。目前,长三角区域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供给主体方面"合作共赢"意识与"集体行动的逻辑"困境、长三角区域公共服务合作协调机制的缺陷以及区域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单一化等等。区域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变革思路主要有:构建多元化的区域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构建和完善长三角区域公共服务的协商协调机制,以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念为引导,完善区域公共服务利益需求表达机制等。     

继续性合同及其类型论

理解继续性合同的概念,应着重把握时间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关键之处并不在于给付在时间上的持续性,而在于给付本质上的无限延续性,从而,时间的长短决定总给付范围的多寡,这是继续性合同的基本特色。继续性合同可分为固有的继续性合同、继续性供给合同与继续性交易关系三类。需要辨明,总给付范围自始可被预估的连续供应合同也属于继续性供给合同;电、水、气供应合同及电话合同在给付构成上虽略有不同,仍不失为继续性供给合同;现代企业间的继续性交易关系也是一类继续性合同。     

融贯性论证与司法裁判的和谐

我们要构建的和谐社会是一个全面和谐的社会,司法裁判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司法裁判的和谐主要体现为,司法裁判具有合法性、合理性和进步性.实现司法裁判的和谐,需要通过融贯性的法律论证进行推动.融贯性论证在程序方面的要求是通过平等方式开展法官与诉讼当事人及其他参与人之间的论辩和对话,在实体方面的要求是充分吸收社会所公认的价值观念.这样作出的司法裁判才具有可接受性,才能实现司法裁判的和谐.     

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的探讨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供需不均衡是已成为影响我国新农村建设存在的重要问题。现有的自上而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还存在着不完善、不合理的地方,如何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性,已成为农村社会发展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针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改善农村公共产品决策机制的一些思考。     

公共服务型政府与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

我国公共服务型政府是指在遵从宪政民主秩序大框架下,以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为指导,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实现着规制与服务功能的政府。有效公共服务供给的十二大模式为:政府服务、政府出售、政府间协议、特许经营、政府合同外包、政府内部市场、补助、凭单、用者付费制、自由市场、志愿服务、自我服务。实现有效公共服务供给的六大前提是:宪政、行政区划重构、利益集团的培育、独立的司法体系、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取消户籍制度。     

新媒体公共文化服务合作供给的博弈策略及保障机制

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新媒体具有公共文化服务功能应该可以形成共识。在当今公共管理实践中,以网络治理理论为依据的公共服务合作供给模式也备受实践推崇。新媒体公共文化服务合作供给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政府、新媒体企业成为新媒体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主要主体并形成合作关系。运用演化博弈工具分析了新媒体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过程中,政府与私人举办的新媒体企业以及新媒体企业之间的合作可行性,研究这些主要供给主体在博弈中的策略选择,得出在提供新媒体公共文化服务时,它们存在广泛的合作供给现象的结论;并针对合作关系面临的实践挑战,提出了信任、协调适应、整合、维护等保障机制。     

独立的司法与可诉的法

司法改革涉及与其相关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个方面,其中法律虽然与司法具有必然的内在关系,但立法却是司法的外部因素。要进行司法改革必须进行法律改革,尤其立法赋予法律以可诉性更是司法独立的基本规则根据。可诉性缺陷是我国目前法律的一个不争之事实,这严重地影响了我国司法改革的进程和力度,因此,司法改革不止是其机构、人员、权力、管理方式的变革,更是规则（法律）的变革,立法时对法律的可诉性定位,是司法必要性和司法独立的规则前提     

论中国公司法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兼论中国公司法的“服务型”转向

无论是从公司合同主义的理论解说路径出发,还是从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实践背景切入,甚或是从商主体治理的制度诉求出发,公司法的基本定位都应当是"服务型"的。以"服务品质"为标准重新检视中国公司法,我们会发现其至少存在"知识源"供给不均衡、公司合同范本"老化"以及过于依赖后置型公司合同"漏洞"填补机制三个层面的问题。这意味着中国公司法需要进行一场深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引入与更新立法"知识源"、缺省性规范增量扩容、公司法规范的清单式指引设计、程序性规则体系化完善,以及构建创新导向型公司法基础规则、以信息信用为核心统筹公司信用监管体系、打造有助于投资而非投机的公司金融规则等举措,提升中国公司法在私人治理和国家战略两个维度上的服务品质。     

公共产品供给与使用中的权利救济路径选择

公共产品因其外部性的存在而使其在供给与使用过程中出现各种困境与纠纷,而纠纷解决的最终途径是司法。我国目前公共产品纠纷的司法解决方法主要是传统的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但是这些传统诉讼模式局限性的存在,不能克服公共产品外部性带来的困境。公益诉讼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标,在解决公共产品的外部性问题上存在着天然的理论和制度契合,这为公共产品的司法救济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     

性权的法理学分析

性权的法律属性应是“性存在”的“人”的自然的、初始的权利和自由,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性规范经历了性宽松—性禁锢—性解放的历史演变,其价值取向是自由、平等、正义与秩序。性权的法律规制主要表现为公权力对性自由的约控,性权在我国法学界存在明显的理论准备的不足和司法实践的回避,性权作为一种人权应予以法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