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者在网络交易平台责任中的地位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规定的消费者通过网络交易平台购买商品致害的侵权责任规则中,忽略了另一个责任主体即缺陷产品的生产者,同时也还存在仓储者、运输者等第三人为责任主体的情形,因而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在承担了不真正连带责任之后,还有其他可以追偿的责任主体,成了不真正连带责任之间的并合问题。将产品责任规则应用到“互联网＋交易”的责任规则之中,消费者在网络交易平台购物致害,可以向生产者、销售者请求赔偿,在约定条件和法定条件具备后,向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请求赔偿;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生产者、销售者以及仓储者、运输者等第三人进行追偿。     

论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的民事法律责任

目前我国法律关于网络服务平台提供商的义务并无明文规定，各种纠纷发生后其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如何认定亦是法律上的一个难题。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在性质上是独立于交易双方的中介，其通过平台的技术支持，实现交易的自动完成。因此，对于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不能完全套用现有的法律进行规制，应当根据其自身的特点设定其应当承担的法律义务及法律责任。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对于注册用户之间的交易纠纷应承担过错责任。     

网络空间治理中的政府责任——基于多主体互动视角

网络空间治理中存在政府、私营部门与社会组织三大主体,政府基于权力理性扮演着网络空间法规秩序构建者的角色,私营部门基于利润理性扮演着网络技术制度的构建者与自我规制者的角色,社会组织基于价值理性扮演着网络价值标准的制定者和社会监督者的角色。三者互动,共同推动网络空间有序化发展。政府在网络空间治理中的核心责任是通过法规治理寻求网络产业较快发展和网络空间安全有序之间的平衡,因此,通过构建政府的平台治理模式,根据议题属性,区分政府介入治理的程度、强化主体之间的协同、注重事前预警而非事后惩罚、提升政府官员综合网络素养等途径强化政府在网络空间治理中的责任,不仅有利于改进网络发展环境、兼顾网络发展中的公平问题,而且有利于限制私营部门私权力的扩张,保障网络空间国家安全。     

恐怖主义网络舆情综合治理：理念、原则与体系

恐怖组织和境外敌对势力常以"人权"问题为由头,利用网络最大化制造我国反恐负面舆情,进行网络渗透和攻击。这容易在网络空间形成复杂的舆论场域,陡增政府治理的难度。而传统舆情控制模式又掣肘了现代化舆情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这涉及恐怖主义网络舆情的综合治理问题。对此,我们应从治理理念、原则和体系等方面一并加以解决:在治理理念上,将网络舆情治理嵌入国家治理体系中,实现以"政府职能为中心"治理向以"人民为中心"治理转变、模式环境从管理向治理转变、治理关系由分立并行向互动协作转变、治理手段由单纯刚性向刚柔并济转变;在治理原则上,坚持及时准确、公开透明以及协同治理原则;在治理体系上,构建网络舆情综合治理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应对决策机制、信息共享体系、多元化主体的协同治理体系与全方位的监管体系,进而构建恐怖主义网络舆情的综合治理体系,提升政府的综合治理能力,推进恐怖主义网络舆情治理的现代化。     

作为公共问题的“脱单”与“脱单”中的政府责任——基于需求溢出理论的分析

在我国老龄化加深和人口增长率下降的背景下,适龄单身男女的“脱单”问题已成为一个亟须政府介入的公共问题。之所以如此,一是由于婚姻自由权作为基本人权需要政府创造条件予以保障;二是由于“脱单”问题关乎人口生产、社会保障、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等重大公共问题;三是由于政府拥有其他治理主体所不具备的治理资源和治理能力,能够弥补其他主体在“脱单”治理方面的不足。而“脱单”治理问题本质上是为了解决特定群体的择偶难的问题。为此,政府应找准介入“脱单”问题的角色定位,通过出台助婚政策和营造宜婚环境,为适龄单身男女的“脱单”创造更适宜的条件。     

