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检察一体化背景下社会支持体系研究

科学完善的社会化支持体系是降低未成年人再犯率以及帮助涉罪未成年人彻底告别犯罪回归社会正常生活的重要保障。但是,目前我国对未成年人矫正帮教的探索起步较晚、专业化程度不高、各司法机关规定的处置措施缺乏有效衔接、全国各地社会支持体系发展不均衡、社会资源配置多元化和碎片化。为此,检察机关需要发挥对涉罪未成年人案件"捕、诉、监、防"一体化保护和监督职能,发挥家长在未成年人复归中的积极引导作用,采用合适保证人制度以及联合各司法机关、社会组织团体共同构建涉罪未成年人的社会支持体系。     

警察职能视野下的涉罪外来未成年人管护

涉罪外来未成年人的权利保护是少年司法的重要内容,对涉罪外来未成年人进行管护是公安机关义不容辞的职责。借鉴国外相关制度,公安机关可以在建立、健全侦查阶段程序分流机制、再犯罪风险评估机制、社会调查制度、多元化教育机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警察职能,构建涉罪外来未成年人的管护机制,完善少年司法制度。     

涉罪外来人员适用强制措施实证研究

外来人员犯罪已成为经济发达地区比较突出的问题，与“本地人”相比，对外地犯罪嫌疑人普遍采取逮捕等羁押性强制措施。2008年以朱，无锡检察机关针对这种司法不公现状，率先在全国建立涉罪外来人员管护教育基地，为涉罪外来人员取保候审、判处非监禁刑、落实矫正帮教创造有利条件，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同时，调查发现管护教育基地实践工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     

藏区涉罪未成年人异地帮教制度研讨——基于实证的考察和分析

建立和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是中央司法改革方案的重要内容。通过对A检察机关藏区涉罪未成年人异地帮教的实证分析,可以深入了解藏区涉罪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来源与特点,准确把握异地帮教难题的原因,从而为构建和完善藏区涉罪未成年人异地帮教制度提供现实样本和实践依据。藏区涉罪未成年人异地帮教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恤幼"思想及西方国家的"国家亲权"理论。藏区涉罪未成年人异地帮教制度存在难以有效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和帮教模式单一导致未成年人普遍具有抵触心理等问题。藏区涉罪未成年人异地帮教制度的构建,需要强化异地亲职教育,督促法定代理人肩负起监护职责和建立异地适格被委托人监护模式;需要完善异地社会化帮教机制,帮助藏区涉罪未成年人回归社会;需要完善和细化异地帮教协助机制;借助对口援藏工作,深化和落实异地帮教。     

论涉罪未成年人心理辅导机制的构建

恢复性司法程序是近年来西方国家倡导的用以替代刑事审判的刑事司法新模式.其核心理念与我国“教育、感化、挽救”涉罪未成年人的刑事司法宗旨如出一辙.然而,单纯的恢复性司法程序偏重社会关系的修复,而忽略了对涉罪未成年人内在思想的修复及外在行为的再社会化,因此未从根本上化解其不稳定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将心理辅导机制纳入恢复性司法程序的具体实施中,能够更好地帮助涉罪未成年人形成健康心理、顺利回归社会.当前,对涉罪未成年人的心理修复已具备可行性,但尚未达到理想效果.因此,需从参与主体、流程设计、辅导形式等角度进一步构建未成年人心理辅导机制.     

