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与“法治浙江”建设

作为“法治浙江”建设的一面旗帜与特色经验，全省各级各部门都十分重视“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值此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45周年之际，从厘清“枫桥经验”与“法治浙江”这两个概念性前提出发，明确“法治浙江”建设是“枫桥经验”创新发展的前提与保障，肯定“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丰富了“法治浙江”建设的内涵，这对于深入思考如何进一步创新发展“枫桥经验”，不断赋予“枫桥经验”新的科学内涵和时代特征，为建设“法治浙江”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谏题和现实问题。     

中国法治的政治分析：“笼中鸟”还是“风筝”？——兼评《笼中之鸟：毛泽东之后的中国法律改革》

法治从在西方产生时起就不是远离政治，而是各种政治力量互相妥协的产物。当今中国的法治建设既非在政治牢笼之中受困，也非在理想中自由翱翔，而更像是受政治之线牵引的“风筝”。     

中国式腐败的六大传统观念

国人“理直气壮”为从众腐败辩护之“理”，从根上讲，正是反对礼制不公的“造反有理”的“理”。封建礼制造成的贵贱地位差别，本身就是不公的，否定这种差序制度当然有正义性。但是，此“正义”非法治正义，它不以“法”定是非，而是以“劫富济贫”为目此，弱势者永远“有理”。问题是，由于缺少法治社会基础，“造反”的结果，     

论推进“枫桥经验”的法治化

“枫桥经验”是国家法治在基层社会的具体实践，折射出朴素而深刻的法治原理，彰显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论内涵。“枫桥经验”虽是一个地方治理的经验，但是蕴涵着许多普适性规则，不仅在中国具有代表性，在世界范围内也具有普遍的应用价值。我省公安机关是建设“法治浙江”的重要实践力量，必须全面、准确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要求与深刻内涵，自觉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法治实践，努力推进“枫桥经验”的法治化建设。     

推进我省人事法治建设的思考

“依法治国”是党确定的一项治国基本方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法治建设，于2006年作出了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法治思想由来已久，在中国古代，《管子》中已出现了“以法治国”一词。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成果，强调通过法制对社会和国家事务进行管理。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表明，离开了法治建设的现代化，是不完整和没有保证的现代化。省委提出建设“法治浙江”，就是在深刻分析新时期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后作出的科学决策。“法治浙江”既是我省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全面建设“平安浙江”、“文化大省”，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又与之一起构成了我省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和谐社会构建中“以人为本”思想的法理解读

马克思“以人为本”的法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该法应以普遍的人性为本、以自由为本、以权利为本、以个体为本。法治的道德起点和最终归宿就是人本身，因此法治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制度，法治的历史便是人类对自己本身认识的历史，是追求人类自我解放和人的价值的历史。     

“地方法治”的正当性之辩——在特殊性与统一性之间

在“地方法治”与“法治××”的提法逐渐成为官方和学界的时髦话语之际,围绕“地方法治”概念正当与否的分歧亦日益显现。在理论上,我们可以从社会学、宪法学、政治学以及制度经济学等多个维度论证“地方法治”的正当性基础;而在实践上,“地方法治”的提出更能够激励制度创新。与此同时,“地方法治”的提法始终位于“法治统一性”理念的涵摄之下,只要全面把握其内涵,便不会有造成所谓“法治割据”之虞。在论证“地方法治”的正当性问题时,实际充斥着两个悖论,这两个悖论的解决是在实现法治目标设定之下的一个利益衡量过程。     

浅析韩非的“法治”思想

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法治”思想是我国法律思想史上的宝贵财富。借鉴吸收韩非“法治”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对于实现依法治国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本文试就《韩非子》中所述实行“法治”的原因、立法的指导原则、执法的指导原则这几个方面,浅要地分析韩非的“法治”思想。     

立法与司法新论

1．“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政治管理手段的巨大变革 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引领社会发展是政治管理手段的巨大变革．这意味着．以“革命”方式推进社会发展意识形态的终结；以权力为主导的纵向管理模式将出现平面化趋势，公权力机哭和社会组织将会依据法律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共同实施社会管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足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不可缺少的工具，     

治人者首先应受制于法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治人者首先应受制于法，这是法治社会的充分体现。“正己然后正人”，吏治清则国治，国治而天下平。我们国家要完全走向法治，须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以法治“官”，进一步强化和完善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的监督机制，建立公职人员的激励机制，为公职人员的安全保障提供条件。     

市场经济与法治中国

今天是2013最后一天，很高兴和大家一起辞旧迎新。回顾2013年，我想最重要的事情恐怕就是三中全会。三中全会公报最让我关注的，则是两个关键词：市场经济和法治中国。请注意，是“法治”，     

2010，法治的进步与焦虑

没有什么比“法治”这一视角能够更加深刻地解读当今中国，回望已经过去的2010年，正是那些波澜四起的公共事件和命运沉浮的各色人物，以及隐藏其间的时代密码，在为历史收藏年度记忆的同时，也勾勒出这个国家现实的法治生态。     

诉诸法治才是“治本”之策——一个基于“拆违”的案例分析

基层社会治理，“老大难”问题着实不少。如何解决这些“老大难”问题，一些人寄希望于“老大”的重视。然而很多老大难问题，仅仅靠老大重视，问题恐仍难完全解决，更无法形成常态。问题“治本”还需要诉诸法治，诉诸法治新思维。     

政治文明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对于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江泽民：《论“三个代表”第13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8月版)。江总书记这里论述的“政治文明”问题，对一个国家、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来说，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把区域法治论坛办成“品牌”

2008年7月16日至17日，浙江杭州骄阳似火，中国法学会“区域法治论坛工作座谈会”在此召开。 举办区域法治论坛是近年来中国法学会推出的一个新生事物。依照国务院关于全国六大区域发展规划的指导意见．经中国法学会倡导，全国六大区域法治论坛即长三角．泛珠三角、东北、西部、环渤海和中部法治论坛先后举办。     

以“三个代表“的思想推动我国法治文化建设

“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 ,和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方针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 ,并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文化的角度来思考和审视法治 ,法治文化作为先进文化的表征 ,二者体现了高度的共融性。在“三个代表”指引下的法治文化变革 ,即进行法律启蒙、观念变革和理性革命 ,可以奠定和巩固法治国家的构建和党的领导地位的基础。     

法治的个别化模式

林来梵在《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1期载文《法治的个别化模式》认为，现行宪法明确规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规范层面上确立了法治主义的宪法原则。然而，如何理解“依法治国”、“法治”等概念，在当今中国学界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则存在严峻分歧。     

吴振汉受贿案揭示出的司法灰幕

吴振汉受贿案所揭示的司法腐败“潜规则”，提示我们还要继续加大力量改善法治环境。     

湖北省民政厅：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和保障作用

湖北省民政厅按照“法治湖北”和“法治政府”建设的总体要求，紧紧围绕建设“法治民政”的目标思路，强化民政干部的法治思维，加强民政政策创制工作，规范民政行政行为，依法保障基本民生，依法规范基层社会管理，依法规范基本社会服务，充分发挥法治在全省民政事业又好又快发展中的引领和保障作用。     

“法治”多了文化味——浙江省法治文化建设掠影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自“五五”普法启动以来，全省司法行政系统不断创新工作方法，大力倡导法治文化主旋律，积极推进“法治浙江”建设，全省各地不断涌现出法治文化的新载体、新做法，并且出现了一大批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法治文化品牌，给普法工作带来了新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