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对古典自然法思想到法律实证主义的萌芽——关于边沁功利主义法律思想的述评和检讨

边沁功利主义反对自然法思想,不仅批驳古典自然法思想的两个核心要素:社会契约论和自然权利,还批判了自然法学说自古希腊以来所坚持的法律命题:自然法高于实在法,违反自然法的实在法无效.法律实证主义萌芽于边沁的功利主义,并以分析法学的形态在方法论上继承边沁的功利主义,其实质是法律的科学化.现代社会风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随着人类社会高科技的发展超越了人类理性测度的范围,致使法律实证主义陷于"科学理性的困境".边沁功利主义为走出困境提供了重要的价值理性论题--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论马克思法学的二元论

马克思关于法和法律的理解是以本质主义方法论作为其方法论的。马克思在法与法的实现之间作了区分,形成了法的二元论:客观法与实在法,客观法是实在法的本质。马克思一生都持有法的二元论,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发生了变化:1837-1843年,马克思认为客观法是人类理性的本质;1843之后,马克思认为客观法是社会生产方式的本质。     

法与国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阐释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法的本质、法的起源与消灭、理性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关系、法与法律的区分等方面对法律观进行了阐释;从国家起源、国家职能、国家本质、国家的未来命运等几个方面对国家观进行了阐释;在法与国家关系上,他们认为:法与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法与国家都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法与国家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阶级社会中,是实现阶级统治的工具。     

法律权威来源的历史考察

对于法律权威来源问题,需要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加以考察。在西方文明进程中,宗教神学理念和独立的人类理性都曾被当做法律权威的主要来源。而就中国社会历史演进过程来看,伦理道德和专制君权是中国传统法律权威主要来源。随着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法律权威的来源愈来愈趋于多元化。可以认为,要想在历史和社会变迁中把握法律权威的来源,必须从主体性、时间维度和多元性三个角度对法律权威来源问题进行阐释和分析。     

批判的法律现代性与法律现代性批判

法律现代性问题的呈现是历史演进和知识形态变迁的结果。法律现代性作为一种批判性的理性工具,在其自我确证、自我展现的过程中,孕育了自己的对立面,弱化了自身的批判力。因此,重塑理性体系,恢复法律现代性的批判力,成为我们的历史使命。     

民法典背景下国际法一般法律原则的解构

国际法分为自然法与实在法两种范畴,这两种范畴对国际法的渊源进行了粗略的分类。归属于自然法的一般法律原则虽然具有抽象性和模糊性,但在国际法的实践中始终起上位指导作用,对国际法有着极为重要且独特的补充机能。需要从资源型要素、进路性要素和动因性要素三个方面全面理解国际法一般法律原则的内涵,并从法的渊源理论入手,结合较为成熟且与国际法有一定相似性的民法理论,具化国际法一般法律原则,增强其应用性与发展性。     

自然法--西方政治哲学中的一个具有本体意义的概念

抽象性、稳定性、本源性和生发性是政治哲学之本体应该具备的几个属性。自然法被认为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客观规范”,具有超时空的特征;自然法是许多政治学说的逻辑前提,包含着衍生出新的政治观念诸如理性和正义的要素,具有本体性。因而自然法是深入研究和认识西方政治、法律文化的一个基本层面。     

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构成要素研究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问题日益受到政府和社会关注。在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应该包含的五个基本构成要素中,监护事项国家决定法律规范、监护监督法律规范、亲权强制终止法律规范和国家代替位监护法律规范是构成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的核心要素,也是判断一国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发展程度的重要依据。     

论实在法与自然法的关系——与方孔先生商榷

《实在法原理——第一法哲学沉思录》的作者方孔先生将自然法看作一种客观规律。自然法是客观存在的,人们以客观中立的视角认识和发现自然法,进而指导实在法的制定。但实在法也有自己的能动作用,实在法在反映自然法时所产生的误差和物化偶然性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进而改变自然法的来源——现实社会。自然法与实在法是在一种互动中趋向统一的。     

对约翰·奥斯丁理论的反思和再审视——基于《法理学的范围》之解读

作为分析实证法学派的奠基人,约翰·奥斯丁主张将法理学的对象限定在实在法的范围之内,倡导分析性的研究策略,以此构建一门独立的法律科学。根据他的讲义内容整理的《法理学的范围》一书传递了他主要的法律思想。尽管奥斯丁理论的不完备性招致了后人的诸多质疑和批判,但是他在法律研究中的去道德化思路,对法律形式和权威结构中强制要素的侧重以及对功利原则政治作用的推崇,在当下仍然具有理论启发价值。从奥斯丁理论中理解、体会和反思他的问题意识和政治关怀,将对我们检讨当下的法治实践颇有助益。     

