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与公共管理的范式变迁

中国的经济转型意味着经济与社会关注的焦点从集体转向个体,个体所受到的激励以及个人潜能的发挥将成为经济演化的本源。如何更加合理有效地管理个体,这对传统的行政管理范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在转型的过程中,行政管理的领域、职能、手段以及所依赖的技术背景都呈现着一种演变,我们如何把握这种演变的路径,就成为我们探索新的行政管理范式的核心。以经济转型为背景,结合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个体特质的转变和宏观经济状况对政府管理的内在要求,研究并提出西方“新公共管理”理论在政府公共事务中运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解读公共行政学的范式转型

库恩关于“范式”的定义是一个科学概念,任何对它的误读都会引起对学科理解的混乱。威尔逊———韦伯范式以追求效率为中心,同时也并未完全忽视公平问题,它构成了传统公共行政领域的科学范式。新公共管理没有摆脱传统公共行政追求效率的目标,因而它并非真正的范式转换。     

从行政到管理——西方公共行政范式的变化

自80年代以来，在西方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中，公共管理(Public Management)一词正在日益取代公共行政(Public Adminstration)这一用语，以至欧文·霍佛斯认为．这表明了管理模式的一种变化。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已经过时。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的管理范式正在大行其道，代表了一种新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本文就这一管理模式的变迁谈几个问题。     

大数据技术与公共管理范式的转型

大数据技术嵌入社会科学研究并不仅仅是一种研究方法的改变,也并非如有学者所说的那样引起"计算社会科学"的兴起。众所周知,大数据不仅包括海量数据,还有类型多样的数据如结构性数据、半结构性数据和非结构性数据。而当今的社会生活所产生的绝大多数数据是非结构性数据,传统的数学和统计学方法是无法对这些数据进行计算的。因此,大数据技术与社会科学的结合实际上是一种思维的革命,也就是从传统的样本思维到全数据思维、从因果思维到相关性思维、从精确性思维到混杂性思维的革命。这种革命反映在公共管理上则是大数据技术推动了公共管理的范式转型,即:一方面,大数据技术从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公共管理思维、公共管理的绩效评估标准等方面都在重塑公共管理的理论范式。从这个角度来看,"大数据+"开创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技术、新方法、新思维。另一方面,大数据技术又使公共管理从"维稳"式管理变成服务管理,从维持现实秩序、强调管理流程变成强调数据管理,从事后应对性管理变成事前有针对性的预防性管理等。因此,大数据技术从形式到内容都在重塑公共管理的实践范式。不过,这还不是公共管理的定型范式,大数据技术以及未来的人工智能将继续推动公共管理范式新的革命。     

试论政府角色定位之理论范式的变迁及启示

政府角色是指在一定范围内充当社会公共权力主体的政府所具有的功能作用的人格化。政府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历来存在着广泛的争论,是一个亘古常新的话题。本文回溯了政府角色演进中的范式变迁,通过吸收有关政府角色理论中的合理因素,为我国政府的角色塑造提供理论借鉴。     

从官僚制行政到民主治理:公共管理范式转换的再思考

范式理论自引入社会科学领域被广泛应用,公共管理领域尤其如此。官僚制行政范式始于理性官僚制和政治行政二分理论,随着古典行政原则的确立达到顶峰。新公共管理是该范式的突破和分化,而民主治理则是公共管理范式的转换和革命。民主治理兴起的直接动力是源于改革和救助官僚制这朵"恶之花"的需要。但在更深层次上,民主治理是议会制民主的超越和代议制民主的补充,涉及民主政治和公共行政的调适和相容性问题。     

西方公共行政学范式演进的新视角--从"行政国"到"管理国"

传统的公共行政范式遭到了外部环境越来越严重的挑战 ,新的管理途径 (managerialapproach)应运而生并迅即扩展至各国公共部门改革之中。有学者认为 ,公共管理是对原有公共行政模式弊端的一种“扬弃” ,并必将取代传统的公共行政途径。     

超越风险和灾难:新世纪中国行政管理范式需要生态转型

面对新千年以来不断增加的技术、环境风险甚或生态灾难、社会冲突，中国行政管理范式需要谋求一种更具安全性的转型。其逻辑在于用更注重协调平衡、总体稳定和可持续性的生态理性修正长久以来单一的经济理性。这种贯彻生态理性的行政管理范式对新世纪背景下中国所面临的主要议题和建设实践有着较强的适应性，具体表现在新范式适应当前国内新安全议题的本质要求，适应科学发展观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适应国内生态文化建设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转型、政治发展的要求，适应中国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塑造建设性和负责任大国形象的要求。这种新范式的推行还面临着重大挑战，首要问题在于如何实现环境议题的主流化甚至政治化，建构一种适当地整合环境价值的政策分析方法，建立全社区或社会层面的环境教育与环境培训机制。     

从“批判”“引领”到“治理”:泛娱乐主义思潮批判的范式转换与经验启示北大核心

泛娱乐主义思潮是一种极具隐蔽性与危害性的非主流意识形态,自产生以来便引发了学界的关注与批判。批判范式历经由“批判”到“引领”再到“治理”的转换,这种转换主要源于:应对泛娱乐主义思潮复杂性、综合性的内在要求,解决单一批判范式应对泛娱乐主义思潮乏力的客观需要,以及构建泛娱乐主义思潮系统性治理体系的必然选择。通过梳理分析泛娱乐主义思潮批判范式转换的历史演进脉络与内在动力,可得出以下经验启示:重视“谱系”问题研究,深化泛娱乐主义思潮学理批判;实时监测,加强泛娱乐主义思潮批判理论与实践融合发展;综合借鉴,加速泛娱乐主义思潮批判向“治理”范式转换。     