新刑事诉讼法框架下未成年人社会观护制度的深化和完善

对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观护工作中如何落实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附条件不起诉程序中的监督考察及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等问题是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值得探讨的课题。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丰富、完善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但传统司法体系制约、体制构建缺失、流程设置模糊,是贯彻实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面临的突出问题。近年来,上海检察机关立足未成年人刑事检察职能,积极推动涉罪未成年人社会化帮教矫正,探索建立以专业力量为依托的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观护体系,实现了工作模式专业化、帮教力量社会化、观护体系全覆盖。     

涉罪未成年人家庭功能失调问题研究——以北京市X区为例

对2018年北京市X区33位涉罪未成年人及其所在家庭的调查发现涉罪未成年人的家庭功能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失调现象。主要表现为家庭角色失调、亲子沟通不畅、家庭解决问题能力弱、情感反应与介入不足、家庭监管不力等。进一步探讨发现引起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家庭结构残缺、家庭教育不当、家庭环境恶劣。解决涉罪未成年人家庭功能问题需要家庭增强角色认知,转变教育理念,及时纠正未成年人认知行为偏差。同时社区应拒绝标签化,承担起对困境未成年人的社会责任。国家应以立法来明确家庭对未成年人的监督教育职责,用政策推动亲职教育的普及与体系完善。     

刑事诉讼中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研究

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一章中规定了社会调查制度。它是坚持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政策的需要,是出于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殊性的需要,是更好地保护涉罪未成年人的需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是总结犯罪规律,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需要。社会调查制度应坚持全面、客观公正、全程的调查原则。社会调查主体专业、调查内容全面、真实、客观公正和审查判断的规范,是构建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基础。     

浅析社会调查制度在未成年人审查逮捕程序中的适用

经过三十余年的探索,我国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目前该项制度已经成为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为司法机关判断涉罪未成年人社会危害性、开展教育矫治等方面提供重要依据,但其在审查逮捕程序中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鉴于此,为有效贯彻“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应当明确公安机关为社会调查启动主体,完善并统一社会调查内容,引入风险评估机制,科学评价涉罪未成年人社会危险性。     

未成年人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的 现状调查

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是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一项原则要求。检察机关对这一规定的落实情况总体较好，有的地区还进行了一定的改革创新，未成年人逮捕数量逐步下降， 非羁押比例整体上升。调查也发现一些问题有待解决。应当实现审查逮捕阶段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全覆盖；完善逮捕社会危险性证明和审查评估机制；落实对被逮捕未成年人的分押分管和分别教育原则；加强对被逮捕未成年人的羁押必要性审查； 完善未成年人非羁押的家庭监护和社会支持体系。     

论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司法化构建

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是少年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载着刑罚个性化、犯罪预防等多种功能,为司法机关对涉罪未成年人准确定罪量刑、教育矫正提供了科学依据。目前,该项制度已被新刑诉法正式确立,并由各地司法机关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但目前实践中尚存在着社会调查主体多样化、报告属性定位不明、内容单一流于形式等问题,阻碍了社会调查制度的价值实现。因此,有必要建立一套社会调查的司法化制度,更好地实现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挽救的目的。     

社会支持理论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中的应用——以上海闵行区为例

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特殊的社会地位使其需要更广泛和深入的社会支持。社会支持理论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中的应用研究,不仅是影响未成年人在社区矫正过程中的身心发展和再社会化的重要因素,而且能为优化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当前,上海闵行区涉罪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面临着矫正人员不足,情感抚慰缺失,支持结构匮乏等一系列问题,控制和减少未成年人再次犯罪,实现社区矫正目的,需要整合社会资源,调动社会成员的参与性,从物质与情感等多方面提供社会支持。     

描述、解释和预测: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三重使命

刑罚个别化及国家亲权理论,协同相关的法律规定,为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制度保障。作为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一项重要制度,社会调查贯穿涉罪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整个过程。然而,由于社会调查的目标不够明确,执行缺少规范,导致社会调查报告的形式和内容多样、水平不一。因此,要树立调查报告的权威,应努力在社会调查报告中完成描述、解释和预测三重使命,推动制度与实践的良性循环。具体而言,第一要从横向和纵向的角度对涉罪未成年人越轨的风险性因素和保护性因素进行现实的和历史的、个体的和社会的描述;第二,将其生活经历和生活环境状况中的具体因素与其越轨行为建立起联系,解释其行为发生的原因;第三,根据以上资料,对涉罪未成年人的社会危险性进行评估,预测其犯罪行为再次发生的可能性。在综合以上内容的基础上,为司法机关进行定罪量刑提出建议。     