从规则主义到建构主义——以判文解释为视角

在司法实践中,我国一直坚持规则主义的法律解释观,这对于推进我国的法制建设和维护法制的权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无视实践中的判文解释,坚持规则主义的法律解释观也越来越暴露出其固有的一些缺陷,如过于注重法律的确定性和形式理性,而忽视实质理性和现实人权的保障等。而实践建构主义法律解释观更符合现实需要。建构主义解释不仅探寻法律价值所为何来以及人们在何种方式上达成共识,而且也将日常生活中混合了其他因素且不同向度的情感倾向容纳其中。     

公共决策中的理性:价值问题研究

本文尝试对公共决策过程中的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的含义、内容及其与价值的关系进行探讨,并提出理性面对不同层面的价值时有不同的反应、诉求和精神体现。工具理性在对待价值问题时所暴露出来的局限是其自身无法克服的,而且也给决策实践带来了诸多问题。     

论预期违约制度

我国<合同法>借鉴了英美法的预期违约制度,在第108条规定了预期违约制度.本文拟就预期违约的两种具体形态即明示预期违约和默示预期违约、它们的历史起源、构成要件、法律救济、相互区别、与不安抗辩权的关系及该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作一系统的探讨,并就有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以期裨益于对这一制度的理解和运用.     

公司资本信用悖论命题下的解读与思考

当目前公司法学理与立法在频频质疑坚持＂公司以资本为信＂的观念成为主流的立法指引时,傅穹教授首次提出了公司资本信用悖论这一命题。通过对这一命题的解读,不难发现具有合理性。这一命题对传统的法定资本制和资本三原则的正当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和质疑,也迫使学者对公司资本制的制度成因和理论假定进行反思和检验。     

论缓刑的法律性质--兼评缓刑考验期满后再犯罪成立累犯的合理性

缓刑在不同的刑事诉讼阶段所表现的主要特性是不同的,因而对其性质进行分阶段的界定也就有了现实的依据和合理性。从决定是否对犯罪分子宣告缓刑的意义上来说,缓刑有刑罚裁量的性质;从对犯罪分子具体适用缓刑的各项规定的意义上来说,缓刑又具有刑罚执行的性质。缓刑,兼具刑罚裁量和刑罚执行两重性质。在明确缓刑具有刑罚执行的法律性质的前提下,认定缓刑考验期满后再犯相应之罪的犯罪分子为累犯,就有了理论以及法律上的合理性。此种处置,从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角度来看,既符合中国社会重视行为人主观意志的现实,又能更好发挥刑罚预防犯罪的功能,也是符合我国现行刑事政策和法律规定的。     

关子再造学习型政府与社会科学发展的深度思考

学习型政府,是一切科学领导和科学发展的基础和前提。现代经济就是学习型经济,因此,领导者知识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质量。施行领导是一个知识的输出过程和知识的应用过程。只有在不断地学习先进知识的过程中,政府领导者才能不断地提升自己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后发优势是晚发型国家和地区的一种重要资源,但没有学习,就没有后发优势。建设学习型政府,就是一次政府组织的再造过程,也是对政府领导者素质的再造过程。     

侦查现代化论纲

侦查现代化是一个传统型侦查制度向现代型侦查制度转型和进化的历史过程,其根本精神要旨在于侦查程序制度的理性化。作为法制现代化研究的一个特定领域,侦查现代化研究通常有类型学、西方化、多元化三种范式。侦查现代化评价标准的导出语境是现代性理论有关理性精神的探索,作为现代性精神枢纽的三种理性历史范型,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交往理性分别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对侦查现代化的评价标准提出了各自的实证性标准要求。结合社会进化所提出的以目的为取向的回应型法律发展目标,侦查现代化的基本趋向将是一条回应社会、以实现社会秩序、安全和自由为方向的进化路径。     

欧盟涉外离婚法律适用的新发展——以《罗马条例Ⅲ》为中心

伴随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入,欧盟内部人员的跨国流动和社会家庭秩序的正常运转,要求成员国彼此间在涉外婚姻家庭冲突法领域实现统一化。以欧盟婚姻事项冲突法立法演变为出发点,以《罗马条例Ⅲ》的法律规定为中心,笔者着重探究将意思自治原则引入涉外婚姻家庭法律适用的合理性;并在现行规定的基础上反观惯常居所地这一连结因素的折衷性,试图思考理论层面可能浮出的疑难及其解决路径。     

论依法治国进程中的法律文化建设

在推进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 ,应当把法律文化的建设放在与制度变革同等重要的地位。文章分析了中国法律文化缺乏法治因素的原因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依法治国进程的负面影响 ;并对如何建设顺应建设法治国家目标的法律文化进行了探讨     

论公正执法的道德价值

人民警察执法越公正 ,其道德价值越大 ,反之越小 ;若不公正 ,则是负价值。道德 ,内在于公正执法 ;公正执法的过程即德化之过程 ;要确保公正执法 ,必须以德治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