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与刑法关系的再思考——以“价值分析”为视角

刑事诉讼法与刑法的关系即诉讼法与实体法的关系,一直是学界热议的话题。刑事诉讼法除了作为实现刑法目的的工具以外具有独立的价值,但在司法实务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刑事诉讼法对于刑法的独立价值的揭示和澄清,有助于我们在观念上重视程序,实现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统一。     

价值指引下的刑法解释——以罪刑法定原则为视角

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内涵在于保护机能与保障机能的协调统一以及在此基础上人权保障之优先.由此决定刑法的解释应以合理性原则为基础性限定条件;以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为补充性限定条件.相应地刑法解释应采用限制解释、当然解释、扩大解释及作为价值补充的类推无罪解释方法.     

我国刑法规范中的海外华人人权保护问题——以国际刑法为视角

海外华人人权屡被侵害的问题，是我国刑事立法中必须予以考量的重要问题，应当参照国际刑法准则，参照我国签署、加入并施行的国际公约，修订我国刑法规范和其它法律法规，以更好地保护海外华人人权。     

论刑法的宽容性——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刑法在治理社会确实发挥其他法律手段所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刑法在严打中会不可避免侵犯罪犯的基本人权,是建立法治国家的绊脚石.因此,需要理性反思重刑带来的弊端,逐渐贯彻宽容、人道、科学的现代刑罚理念,使我国的刑罚观念上的方向从重刑主义向轻缓化和人道化发展.     

理性 良知 宽容 开明:我国刑法理念的世纪走向

本文汇集了刑法界的一系列新观点 ,较全面地反映出我国世纪末刑法理论的发展趋向     

对我国刑法中犯罪概念的反思——以外国刑法中的行为无价值和结果无价值为视角

我国《刑法》条文第13条规定了犯罪的概念,其中用"但书"的形式将社会危害性进行了定量规定,使得我们在认定犯罪时要考虑定性和定量两种因素。但是,如何以外国刑法中的行为无价值论和结果无价值论为视角,来理解犯罪概念、"但书"规定、犯罪的本质(社会危害性)、犯罪的形式要素(刑事违法性)以及犯罪构成则是本文将要涉及的问题。     

论刑法的价值核心在于公正

刑法的价值是刑法理论的核心问题。本文渊及价值哲学,对价值、法律价值、刑法价值的本义进行了深入地探讨,认为刑法价值的研究应着重探讨价值标准的应然,强调刑法的价值核心在于公正。     

刑法的谦抑性——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在我国的刑法条文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可忽略一些与刑法的谦抑性不符的规定,尤其是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后,出现了颇多争议。刑法的谦抑性,作为刑法的价值追求之一,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社区矫正性质的新思考——以最近刑法、刑诉法修改为视角

两高、两部的通知文件,对我国社区矫正进行了界定,我国社区矫正的性质可以从根本属性上、目的上、手段与方式上等多重角度凸显出来。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不仅在法律上明确了社区矫正,还在适用条件、执行上作出了相应规定。在此大背景下,社区矫正的性质有了新的内涵:由惩罚性向康复性、由实质目的性转向形式法治性、由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转向为犯罪学意义上的"社会工作"。     

刑事和解程序的刑法价值分析——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为切入点

公诉案件中采用和解程序并不影响刑事实体法价值的实现,相反它对传统刑事司法观念进行了巨大突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刑法理论与诉讼模式存在的缺陷与不足,有利于实现被害人利益与加害人权利、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以及公正与效率之间的平衡统一,对于刑法价值的实现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刑法中善意原则之检讨——以人本思想为视角

人性人道人权应在善意的引领下成为法律的核心价值内涵.法律对人行为的定性是一种价值评价,而这种评价的标准必须是一种善良的标准.人本思想应内化于刑法,人性本善应成为立法者的内心确信,人道的教育刑理论应作为刑罚支撑,而在人权保障方面应注重人主体的差异性与主观方面的道义性.在立法上主张善意的应然法思想,司法上主张法官的善意解释原则,刑法只有在善意原则的指引下,才能实现保障人权的法律追求,成为人类良知的法律保障.     