从工业化就业到数字化工作:新工作范式转型与政策框架

基于市场机制演进的必然性与数字技术赋能的可行性,作为外生冲击的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从工业经济就业范式向数字经济工作范式的转型,这种新工作范式主要体现在从组织型就业向自主型工作转换,从集中型就业向分布型工作转换,从单一型就业向多元型工作转换。新工作范式推动了新工作政策框架的形成发展与优化完善,新工作政策框架主要着力于创造更加稠密的工作市场和促进更加便利的工作匹配,着力于包容更加多元的人力资本关系和提升更加专业的工作技能,着力于提供更加普遍的社会保障和保护更加全面的工作权利,从而能够真正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从马克思恩格斯到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研究范式的转变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不是"意识形态"概念的创始人,但他们无疑是意识形态现代话语的开创者。虽然恩格斯晚年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出现了变化,但他们基本上是将意识形态作为观念来展开他们的话语的。在他们之后,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谱系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谱系,没有人超越这种研究范式。直到阿尔都塞,他经由葛兰西实现了意识形态研究范式的转变,即将意识形态的理解由人的思想观念转向了社会结构和实践结构等物质性的存在。本文虽然不赞同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作为物质性存在的思想,但认为这种研究范式暴露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两个框架性问题,同时,在意识形态的研究域及其微观运行机制方面也超越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行政学的“范式转变”:争论、澄清与启示

围绕行政学的"范式转变"问题,国内外研究者展开了争论,并形成了迥异的观点。从库恩的范式理论出发并采用历史分析法考察行政学的学科发展史,可以发现,在行政学的学科发展中并未发生"范式转变",公共管理也不是一种新的学科范式。行政学"范式转变"的争论给予中国行政学研究的启示是,应在学科发展中实现由行政管理学范式向公共行政学范式的转变。要实现这种范式转变,需要明确中国行政学研究的科学共同体信仰,界定中国行政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加强对行政"公共性"的研究,构建中国行政学的研究方法体系,并从理念、体制和机制三个层面,通过学科范式转变带动政府治理实现由传统的"管理行政"范式向"服务行政"范式的转型。     

人本领导: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选择

人本思想古已有之,但那时却更多地烙上了工具性标记。以人为本作为人本思想的本质,是人的目的与手段的统一。从“政本”(或“邦本”)到“人本”的转变,是统治演化为领导的根本标志。人本领导在其价值观、权力观与服务观的假设上,与传统领导理论有根本性区别。人本领导是领导理论创新、积累并推动和谐社会实践变革的结果。     

社会参与治理下的公共政策范式研究及启示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变革时期,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方面的改革正在深入推进,政府的公共政策范式也必须顺应时代的发展和改革的进程而发生转变。过去政府高权下的政策范式已经逐渐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取而代之的应该是社会参与的公共政策范式。主要探讨了社会参与的政策范式的内涵、特征以及在这一政策范式指导下可能遇到的问题及其优化路径。     

新公共管理范式转换的哲学视角

从哲学视角透视新公共管理范式的转换,历经了从封闭的本体论范式到方法论范式的转换,从非人格化到人格化的转换,从过程功利主义向结果功利主义的转换。在新公共管理范式的产生和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需要引起关注。     

领导与管理的联系与区别

领导与管理，既有联系，也有很大区别。领导是在一定的组织内率领和引导人们朝一定方向前进的指挥者；管理者是在组织中承担各种管理职能，从事管理工作的人。     

从革命到建设:我国公民政治参与范式转换的基本取向

革命型政治参与范式,是70年代末以前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基本形态和主旋律.改革开放以来,这种传统政治参与范式正在被建设型政治参与范式取而代之.明确这种转换并促进其发展,是中国政治生活向更高层次迈进的标志之一.     

党性与人民性结合范式的时代转型

党性与人民性结合的理论根基和历史依据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彻底的科学精神和伟大的人文精神。公开申明党性与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重大贡献,也是中国共产党优于其他政党的本质确证和表征。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性政治实践标志着党性与人民性结合范式的时代转型,其特征主要包括:党的战略转型与人民主体扩容相统一、党的核心价值导向与人民多样价值诉求相统一、党的正确主张和人民自觉行动相统一、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统一、社会公平正义与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相统一。     

柔性领导组织文化管理行为机理研究

本文是在以往柔性领导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应用性研究,对柔性领导的组织文化管理过程的机理进行了探讨,指出柔性领导是以人与组织的适配为中心,从组织气氛管理入手通过非权力影响力和组织关系网络管理实现组织文化管理的过程,尝试为柔性领导理论的研究者和实践者提供理论支持.     

当前乡村治理法治化研究范式的检视及转型研究北大核心

乡村治理法治化研究主要有国家主义、本土化、新制度主义、现代化等四种范式。虽然各有特点和优势,但是这四种研究范式过于注重从宏观层面分析国家、社会元素在乡村法治场域中的张力逻辑,强调乡村作为"国家治理单元"和"基层社会自治单元"的二元属性,在分析理路上存在明显的限度。基于此,在对四种研究范式进行检视和整合基础上,结合当前城乡一体化发展趋势,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研究范式,从国家——社会的中观层面考察城乡融合演进的上下、内外因素,并以城乡融合作为分析视角,对新的研究范式做出尝试性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