社会资本:治安治理的一种研究方式

当前中国的治安治理实践客观上存在着警察失效、市场失效的问题,基层社区参与治安治理并与政府、市场等主体良性互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些难题。这种治安治理结构的确立需要社会资本理论的支撑。社会信任是政府治理的支撑点,规范的建立是保障治安治理有序的前提,基层社区参与网络的建立有利于治安治理行为的优化。通过改革优化政府机构、完善立法、发展市场化治安组织和加强社区建设,可以为治安治理效果的提升提供路径选择。     

网购行业信用自律与政府监管以及最终目标

本文以占市场份额第一的网络交易平台(淘宝网)的交易信用评价系统为例证,通过分析网络交易信用评价体系的自律现状,发现了其存在的"负外部性"、"信息不对称"、"不正当竞争"等问题。针对这一信用评价缺陷导致的问题,应在该行业自律的基础上加强政府监管,并以建立和健全杜会信用体系为最终目标,从而实现电子商务活动的长久发展。     

论网络政治视阈下当代中国的政府治理

在当代中国,网络政治的发展给政府治理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一定的挑战。这些挑战既有技术上的,也有制度上的。增强网络政治视阈下当代中国政府治理的有效性,必须构建以法律制度、基础设施、网络政府为基础的,以政府治理为核心、多中心的治理模式。     

网络平台私权力的失范与治理

网络平台已经深入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与此同时，相关问题也进入公共讨论视野。网络平台私权力的失范问题尤其突出，干扰了公权力对网络空间的有效治理，也损害了用户、经营者等私主体的合法权益。同时，立足于“政府—平台”二元参与的治理模式在解决私权力失范问题时表现出不足。对平台私权力失范的成因与特点分析显示，政府治理在网络空间技术壁垒面前的“水土不服”与网络平台兼具公有性与私有性的矛盾，是私权力治理困难的症结。平台运行呈现出多主体参与的特点，因此对其治理也应该发挥各个主体的优势。用户是平台经济最广大、活跃的参与者，提升用户在平台治理中的地位与参与程度，建设多元主体、多方合作的治理模式，将为平台治理提供有益补充与完善。     

网络交易正外部性的经济法激励探讨

网络交易市场作为新兴的市场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网络交易的正外部性也越来越明显,正视网络交易带来的正外部性关系到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为了激励网络交易的正外部性,需要不断创新经济立法,在坚持网络交易国家适度干预、网络交易法定性原则的基础上,不断提高网络交易的经济效益、提升网络交易的经济公平。从税收法律制度、监管法律制度、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以及网络交易平台法律制度等方面完善我国网络交易的立法,进一步激励网络交易的正外部性。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债务风险治理的私法向度简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的设立是政府的一种行政私法行为，即行政主体为了达到公法上的目的而从事的私法活动。投融资平台公司功能的充分发挥吁求政府进行弱行政化治理，赋予平台公司更多的市场自主性，促使投融资平台公司在参与市场竞争以及承担政府职责之间寻得平衡。国发[2010]19号文件创设了清理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的有益机制。借由公司法以及担保法等民事立法向度，我们可以寻觅到治理地方政府违规担保、债务主体不明、滥发企业债券、混淆企业债务与政府债务等问题的路径，进而构建防治债务风险之体系。     

铜仁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建设探讨

转变政府职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立统一规范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对于增进公共资源交易透明度,加强对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监管,从源头上预防公共资源领域腐败行为,具有重要作用。如何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在整合现有招投标等交易平台基础上,建立统一规范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创造公开、公正、公平的交易市场竞争环境,已经成为有形市场发展的新趋势。研究探讨铜仁市如何按照中央要求,积极进行统一规范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网络舆论生态系统内在机理及其治理研究——以网络政治舆论为分析视角

网络舆论生态系统是由网络舆论环境、网络舆论主体和网络舆论规则体系所组成的相互联系、协同发展的人造社会生态系统.网络舆论生态系统具有自然生态系统与人造社会系统双重特点,网络舆情主体之间、网络舆论主体与网络社会环境、体制外网络舆论主体与政府、网络社会环境与网络舆论秩序四重互动机理决定网络政治舆论生态的运作.网络舆论生态系统内在运作机理的不平衡是严重的网络舆论生态问题,其治理的关键是提升政府网络话语能力,增进政府与网民的相互理解.     