关于我国刑法追诉时效的思考

追诉时效的延长具有预防犯罪、保障人权、保证量刑制度的落实、实现法律正义等诸多价值,因而设立该制度很有必要.但我国刑法的规定存在着用语表述不当,过于严厉等缺陷,有必要进一步完善.     

金融安全刑法保护的价值思考

刑法对金融安全的保护主要出于功利性的价值选择.刑法在金融安全领域适用过程中存在国家利益与个人自由矛盾的尖锐性和协调的困难性.作为和平与安全的外在支撑,刑法的功利价值表现得非常出色,但是要达到实现正义的终极目的,相对温和的刑法公正价值需要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刑法理论与刑法实践的差异性——以梁丽案为例

在梁丽“捡金案”中,根据被害人陈述、相关证人证言和现场监控视频显示,并结合我国刑法理论,梁丽构成盗窃罪无疑,但是在实践层面,梁丽案却走向了不同的结果。刑法理论与刑法实践发生了严重偏离。刑法理论与刑法实践的差异性主要原因在于案件评判各方的逻辑起点与立场选择不同以及“媒体审判”倾向的存在。应当以证据事实为中心,将由证据构建出来的案件事实作为我们分析和评价的基点。同时,对待媒体的态度也应当进行调整。     

恢复性司法的正义价值——以构建和谐社会为视角

恢复性司法以其特有的冲突解决方式实现了传统刑事司法很难实现的社会效果,得到联合国的肯定与推广,也十分契合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但由于采取非诉讼和非刑罚的方式,加害人与受害人在冲突的解决中居于主导地位,颠覆了传统司法的国家主导及刑罚为主的模式,尽管具有良好的社会效果,但其公平与正义性却遭到质疑,成为在我国确立推行的障碍。辨析体现公平正义的传统刑事司法基本原则,恢复性司法的正义价值不容置疑。     

论刑法立法解释的不必要——以法律的不确定性为视角

随着从法律的确定性到法律的不确定性这样观念的嬗变,司法中心主义逐渐代替了立法中心主义。语言的开放性导致法律不确定性的必然存在,刑法立法解释不可能解决法律的不确定性所可能带来的弊端．刑法司法解释完全可以取代刑法立法解释,刑法立法解释没有存在的必要。     

社会与刑法的价值追求

刑法蕴涵着静态的法律规范和通过动态的法律运行环节而达到的某种秩序或状态的双重含义,前者表明了刑法的价值,后者强调的是刑法的某种价值追求。从对刑法价值已有的研究成果入手,将刑法的价值追求定位于和谐社会具有必然的合理性。刑法的价值在和谐社会的追求中得以统一,刑法的价值追求在和谐社会的追求中得以实现,通过刑法实现和谐社会的途径正是刑法价值追求的体现。     

论对特殊被害人的刑法保护—以我国刑法第254条、255条之规定为视角

所谓特殊被害人,即我国刑法第254条、255条规定的遭受打击报复、陷害等犯罪行为的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会计人员、统计人员等六种被害人员。当前,这六种人员在履行职责、维护正义、维护国家、集体、自身利益时,其中的部分人时常遭到打击报复、陷害,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得不到保障。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固然众多,然而刑法第254条、255条规定之缺陷为重要缘由,因为对特殊被害人的刑法保护在法律上主要体现为刑法第254条、255条之规定。因此,为加强对特殊被害人的刑法保护,尽快完善这两条已成当务之急。     

风险刑法本质论之解构——以传统刑法的建构基础为视角

风险刑法是应对社会不断增多的风险所形成的刑法话语体系,其对传统刑法的构造理论进行了革命性的颠覆,表现在行为结构的错位、法益内涵的虚置,以及责任主义的嬗变上,因而风险刑法的本质只是回应国民惴惴不安心情的社会治理的暴力工具,对于社会中存在的部分风险,或许其他部门法的规制会是一条相对合理的路径。     

国际法视野下中国反腐败刑法理念的时代反思——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一部好法律，其间所蕴涵的思想和理念的力量是巨大而深远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作为联合国历史上通过的第一部国际性的反腐败法律文件，克服了一些区域性反腐败文件的局限性，倡导了科学反腐败的理念和策略。形成了国际反腐败的准则，奠定了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基础。新的理念必将给我们宏观上的启示。并最终成为在各种具体制度上进一步加以完善的前提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