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电子政务视角下的政府管理变革

在互联网迅速发展及逐步普及的背景下,如何提高政府管理的水平,实现公共治理的和谐,将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尽管影响政府管理和谐的因素很多,政府在推进公共治理的和谐方面也有多种途径,但不管选择哪条路,都要把借助信息网络技术、推动政务信息化、发展电子政务放在重要地位,这对改善政府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提高民众对政府的认同感和信任度,促进社会和谐,都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社会”公共法律服务双轨制的精细化

政府角色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必然要求治理的社会化,即将社会力量引入国家治理体系。公共法律服务体系走向"国家—社会"双轨制正是公共法律服务领域对治理社会化的积极回应。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传统构建思路注重"大而全",关注的问题也往往停留在人员保障、资金保障、站点建立等方面。但实现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需要推动公共法律服务双轨制走向精细化、进行实质性革新,对政府与社会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中的职能和地位进行正确定位,各司其职。此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双轨制推进中存在的权力寻租、加剧非均等化等风险也应当正视、予以积极应对。     

政府治理工具的运用与社会管理及其创新

政府治理工具也称政策工具、公共行动工具,是近年来当代公共管理学和政策科学研究的一个焦点,并正在成长为一个新的学科分支或主题领域。政府治理工具的研究,是在西方国家遭遇严重的治理危机的背景下兴起并不断发展的。政府治理工具的研究和运用,为我国社会管理及其创新提供了可借鉴之处。加强对政府治理工具的研究,将有助于改进社会管理方式,提高社会管理水平。     

《公共治理研究》青年学者论坛征稿函

<正>秉承“关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反映公共治理学术研究成果，促进学术交流”的办刊宗旨，《公共治理研究》拟于2022年下半年举办公共治理研究青年学者论坛。论坛将评选会议优秀论文，并设公共治理研究工作坊，邀请知名学者与优秀论文作者对话。入选论坛的优秀论文如通过《公共治理研究》评审，可优先刊发于《公共治理研究》。(一)论坛议题1.数字时代的公共行政与政府治理互联网、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将人类社会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数字时代。     

论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的构建——基于区域公共管理与欧盟经验

欧盟为打破国界阻隔、实现跨界区域协作治理,将中央政府、各民族国家间政府、地方政府及其联合体纳入区域治理的主体,这恰恰说明了区域公共问题的复杂性。从政治学角度看,区域公共问题的复杂性源于政治学中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即是"国家的公民"还是"公民的国家"这个问题之争。"国家的公民"意味着公民必须存在于国家之中,公民是国家的公民。而"公民的国家"则与社会契约的思想一道,表明国家对公民的强制已经被大革命所废除,人民重新掌握了国家。在现代国家中,这个问题往往表现为整体主义与地方主义之争,秩序与自由之争。     

论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科学内涵

当前,"治理"这个词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思维体系、话语体系和制度体系中的核心范畴;所谓"治理体系",是指国家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进行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它是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由政府主导、公民参与、社会协同的良性互动过程,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包括保障公民权利、规范政府行为、提高执政能力这三个最重要的治理系统,本文只阐述政府公共行为系统;所谓"制度现代化",就是一个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其制度文明的萌生、成长和成熟的现代化过程。     

绩效目标明晰下改革动力源搜寻:从“中心驱动”到“国家治理”体系构建

实际上,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国家治理"是一种改革哲学的更新,它的目标是为改革找寻持续性动力源泉。在"国家治理"中,大量的改革动力来源于企业与公民的互动、公民与公民的互动、公民与第三部门的互动,等等。由政府参与的治理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这是与公共管理中强调的"狭义治理"的根本不同。如果国家治理扩展,它就是趋向善治的改革;如果国家治理无限扩大,那就是政府的消亡,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就此而言,国家治理可以简化描述为"为改革寻求多方动力的探索,它趋向善治,假以时日,则走向共产主义",这是我国改革中关于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关系的一次重新设计,是一种新型的改革总体规划,而非仅限于对政府管理的规划。     

电子治理的概念特征、价值定位与发展趋向

电子治理是基于电子政府、电子社会发展的一种治理形态或治理阶段,是传统治理的阶段性跃升状态。中国的电子治理既有着国际趋同的共性与共识,又有着自身鲜明的治理特征,这在核心理念和价值定位上表现为电子治理与国家治理、公共管理改革、电子政务,以及民主等重要概念与实践之间的关联与互动。中国电子治理的实践领域主要集中于"互联网+政务服务"、智慧城市、政务公开与政府数据开放、网络监督与反腐败等方面。在未来,电子治理需要持续关注和解决电子治理的体系建设、多元主体下电子治理的责任机制问题、网络与信息安全、在电子治理中引导社会合理预期,以及电子治理的全球化等重要问题。     

平台型政府：作为一种政府形态的理论构建

既有研究大多数从外部技术变迁的角度,将平台型政府视为适应平台经济发展、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持的政务服务平台,忽视了平台型政府作为一种政府形态的范式转型特征及其理论机制。基于权力结构、核心职能、资源分配机制三个维度的比较分析发现:区别于公共行政范式、新公共管理范式和新公共治理范式,平台治理范式将政府定位于助推自身与市场、社会、个体互动、协商、协作的平台构建者。置于中国公共治理的实践场景,平台型政府成为新技术条件下党政融合的国家治理体系,通过搭建开放共享平台吸纳多元主体参与,解决跨界公共治理问题,提供更好公共服务的政府形态。平台型政府概念可以构成中国公共管理实践之于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理论贡献。     

现代大学治理:政府、大学与社会关系的厘定与重塑

现代大学既是政府与社会力量交汇的场所,也是政府与社会分离对立、互嵌交错和有机互动的一个"公共空间"和"治理平台".百余年来,政府、社会与大学之间复杂的动态关联始终是导引和影响中国大学改革发展的基本线索与核心问题.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呈现出基于合作主义精神之"强政府—强社会"的逻辑走向,政府应该致力于创造公平竞争环境,规范学校办学行为,提供优质信息服务;大学则应集中于功能重组和使命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