新时代“数字政府”改革的机理及趋向——基于广东的实践

"数字政府"改革意义重大且受到诸多因素影响,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政务云平台的效能有待进一步强化;多主体参与"数字政府"改革的情况不佳;网络安全监管相对薄弱等。这些问题的成因主要是理念陈旧、数字治理平台建设不足、相关法规不完善以及数据共享互动能力不足等多个方面。为此,必须加大宣传力度,建立数字治理队伍,完善规章制度,强化多元参与。     

政策网络与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内在机制

政府治理能力体现在政府运用公共政策进行社会治理效力。政策网络开辟了中观研究视角,成为制度研究和行为研究之间的纽带,也超越了多元主义视角研究的局限,构建的是政党、政府、市场以及社会的多维互动机制,可以重新审视政府治理能力问题。在政策网络视阈,政府治理能力受到政策网络中各主体协同互动程度和政策网络开放程度的影响。提升政府治理能力,通过"政策学习"提高各主体间协同互动程度,解决政策执行"中梗阻"现象;通过扩大政策网络开放程度,解决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现象。     

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著作权侵权责任问题研究——中国经验的检讨与反思

随着我国网络购物市场规模的迅猛扩张,涉网络交易平台的著作权侵权纠纷与日俱增.为此,本文梳理了我国所有相关民事判决,并对司法实践认定平台提供者著作权侵权责任中的重要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立足于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网络用户与权利人之间利益的协调与平衡,我国应引入间接侵权责任概念、谨慎适用避风港原则、适当加重平台提供者的事前审查义务、导入相关刑事责任,并从技术支撑等方面探寻根本出路.     

网络交易信用炒作行为的刑法规制

网络交易信用炒作行为在法律性质上主要表现为对消费者的欺诈侵权,对网络交易平台的违约和对正常网络交易主体的不正当竞争,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目前尚不能用非法经营罪对其进行规制。通过修改完善前置性法律,颁布司法解释或修订刑法的方式将信用炒作行为作为新的违法类型纳入刑法评价范围是理想的规制路径。     

城市治理创新视角下的网络理政平台建设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网络理政是在实践中发展而来的较新概念,是互联网时代提高城市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与发展更早的网络问政相比,网络理政更加突出主动性和大数据分析等现代城市治理方法。以成都市网络理政平台为研究对象,分析地方政府网络理政平台的基本架构,梳理网络理政平台的运行成果,由此得出推进网络理政、提高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主要路径。     

网络群体性事件中地方政府治理的应对策略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网络为人们交流信息、传播舆情带来极大便捷。每个网民的即时发声、自由表达对政治领域的渗透和影响越来越大,网络民主监督的作用也日益突显;然而,互联网也随之带来了诸如网络炒作、网络谣言和网络暴力等问题,这些都有可能被利用从而引发网络群体性事件。本文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入手,指出网络群体性事件对地方政府治理的挑战,并分析挑战的成因,最后提出地方政府治理的应对策略。     

政策网络视阈下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内在机制

政府治理能力体现为政府运用公共政策进行社会治理的效力。政策网络开辟了中观研究视角，成为制度研究和行为研究之间的纽带，也超越了多元主义视角研究局限，构建的是政党、政府、市场、社会多维互动机制，可以重新审视政府治理能力问题。在政策网络视阈，政府治理能力受到政策网络中各主体协同互动程度和政策网络开放程度的影响。要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需要通过“政策学习”提高各主体间协同互动程度；通过“政策社群”提高政策网络的集成程度；通过“资源均衡化”扩大政策网络的开放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