涉罪未成年人观护制度探索北大核心

未成年人犯罪是世界三大公害之一,如何有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使其顺利复归社会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为此,域外一些国家建立了较为成熟的涉罪未成年人观护制度。相比而言,我国虽然对涉罪未成年人观护制度的实践早已展开,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对这项制度还缺乏整体性制度安排,存在专业观护人员匮乏、观护对象范围过窄、观护系统性缺乏、观护机构与其他部门合作不力、考核方式不完善等一系列问题。因此,需要参考域外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的现状,构建以少年司法体系为基础、以独立的未成年人观护机构为支撑的未成年人观护制度。该制度须有效依托公检法系统、专业司法社工和社会力量,为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提供支撑。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路径研究

对未成年人采取司法保护措施既是由未成年犯罪本身的性质所决定,又与我国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密不可分.未成年人司法在关注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同时,更要关注行为人本身.需要遵循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原则,为未成年人提供全面、系统、综合的司法保护,同时也离不开对未成年人采取一系列全方位的保护措施.在未成年人尚未实施犯罪行为但是存在不良行为或者严重不良行为时,要采取预防措施,注重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和矫治,尽可能避免其实施犯罪行为;在未成年人已经实施了犯罪行为时,要采取应对措施,根据具体情况依法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未成年人已经接受相应的处罚之后,要采取适当的救济措施,帮助涉罪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     

涉罪未成年人观护制度探索

未成年人犯罪是世界三大公害之一,如何有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使其顺利复归社会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为此,域外一些国家建立了较为成熟的涉罪未成年人观护制度。相比而言,我国虽然对涉罪未成年人观护制度的实践早已展开,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对这项制度还缺乏整体性制度安排,存在专业观护人员匮乏、观护对象范围过窄、观护系统性缺乏、观护机构与其他部门合作不力、考核方式不完善等一系列问题。因此,需要参考域外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的现状,构建以少年司法体系为基础、以独立的未成年人观护机构为支撑的未成年人观护制度。该制度须有效依托公检法系统、专业司法社工和社会力量,为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提供支撑。     

对未成年人出罪的反思

相关司法解释对未成年人的一些轻微犯罪行为作了出罪的规定,但规定的出罪标准不同,也没有相应地规定未成年人出罪后的惩戒和教育措施,不利于司法实践和未成年人的教育改造。文章就此提出了完善未成年人出罪法律制度的建议。     

检视与完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之再探索——以W市涉罪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为研究对象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汲取了多年来的探索经验,在法律层面上设立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2019年年末通过的《社区矫正法》第18条赋予了社区矫正决定机关调查评估的权利。各地司法机关也在不断地进行积极有益的尝试。但对W市2017年～2019年涉罪未成年人案件的研究中发现司法机关在运行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中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调查主体多样化、调查内容欠规范、报告质量不达标、缺少异地社会调查及调查报告的法律地位、调查员的诉讼地位不明确等问题。解决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存在的问题就需要司法机关完善和规范调查报告的收集、审查程序,明确调查的主体、内容和形式,同时要提升社会公众对社会调查的理解和支持。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社会调查材料的法律性质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对涉罪的未成年人,司法机关可以就其成长环境、教育环境、家庭监护条件等情况进行调查。由于社会调查材料在实践中适用的广泛性和混乱性,学界和实务界对此的认识比较混乱,有"品格证据说"、"鉴定意见说"、"量刑事实说"、"法庭教育材料说"等观点。本文意在剖析社会调查材料的本质,挖掘其特有的诉讼价值,以期更好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浅议未成年人监护制度

健全未成年人监护制度,有助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发生。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存在诸多问题,应完善监护人法定责任,设立专门监护机构,建立监护监督机构,完善涉罪未成年人家庭监护与社会观护的衔接制度。